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其德:中国古典美学的创新意识

姚文放

(扬州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日新其德:中国古典美学的创新意识

姚文放

(扬州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中国古代的创新意识产生得很早,在秦汉典籍之中就可以见到大量的文字记载。千古以来,这种创新意识在政治、人生、哲学、伦理、文学等人文层面展开,在历史的长河中沉积、凝结为一种基本的人文意识。中国古代的创新意识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涵,它昭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奋发进取、刚健有为的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特质;永在追求、永怀希望的理想色彩。

一

中国古典美学以其独特的气质而自立于世,这种气质来自一脉相承的精神遗传、文化传统,而创新意识便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之中代代相传的重要精神基因,赋予了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精神风貌。以往的研究更多注意美与善、美与真的关系,很少注意到美与新、审美与创新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古典美学对于创新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创新意识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内容。其一,创新意识乃是一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开创文明、更新社会、促进人生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堂堂皇皇的大美、壮美和阳刚之美,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周易·大畜卦彖辞》)、“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篇》)、“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等命题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从而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经典命题。其二,创新活动既要保持不断进取的势头,也要随顺时势、选择时机,因此时间、时机、时势十分重要。《周易》对此作了很好的表述,如“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文言》),“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随卦《彖辞》)“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辞》)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表述乃是当今的社会流行语“与时俱进”之所本。文学创新亦然,刘勰对此多有阐发:“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因时顺机,动不失正”(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如此等等,都将时间、时机、时势问题悬为文学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先决条件,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不失规范和标准的意义。其三,既然中国人将“维新”视为邦国之天命,将“革命”视为顺天应人之大业,以日新为盛德,以自新为座右铭,那么无论是国家、民众,还是个人,总是表现出一种不甘寂寞,不甘停顿的心态,一种永怀希望,永在追求的取向,一种革故鼎新、推亡固存的冲动。正如朱熹《春日》一诗所说:“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种不安于现状,始终寻求新事物、新生命、新光景的创新意识充满了美学旨趣,赋予了中国古典美学壮丽的理想色彩。

二

中国古代不同思想派别的宗旨不同,倾向不同,创新意识的表现方式也不同。一般认为儒家尚古崇故,因循守旧,眼睛是向后看的,孔子也确实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言必称尧、舜、周文王,荀子在这方面也多有论述。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儒家是完全拒绝创新的,如《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主要讲的是为学之道、学习方法。后来《中庸》对其作了伦理化、体制化的阐释,将其视为到达最高道德境界的的必由之路,即所谓“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其实无论是治学还是立德,都有一个如何看待“温故”与“知新”之间辩证关系的问题,“温故”是“知新”的起点,割裂历史、抛弃传统便不能有效地进行创新;“知新”是“温故”的目标,墨守成规、反对创新,传统势必丧失鲜活的生命力。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可见儒家并非抱残守缺,如果承认在当时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的特定语境中孔子等人对于往古的推崇具有部分合理性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儒家正不乏创新意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寄希望于“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大人君子:“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礼记·中庸》)就是说,大德至道那种“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赫赫声势和大美气象有待于有德行、有作为的大人君子来开创。

在创新的问题上,道家另有讲究。道家尚无为而顺自然,废人力而弃人事,因此在创新问题上看似无所用心、无所作为,其实细究之也未必然。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老子》22章),“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老子》15章),说明他还是十分关心创新问题的。但是老子尚柔守雌,遇事常做反面文章,在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总是强调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以委曲为保全,以枉屈为伸张,以低凹为充盈,以陈旧为新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不过老子在事物新旧转换的关系上仍设置了一个前提,即只要不自满,便能去故更新。(用陈鼓应说,见其《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1页。)总之,从尚柔守雌的立场出发,老子看到的是,不足反而更能达到圆满,守旧反而更能实现创新,总之是坏事变好事,最终还是要达到好的结果。一般认为《周易》与《老子》相通,这是不错的,老子的这种“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恰恰在《周易》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的思想中引起了回响,而后者正是《周易》创新意识的重要内涵。由此可见,无论中国古代不同思想派别的差异有多大,他们都不曾拒斥创新意识,相反地倒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创新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三

已如上述,中国人的创新意识主要在政治、人生、哲学、伦理、文学等人文层面展开,但在科技层面却表现得相对薄弱。虽然我们有灿烂的古代文明,有像“四大发明”这样对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技发明,也出现过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但是在古代典籍之中却鲜见对于科技层面创新意识进行总结的思想资料,倒是颇多对于科技活动的排斥和谴责,例如老庄将人类制作工具、使用工具的发明创造视为奇技淫巧,主张予以弃绝。老子说:“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57,19章)。庄子则以“丈人抱瓮出灌”的故事来说明“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的道理: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

可见自古就有一个“机心”与“人心”的矛盾,也就是现在所说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矛盾。古人宁可放弃功利机巧给人带来的便利,也不愿让“机心”遮蔽和污染了“人心”。老庄持这一见解固然是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既定观念使然,但其表现出的仍是在崇尚人文理性前提下对于工具理性的排斥,在这一点上与孔孟又可谓殊途同归,只是后者的做法不同而已,他们大力张扬人文理性,对于工具理性却存而不论,而这一态度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在现代科技出现异化现象,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造成种种负面的今天,人们很自然地回眸孔孟、老庄,赞同其“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的人文主张,推崇其“无为也而笑巧”,“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庄子·天下》)生态美学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古人对于科技创新的片面贬低和排斥,对于后来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相对滞后也不能辞其咎,这一点也是考量中国古典美学的创新意识时不能不加以明辨深究的事情。

四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创新意识问题,要紧之处在于如何对其实现现代性转换。目前对于“何为现代性?”的问题新见迭出、不一而足,概括众说,其核心内涵大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于已有思想资源的反思与批判;二是增强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提高研究的实证性、确定性和量化水平;三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建构。中国古典美学的创新意识内涵丰富,涵盖宽泛,然而其思想资料往往缺乏实证基础,未经科学分析、无法定量把握,不求系统周延,存在着不确定、不明确、不系统的缺陷,与现时代的思想状况和思维水平多有不相适应之处,这就需要在反思批判、提升科学化水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性重建,以开掘其现代意义,焕发其现代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