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九看政府CFO话语权

冯一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不能否认“普九”工作对改善教学环境、提高国民素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普九”校舍改建工程中产生和累积了较大数额的债务，社会质疑声四起。

2008年汶川地震再度将校舍安全问题推向风口浪尖。2009年4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正式启动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然而在此轮校舍安全工程中，中央和地方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撑?“普九”债务尚未完全化解，校舍安全工程是否又会筑起新的债务“高墙”?面对政务与财务不匹配，政府CFO是否有话要说?

“普九”债务何以叠起

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的75％、关税、消费税、各种所得税的60％划归中央收入，其余部分留给地方，对地方政府来说无疑如“釜底抽薪”。1996年新一轮的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管理，又给基层政府造成了新的压力。县乡财力大幅度削减直接导致基层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随着“普九”工作的开展，中央制订了从校舍到图书在内的“普九”验收达标标准和计划，并逐级验收。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遵循着“农村教育农民办”、“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各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甚久当县、乡政府普遍把“普九列入王作目标或任期目标、作为考核各级党政领导政绩的重要内容时，政务与财务之间的矛盾开始呈显性。事实上，县、乡财政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承担校舍建设任务，但无论是受政务所迫，还是受“普九”达标压力所趋，地方财政在财力不允许的情况下，大规模举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