红与黑*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匪色想象

罗 维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红与黑*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匪色想象

罗 维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十七年文学出于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捍卫,对土匪的想象缺少了民国时期作品的丰富性,其匪类叙事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匪色想象的绝对控制和规训。然而传统英雄侠义观的根深蒂固以及古典英雄传奇叙事模式的影响使匪色想象逸出意识形态的控制,塑造了新的类型形象——具有匪性气质的革命英雄人物。同时在十七年文学中还存在一个异数——那就是诗人郭小川的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它体现了逸出秩序之外的个性化匪色想象,也使诗人因此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

匪色想象;革命意识;形态规训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革命在全国大陆取得了基本胜利。新的政权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如何使民众对于新生国家及其政权迅速产生认同。“正如卢卡奇所宣扬的,无产阶级在夺取全面胜利之后,面临着一个重写历史的伟大任务,即以刚刚获致的合法性身份,彻底修正自我于既往历史言说中的被动地位,重塑无产阶级的历史形象。而完成这个任务极为奏效的策略之一,就在于重构一个令民众共同拥有的民族/国家记忆,以确认这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因此建国后,为确立革命话语而重写历史的行动不仅在史学领域展开,也在文学中展开。如果说史学是以西方历史进化形态作为参照和对应,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重写历史,以此从理论上来说明革命政权确立的必然性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出版社1951年出版。他平行对照欧洲所谓的历史进化形态勾画出并论证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得出了与马克思论述相一致的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发展脉络,比如西周是奴隶制社会,春秋之后是封建社会,明清时期有资本主义萌芽等。这就使共产党革命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树立了自身的话语权。如果没有这种社会阶段的进化演化,共产主义在中国就没有合法性,也不具有超出以往农民起义运动的先进性。,那么文学则是以审美的方式让这种理念为大众所接受,通过形象审美(包括对敌人的审丑)的方式固化这种理念。学者陈晓明谈到,建国后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呈现强烈的政治色彩在于为新的革命政权的建立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

“1949年以后,中国走着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这使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支配达到绝对化的地步。在东西方冷战时期,面对西方的封锁,以及后来与苏联交恶,这都使中国独特的现代性道路,需要调动更广泛的资源,特别是思想文化资源作为动力。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手段,它为中国持续的社会革命建立了合法性的历史前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象依据。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就是政治的派生物。”

陈晓明并没有像很多其他的批评家一样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色彩予以完全的否定,因为在他看来有着自身文化传统和独特文化心理的中国在走上现代性道路的历程中,对于历史话语的重构方式有它自身的逻辑性。而革命政权确立的必然性、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证明途径之一就是对于文学中匪盗形象的重新阐释、对匪色想象的规训②本文将十七年文学作品中所有对土匪和匪性气质人物的想象和叙事话语通称为匪色想象、匪色话语。20世纪作为中国由近代进入现代的重大历史转型期正好对应着土匪这一社会类群从边缘化的山林村寨走向历史舞台,并逐渐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又随着新中国成立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应的是20世纪文学中的匪类叙事也一直处于和时代紧紧相随的嬗变之中。可以说有关匪的文学想象就是一个关于历史和文化的镜像,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接近和把握时代嬗变之中真实的历史关联和文化本质。。

二

在十七年文学中,土匪形象只有两类,一类是十七年文学中凶神恶煞、极端反动的政治土匪想象。这类匪想象主要体现在对于恶匪的刻板反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林海雪原》,其中的土匪座山雕和许大马棒们皆是一些反动到底、和人民作对的亡命之徒,作为政治上被贬抑的敌方被绝对恶魔化,他们不具有人性而充满魔性,以残杀百姓取乐,掠夺成性,引起人们的只有恐惧和憎恨。对于这类恶魔土匪的降服则充分反映了我军的正义神威。对于革命合法性权威的神圣叙写借助神/魔二元对立结构的传统叙事模式得以实现。

从深层剖析,《林海雪原》中匪的内涵实际上有被遮蔽的概念转换。座山雕本身确实是世代为匪的大土匪,也即我们所指的以土匪为职业的社会类群。但在国共之争中,他们被国民党收编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民间性而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这个时候称其为匪,事实上包含了他们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权力对立关系,即从革命政治话语的角度来贬抑与人民群众、共产党为敌的政治敌人。因此在十七年文学中,匪在二元对立的审美思维中被政治化、脸谱化、抽象化,在强大的红色革命话语中非红即黑,绝不含混。土匪形象一黑到底,则更分外鲜明地衬托出革命政权之红。

除了为表现政治权力中的对立关系而塑造的恶匪形象,十七年文学中的匪色想象还表现了权力的隶属关系。曾经野性难驯的土匪在红色革命政权的规训和革命信仰的感召下终于低下桀骜的头颅,由黑而转红,成为革命战士和革命英雄。这一类土匪属于被改造好的土匪,最典型的就是《红旗谱》中被争取过来的匪首李霜泗。《苦菜花》中的柳八爷、《桥隆飙》中的桥隆飙都是这一类型。

红色革命经典《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另有一部现在不太为人知的作品——《桥隆飙》,这部于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时完成的作品是关于土匪被革命规训的成长模式最具有典型性的文本。小说一开始,绿林好汉桥隆飙就率领他的队伍勇敢地与鬼子汉奸周旋作对,为赶走日本人浴血奋战。但他的队伍因为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处理问题十分草率,没有原则。例如,他不仅对汉奸地主家满门抄斩,而且连地主的佃户也要杀个干净。他的队伍缺乏纪律性,对老百姓也造成骚扰,而且他从不宣传他的抗日、打汉奸的政治主张,所以非常缺乏群众基础。百姓们认为桥隆飙的队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打仗不过是为了争夺三古镇这块肥地盘。显然,这是一支具有典型性的民国时期土匪武装,具有一定杀富济贫色彩也有一定民族意识,但因为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而显得十分盲目。他们为此遭受重创,差点全军覆没。“我”和沙贯舟受党的指派,来到他的队伍,弄清飙字军的政治根底,相应地予以改造。经过艰难改造后的桥隆飙渐渐开始有了革命觉悟,这在他刚刚加入八路军的第一个胜仗后得到体现,他发表讲话说:“没枪杆,怎么专政?别胡闹,好好收拾起来。扩大队伍,武装群众,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时的桥隆飙完全改变了土匪习气,获得了阶级革命的觉悟,成为了革命战士。

小说表现了革命理想对于草莽队伍强大的吸引力,也体现了草莽队伍对于党的强烈信从。飙字军一旦离开党的领导,就会因为缺乏英明指挥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因此他们对于党代表马定军有亲人般的依赖。而土匪习气很重的草莽英雄桥隆飙终于也可以口口声声讲述他所理解的革命道理:

“穷人夺过印把子,永远没有富也没贫,压迫人的王八蛋绝了种,剥削人的恶霸断了根,你说开心不开心?……我就是他们的信徒。”

在这个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曾是杀人如麻的桥隆飙终于脱去了杀人越货的土匪皮,完全摆脱了土匪身份,成为了合乎规范的英雄人物,一个革命抗战英雄被塑造成功。《桥隆飙》要说明的是,如果不获得阶级革命的觉悟,土匪即使参加了抗战,即使成为了匪类抗战英雄,也只能以失败告终[4]。作为草莽英雄的土匪被改造成符合政治目标的英雄人物,如桀骜不驯的野马被党所收服,他们扫去了自身的江湖习气、匪性人格,最终成为党的信徒,标准化的英雄群体。这种驯服匪性的故事更接近于中国古典传奇中绿林好汉被正统力量收服的故事。

冯德英的《苦菜花》中,柳八爷是胶东的土匪司令之一,他的队伍遍处游动,到哪吃哪,遇着不好说话的官吏和财主,就把他们抢劫屠杀。经过谈判和政治教育,加上为八路军战士的枪法所折服,他接受了八路军的收编。但长期的土匪生活使他和他的队伍养成了不愿受约束的流寇习气。他手下的马排长奸污了民女。八路军要进行严惩,但是他拒绝执行军令,因为在他看来奸污民女是小事,何况这个排长还救过他的命。八路军的于团长这样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你是打着劫富济贫、为民除害的旗号来造反的。所以才有人拥护你。若是你一开始就去杀受苦人、糟蹋老百姓。你柳八爷能站得住脚吗?“奸污一个女人是小事”?你怎么说得出口来!这像是一个穷家出身的人说的话吗?[5]

这些讲阶级感情的革命道理使柳八爷惭愧和觉醒了,他亲自用大刀砍掉了马排长的头颅,也代表着他和土匪身份的彻底告别。可见草莽英雄们的革命成长过程就是接受革命教育,摒除匪性习气,获得自觉的阶级意识、群众观念等革命性因素的过程。这些小说中都描写了土匪们从匪性十足到逐步被共产党思想改造,最后成为自己人的过程,以对于顽劣匪性的驯服体现出革命政权的权威和光明所在。

有意思的是,这类土匪叙事往往又是在表现土匪们匪性十足以及被驯服的矛盾过程中最具有可阅读性,因其很类似于传统的英雄传奇叙事模式,比如晚清时《窦尔敦》中窦尔敦、《七侠五义》中五鼠的被收服。甚至匪性从有到无的过程,可以从《西游记》中如来佛对于孙悟空的收服故事中找到原型。孙悟空就是一个匪性十足的顽劣猴精,在它被如来佛收服,随唐僧取经的过程中,匪性逐渐丧失,最后才得成正果,认识到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取经可以看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理想,正果也就是所谓终于走上了正道。如果这一原型能够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意味着在最红最具政治意识形态的小说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依然走不出一个早已存在的审美模式,而这个模式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依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假土匪形象。这个形象显出了十七年文学中匪色想象耐人寻味之所在。学者黄子平谈到过,杨子荣开始言语无味给人印象不深,恰恰是在他以土匪的身份出现后,满嘴黑话,大谈许大马棒与蝴蝶迷的“那堆破事”,人们反而更喜爱这个假扮土匪的英雄杨子荣。尽管是出于假土匪的身份需要,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属于红色话语以外的另类话语,它不在红/黑对立的政治美学模式中。“相对于正统叙述的旗帜鲜明,这套话语的含混暧昧却产生出某种魅力,既暗示了另类生活方式,也承续了文化传统中对越轨的江湖世界的想象与满足。”7对“胡彪”的想象说明,在十七年文学的政治美学规范下,匪色话语仍然成为了最有可能逃逸出正统权力关系之外的话语方式。

对于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捍卫,使十七年文学中匪色想象缺少民国时期匪色想象的丰富性。在民国时期匪色文学想象中包含了像徐玉诺那样作为知识分子以启蒙立场对于下层和民间的关注;像沈从文那样以人道主义立场对于土匪世相的悲悯;也体现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民族焦虑,如萧军和端木蕻良小说中对土匪的想象。而在十七年文学对于土匪的表现中主要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匪色想象的绝对控制和规训。然而人们内心匪性精神的始终存在以及传统英雄观的根深蒂固使匪色想象并没有得到斩草除根的命运,总有逸出意识形态控制之外的匪色话语存在,它甚至塑造了新的匪色文学想象——具有匪性气质的革命英雄人物。

这些英雄往往具有草莽英雄的出身与气质,主要呈现在某个时空局部,多与反扫荡、剿匪等特定性质的军事行动有关。和土匪形象不同的是,对这些人物的想象虽然继承了中国古典侠义小说与英雄传奇的文学资源,却也没有忽略革命英雄的内在性、或革命信仰与理想性,这使他们具有了古典草莽英雄所没有的内在品质,一种新的本质。比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等作品中,游侠式的英雄人物们身上大都残留着浓重的江湖气息,但小说还是强调他们朴素的阶级觉悟与初步的革命信仰与理想,同时有意把匪性气质局限在表面,描写他们的草莽气只是为了增添英雄的豪气,或打入敌人内部的特殊需要(如杨子荣)。且小说总是留意交待他们走向成熟的革命者成长的线索或可能趋向。还需要提到的是,为何革命英雄传奇以及土匪英雄多出现在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中?“因为抗战比较单纯,相对而言,意识形态的负担较轻,从而给土匪英雄传奇留下了更多闪转腾挪的空间,而且侠客化的锄恶、杀戮、英雄奇迹,用在侵略者那里也更具快感与道德的合法性。”8

《铁道游击队》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关于革命英雄成长的叙事文本。小说中的老洪、王强、彭亮等铁道游击队员,最初都是以扒车偷抢车上的物资为生。除了曾经在山中打过游击受过党领导的刘洪和王强外,其他队员充满匪性。小说中写到共产党派来领导这支队伍的政委李正最初见到队员的情形:

李正急于想会见他的队员,当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和老洪到了陈庄,一进炭屋子,第一眼扫视着站在酒桌边的队员们,他突然感到一种惊异和不安。这刚离部队的教导员,几乎不相信这就是老周所啧啧称赞而使他兴奋的英雄人物。他所想象的绝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满身满脸的炭灰,歪戴着帽、敞着怀;随着各人喜欢的样式,叼着烟卷;大声地说笑,甚至粗野地叫骂。(《铁道游击队》)

这显然是一群需要接受革命训导的野性十足的草莽英雄,匪性是其生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得以成为英雄的基础。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行动便只是具有个人功利性的简单盲目的阶级复仇,根据英雄成长的神话原型:“英雄降生后,在其成长过程中必得经历种种奇异的、非常人所能承受的劫难和考验,通过这种成熟,生命获得一种新的置换,从自然的个体的生命存在转换为属人的社会化的生命存在” ,革命历史传奇中的英雄成长就是在面对敌人的巨大考验中,将其匪性的自然生命力量慢慢融入革命之中,向他们即将要归附的信仰渐渐靠近。

当李正出现并成为这支队伍的政委时,以往游击队员们近似土匪的盗窃打劫行为被赋予了革命的内容。而李正的意义在于“能深刻了解工人们的苦处,而且能帮你挖出苦根;他不但同情工人们,而且能拨亮你的眼睛,看到社会上最大的不公,使你怒火填胸,为这不平而去斗争” 。他用建立民族国家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作为承诺对队员们进行思想引导,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们的个人命运进行拯救,使这支游击队成为了一支坚定的革命力量。

匪性的被驯服,革命英雄的成长过程都是为了阐明新的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因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只有表现在个体的选择和体验中才具有现实性和感召力。具有匪性的受压迫者之所以能成长为革命英雄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先天的与革命的目标与利益有相通之处,换句话说有可造就为英雄的基础,也符合传统价值观中草莽英雄所具有的“侠”的品格。但很明显的是,十七年文学的匪色想象一旦被完全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审美想象之中,它那奔腾喧嚣的野性也就荡然无存。

三

但在十七年文学几乎统一的审美模式中,也存在了一个难得的异数,那就是郭小川的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一个和八个》是个非常复杂的文学个案,它几十年的命运使得它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标本,记录下当代文学思潮变迁的过程。

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我军的一座临时随军监狱中有八个被关的杀人犯,他们曾经都是匪徒、逃兵、奸细,如果不是因为进来了一名特设的犯人他们的命运也许不会发生变化。然而肃反运动中被视为叛徒抓进革命监狱的教导员王金以他对党的忠诚信仰和崇高的个人品格赢得了八个犯人的尊敬,经过一场战斗的洗礼,八个匪徒中的一些人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和改造成为了“好人”。但这种改造和对于李霜泗们的改造有截然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作者郭小川曲折的政治命运。

长诗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并非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王金,而是被称为“旧社会渣滓”的八个罪犯。长诗中的“八个”,是关在我军监狱中的逃兵、惯匪和奸细。按照革命历史小说的政治美学,他们显然是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但作者并没有这样定位他们,而是把他们当做失足的“背负着罪恶重负”的人,既写了他们最初表现出的恶,也写了他们的耿直和勇敢,正义感和同情心。还让王金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案情,和他们谈心,教育和感化他们。“当罪恶的念头隐伏起来,他们的心就忽然变得平静和清洁”[8]。最后,除了一个奸细因为通敌被处死,一个逃兵因为再次从战场上溃逃被击毙,另外六个人都是好样的:土匪“大胡子”豪爽、仗义,是条江湖好汉,最后带着一定会做一个好人的承诺独自离去。“粗眉毛”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剩下四个人都参军入伍成了抗日战士。作者把他们成为罪犯的原因归于社会,“你们并不是生下来就干恶事,是罪恶的社会把你们惯坏”。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罪恶与善良并存的人格自在性,是民间匪性生命力量的呈现。

显然在1949-1976年的中国,文学从这样的人性层面去表现历史是触犯禁忌的。在阶级性等同于人性的创作方向中,“阶级”简化了一切人性的丰富性,人在战争、摧残、饥饿等生存困境中的挣扎、反抗和压迫中的复杂性统统被掩盖在政治图解下。而《一个和八个》大胆突破了这一禁区,表现人在战争中的各种本能和非本能的状态,因而显示出了暧昧的“人情味”。正因为这种丰富性的存在,郭小川备受批判。这首诗在当时主要被指责为“阶级融化论”甚或“人性论”,实际上被彻底否定的地方正是《一个和八个》中最动人的地方。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郭小川的后半生始终没有逃出创作《一个和八个》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以至于他说,为了这首诗,“背了十年包袱”,是心上的“一个伤疤”,“一想到就有一种恐怖的感情……”

当时作协党组呈交中宣部的一份汇报材料中谈到郭小川的这部长诗:

《一个和八个》给人的印象是:肃反搞错了,共产党没有人性,冤枉好人。肃反干部都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者,草菅人命,而那些凶犯、惯匪、叛徒,则是富于人性,“可歌可泣”。那个党员则是像甘地一样“伟大”的人物,在他准备临刑的时候,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感动[9]。

不仅如此,这只是冠冕堂皇的罪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表面上长诗中的人物形象都符合政治美学的规范,但里面确实有匪色话语存在,有并没有被完全被纳入秩序的个性化存在,这才是郭小川受到批判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文艺权威并没有“冤枉”他。

长诗中最富于光彩的形象当然是王金,这是一个有“历史污点”,一开始被视为“叛徒”待审的同志。他身上体现了对于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体现了在一群匪徒中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但那在任何时候都不容质疑、高度自觉的党性又使他失去了丰富、复杂的人性之美,显得生硬而平板。更具悖论性的是,王金的形象越崇高,才越具有感召匪徒的说服力,但同时由于他是冤假错案,他的形象越完美,也就越有提醒人们过去的政治运动搞错了之嫌。所以按照政治美学的逻辑,王金的形象难以成立。

而更不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是对匪徒的英雄化表现。比如,八个中的粗眉毛并没有臣服于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在长诗中的表现十分粗莽,善的成分不多,他在和敌人作战时受伤死去,临死的表现却如同一个慷慨就义的革命英雄。当粗眉毛身上中了第八颗弹片,/他的生命只留下最后一点火焰,/他痛苦地笑着、自言自语着:“死得痛快啊,总算一条好汉!”然后,他舒展地伸开胳膊,/就最后地关闭了双眼。[10]勇敢、无所畏惧、从容就义,这些应该是革命同志的政治品质。而没有像李霜泗、桥隆飙那样被纳入革命队伍的匪性十足的匪徒却个人地拥有这些品质,这显然是一种统一政治话语之外的匪性话语的存在。更不符合规范的是匪徒大胡子,这是一个草莽英雄的形象,在刑场上即将被行刑,他却“雄赳赳地站立着,自言自语地说:死倒不怕,我早就把这颗脑袋豁出去啦,我恨有钱人,只是把路走差……[11]”

大胡子虽然被王金所感化,但他最后却没有选择成为八路军。他的理由是:

我犯了万死不赎的罪过,/是你把我从死的边沿上救活,/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做人了,/因为我学会了一点你们的道德。/我知道,就是回到你们的部队,/你们也不会不饶恕了我。可是,我不是一个好兵,/我不能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我真怕当了八路军的时候,/一不小心又犯了我的老毛病,/若是那样,不但对不起你,/而且也糟蹋了我这后半生(《一个和八个》)。

显然,大胡子的形象始终体现了一种对于政治话语权威的挑战,他不愿意接受纳入集体和秩序之中的人生,而是选择了离开。也就是说他不是被共产主义信仰所感召,而是为王金的人格魅力所感化。革命信仰并没有成功地让匪徒们皈依,成为自己人,而是王金的个人魅力。但这个时候的王金正受到党的审查怀疑,并没有资格代表党。比如这个情节,匪徒们在王金的感召下,一起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使锄奸科科长感到惊奇,“他从来没有见过卑微的匪徒,能像共产党员那样从容就义”。他想,这一定是一种假象,罪犯们企图挽救他们的死,可是不对,那声音和姿态分明表现了一种感情上的真挚。这种感情上的真挚确实体现了一种救赎的成功,但并不能说完全是革命信仰的成功,更多的是王金的人格感召。

救赎是基督教思想的重要观念,在基督教思想中救赎被认为是堕落的人类通过自己的赎罪重沐上帝的神光,救赎之路就是还乡之途13。在此救赎是一种借用,在黑暗中挣扎迷失的匪徒确实可以用救赎来描述他们被王金感化的过程。“如果有一支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灵的门扉,他们在生活的真理面前,也未尝不可能有一点愧悔”14,这显然是土匪从精神上在被冤枉的革命战士王金的革命信念和崇高人格感召下的自我救赎,因为这个特殊时候的王金并不能代表党,代表革命信仰。这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使匪徒们洗心革面,获得救赎的其实不是革命信仰,而是王金对党的忠诚品质和不怕死的硬汉品质以及人道主义范畴的人性光辉,而这些品质其实是属于匪徒们自身所认同的匪侠文化中的,也就是说在那个需要严格遵照党的文艺政策来写作的时代,这篇作品中居然隐匿着不为人察觉的匪色话语,这使这篇作品一方面在当时受到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思想文化刚开始解禁时被改编成电影而成为一代经典。

四

总的看来,十七年文学中的匪色想象是依照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的。土匪的道德评价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而对于匪性的驯服又体现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正是对于匪色话语的全面肃清,使国家意志在文艺方面得到全面贯彻。然而人们内心匪性的始终存在以及传统英雄观的根深蒂固使匪色文学想象并没有得到没顶的命运,总有逸出意识形态控制之外的匪色话语存在。并且通过以上的解读可以看到,在十七年文学政治美学的严格规范下,匪色话语仍然成为了最有可能逃逸出正统权力关系之外的话语方式。匪性在文学想象中暂时性地蛰伏起来,但并没有消失,很快,在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它又重出江湖,再显身手。

[1] 路文彬.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91.

[2] 陈晓明.走进历史深处(序)[A].路文彬.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C].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1-4.

[3] 曲波.桥隆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 邵国义.匪类抗日英雄的浮沉[J].当代文坛,2007,(2):76-77.

[5] 冯德英.苦菜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80.

[6] 邵国义.匪类抗日英雄的浮沉[J].当代文坛,2007,(2):76-77.

[7]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70.

[8] 刘复生.蜕变中的历史复现[J].文学评论,2006,(6).

[9] 方维保.成长:从家族英雄到阶级战士[A].文学前沿(第四辑)[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7.

[10]刘知侠.铁道游击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郭小川.郭小川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37.[12]郭晓惠.长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心灵重创[J].南方文坛,2006,(1):74-80

[13]杨慧林.罪恶与救赎—— 基督教文化精神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14]郭小川.郭小川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37.

Red and Black——the Bandit Color Imagination in 17 Years L iterature

LUO Wei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cadem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For defending the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bsolutly,17 Years Literature has been lack of the richness of imagination on the bandi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narrative of bandits reflects the absolute control and discip line to bandit colo r imagination by themainstream ideology.How ever,the deep-rooted concep t of traditional chivalry and the heroic saga of classical narrative pattern of the bandits escape the bandit color imagination from the ideological control,and create a new type of image-a bandit hero of the revolutionary temperament,also there is an excep tion in 17 Years Literature-that is the poet Guo Xiaochuan’s narrative poem,“One and Eight”,w hich reflects the individual imagination of bandit colo rs that escape from the order.

bandit color imagination;revolutionary ideology;discip line

I206.7

A

1008—1763(2011)02—0095—05

2010-10-14

罗 维(1974—),女,湖南长沙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文学博士,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