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皇族的低级错误

张鸣

很多人知道，清末新政时期，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犯了大错，一边借铁路国有政策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到自己手里，一边驱赶袁世凯，搞皇族内阁，把兵权和行政权也集中到自己手里。最终惹出大祸，逼得原本的朝廷支柱立宪派士绅倒向革命，结果是新军士兵一哄，呼啦啦大厦即倾。

君不见，同样是辛亥年，4月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倾全党之力，虽然攻下了两广总督府，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没什么人响应。但5月皇族内阁出台之后，10月，一群新军士兵，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哄而起，居然全国响应。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大士绅湖北省谘议局的议长汤化龙就“从逆”了。

当时清政府当家的满人亲贵错误犯得很低级，但这样的错误，也不见得一点道理没有。

当时清廷在改革，其中的政治改革就是立宪。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选举，已经大大地拉高了士绅的参政积极性，一部分的新市民，自主意识也在觉醒。如果一直这样选下去的话，民意或者说“绅意”乃至工商界意识的提升是必然的。这样的民意提升，势必会逐步削弱满族的特权，压缩满人统治的空间。

其实，在实行预备立宪之初，就有外国人提醒满人，说你们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如果民气上升，选举的结果，势必导致你们的下台。这样的提醒，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当时预备立宪，是学日本和德国，相对比较保守，但只要这个门一开，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者，实际上没有特别的办法，来控制立宪不向英国方向发展。

为了防止最后被合法地选下台，事先把资源和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不能说不是一种看得见的选择。摄政王载沣是海陆军大元帅，载沣的两个兄弟，载洵是海军大元帅，载涛则掌握参谋总部（军咨府），再加上一个皇族内阁，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我这里要兵有兵，要钱有钱，要铁路矿产有铁路矿产，你们那边什么都没有，想反也反不了。

不过，这实际上只基于直线的思维，即对抗的双方，哪个实力大，哪個就可能赢。这些满族亲贵们忘了，权力也好，资源也罢，本质上并不绝对地属于谁，谁能掌控，就是谁的，掌控不了，抓在手里，反倒是祸。在抓权的过程中，势必要得罪很多原来就有实力的人。得罪人太多了，就等于把人推到对立面。

何况，自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满人的天下，实际上是靠汉人士绅和官僚支撑的，如果得罪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就算什么都在自己手里，也无济于事。武昌起义爆发，兵和钱依然在满族亲贵手里，可他们既支配不了兵，也调动不了钱。

历朝历代，王朝从内部被颠覆，没有一次是因为对手的实力超过了政府。一个王朝的覆灭，绝非是它的实力不如竞争者。来自内部的颠覆，不是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即使在战场上，单纯计算双方的实力，也很难就此得出胜负的结论，更何况，这样的颠覆，不是单纯的战场角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民意和民心都在政治上没有份额，你判断不出民意和民心在政治角逐中占什么样的位置。但是，每个聪明的政治家，都知道民心和民意其实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旦统治者倒行逆施得过了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民心和民意的大幅度动摇，就足以撼动统治机器，主要是撼动机器里的人。

【原载2011年9月24日《新京报·人文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