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 I技术溢出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袁林,张红霞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一国通过对劳动力进行投资,如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等,可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极大改善,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74因而,人力资本是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而形成的生产要素,是资本通过投资转化后表现为劳动者的质量或其技术知识、工作能力的资本。从东道国视角,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 I)通过人力资本这一重要渠道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一般而言,FD I流入为知识、技术向东道国溢出提供潜在机会,东道国人力资本状况决定其对FD I溢出的技术和知识的吸收程度。显然,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 I技术溢出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那么,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 I技术溢出间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的作用渠道是什么,就值得深入研究,这对剖析如何有效利用外力助推东道国技术进步和内生性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归纳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力图全面对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 I技术溢出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判定。

一、FD I技术溢出影响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渠道

FD I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渠道推动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直接渠道是指FD I流入对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产生直接推动作用的各种方式;间接渠道是指FD I技术溢出的非自发性和东道国最大化吸收FD I技术溢出的主观能动性所引致的东道国在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上的自我激励。

(一)直接影响渠道

1.在东道国设立的研发机构。

跨国公司是FD I的主要载体,其在东道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可为东道国吸引、培养优秀的研发人才,因而有助于提高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廖卫东、梁峻芳(2005)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中,中国大陆R&D人员平均占研发人员总量的91.5%,一些著名跨国公司投资的研发中心,如摩托罗拉中国实验室、贝尔实验室的研发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国内。[2]周启良(2008)以中国为例的研究证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凭借其优越的研发环境和诱人的薪金水平,不仅吸引了中方国有企业、科研院所的大量高级科技人才,还吸引了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学者回国从事科研工作。[3]因此,跨国公司研发当地化,可直接为东道国培养高素质的研发人员,同时也在扩大东道国优秀人才规模方面有直接的积极影响。

2.对东道国员工提供的技能培训。

跨国公司为东道国雇员提供的特定技能培训能直接和迅速地带来经济利益,因而,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往往会为其在东道国的雇员提供大量在职培训,特别是在发展中东道国,由于当地员工的技术水平、管理素质与跨国公司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因而跨国公司会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在岗培训。Chen(1983)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当地工人与管理人员提供的培训开支往往要高于当地企业,如设在土耳其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提供的培训费用是当地企业的两倍以上。[4]随着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一体化的扩展,跨国公司以职业开发与晋升的方式启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的趋势正逐步加强。当受过专业培训的当地雇员由外资企业向其他当地企业流动时,其在专业培训过程中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会外流,引致内资企业员工技能和素质得以提高。Pack(1993)针对台湾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跨国公司的受过培训的管理者,在离开跨国公司以后,通常在当地创办企业,成为推动当地人力资本开发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5]

3.对东道国大中小学校提供的资助。

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往往会对东道国的正规教育系统提供积极支持,因而会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发展。首先,跨国公司一般会向东道国大中小学校提供资助。跨国公司在向东道国的中小学校提供金融资助或电脑等设备资助的同时,往往会从更大程度上支持东道国高等教育发展。周启良(2008)的研究表明,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对中国高校提供金融资助,这些资助不仅有助于完善高校科研设备而且还会推动技术领域的合作与创新。[6]其次,跨国公司每年为东道国创造的产出和税赋贡献,可使东道国政府有更多的财力合理安排教育投资。第三,东道国受雇人员在跨国公司享受的高工资和优越福利待遇,为东道国人们接受高层次教育提供了示范效应,激励人们为获取高技能而更多地主动接受教育。

(二)间接影响渠道

1.FD I企业不同投资动机引致东道国自我激励。

跨国公司作为FD I的主要载体,其向东道国投资有不同动机,其技术溢出的效果自然也不相同。Driffield(2002)等的研究认为,技术开发型(technology exploiting)外资往往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先进的技术,进入东道国后容易产生技术溢出;相反,技术寻求型(technology sourcing)外资进入东道国的目的是想获取当地企业的先进技术,因此不容易产生技术溢出。[7]事实上,跨国公司自身的投资动机不是孤立决定的,而是与东道国投资环境特别是东道国人力资本供给等有密切关系。Kumar(1999)的一项研究就表明,东道国具备必要的条件时,丰裕的人力资源供给会诱使跨国公司有更多的技术转移,以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为例,它们对外投资往往会考虑设立相应的R&D机构,以增强市场竞争力,此时东道国可获得的工程师数量、当地本身的R&D经费支出、教育和科研基础设施情况等就是投资主要应考虑的因素。[8]因此,以获得更多的技术转移为引进FD I主要诉求的东道国,为符合跨国公司对本国人力资本的要求,往往会主动优化人力资本环境,自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2.FD I企业争夺市场引致东道国自我激励。

FD I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与当地企业抢占市场的局面,这就迫使东道国企业从竞争优势的源头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上下功夫。Caves(1974)的早期研究发现,如果FD I进入的是东道国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就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提高效率。[9]Kokko(1994)在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中发现,FD I进入东道国后,其在先进技术与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会提高其在当地的市场份额。[10]显然,FD I流入会对东道国企业形成一定的市场威胁,深层次地形成技术和效率的竞争压力,这就迫使本土企业会更加重视对企业员工的技术和知识投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利用。

3.FD I技术溢出的条件制约性引致东道国自我激励。

诸多研究表明,FD I技术溢出受一定条件制约,其中,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FD I技术溢出效果有重要影响。Bin Xu(2000)利用美国商务部的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随着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增加,FD I的技术溢出效应会明显加大。[11]Borensztein(1998)等人的研究发现,FD I技术溢出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到FD I的技术溢出。[12]国内学者沈坤荣和耿强(2001)的研究发现,能够带来技术扩散的FD I一般要求东道国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先决条件。[13]Narula(2004)进一步的研究结论则是,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影响FD 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果。[14]由此可见,FDI不会自动地在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其发生技术溢出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因此,东道国为获取尽可能大的技术溢出效应,必然会不断对自身人力资本条件进行权衡,这就会激励东道国逐步改善国内人力资本状况。

4.FD I技术溢出的吸收程度引致东道国自我激励。

FD I流入对东道国的技术贡献,不仅取决于FD I所带来的技术层次的高低,而且还取决于东道国对FD I技术溢出的吸收程度,即东道国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Nelson和Phelp s(1966)的早期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取决于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越高,技术进步进程往往越明显。[14]Benhabib和Spiegel(1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等的实证研究都表明,FD I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在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15][16]DeM ello(1999)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量化,结果发现,FD 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还发现,FD I流入只对技术领先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与技术跟随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相关。[17]Narula(2004)的研究则明确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18]显然,FD I技术溢出的吸收程度取决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状况,东道国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意味着其对FD I溢出技术的较高的吸收能力。由于东道国吸收能力会进一步对国内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进程产生影响,这就必然会激励东道国努力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二、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影响FD I技术溢出的渠道

(一)东道国高人力资本水平引致FD I技术溢出潜力扩大

诸多研究表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FD I流入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Lucas(1990)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FD 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19]Noorbakhsh(2004)等人以劳动年龄人口的中学教育时间、中学和高等教育时间总和这两个指标作为人力资本代理变量进行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对于FD I流入规模具有重要正向影响,而且考察时间跨度越长,正面影响越显著。[20]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对14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与FD I流入规模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可见,东道国人力资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FD I流入的规模。事实上,东道国FD I流入规模的扩大,必然同时伴随发生FD I技术溢出潜力的扩大以及技术溢出的高发可能。因此,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往往会引致较高的FD I技术溢出潜力。

(二)东道国高人力资本水平引致FD I技术溢出质量提升

一般而言,东道国劳动力素质越高,意味着国内要素匹配能力越强,因而,跨国公司一般会选择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较为高端的技术活动。Noo rbakhsh(2004)等对发展中国家的大样本资料进行的回归分析证实,人力资本在吸引FD I的诸多因素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跨国公司只把技术密集型子公司放在那些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20]国内学者刘渝琳和温怀德(2007)的研究也表明,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状况直接决定FD I技术溢出层次的高低。[21]由于FD I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东道国国内,这就要求FD I企业所采用的技术必须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因而,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决定技术引入的层次。总体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对高层次技术转移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会进一步催发高质量的FD I技术溢出。

三、结论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综上所述,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 I技术溢出两者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FD I技术溢出不会自发产生,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制约FDI技术溢出效果,只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才会促进FD I溢出效应的发生,并获取理想的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和利用效果。同时,FD I流入东道国和潜在的溢出可能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对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因而又会反过来提高东道国对FD 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吸引高附加值FD I流入,促使FD I溢出效应最大限度地释放和吸收,就成为东道国有效借助外力以实现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链条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内生产部门和贸易部门都存在严重的资金短缺,对引进的FD I几乎没有选择空间,此时期的FD I流入对弥补资金缺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盲目引进FD I所带来的诸如加工贸易比例过大、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不合理等众多问题逐步浮现,无标准地引进FD I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当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引进FD I的观念,必须从过去单纯吸引国外资金以增加资金积累的层面,转变到注重改善FD I结构和提高FD I质量以最大化促进FD I技术溢出的层面,通过设立多元衡量标准,选择从有利于经济内生增长的角度引进FD I。另外,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水平尚对高层次FD I技术转移存在“门槛效应”,还不能有效地获取FD I技术溢出效果,这就要求政府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切实提升国内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以逐步具备吸引和引进高层次FD I的实力,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跨过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门槛,才能有效借助外力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进而最终实现稳定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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