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任庆银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海淀 100091;济宁市委党校，山东 济宁 272003)

晏阳初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推行平民教育，当年他组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晏阳初发现，当时中国平民的主体是农民，中国平民的主体在农村，于是，他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乡村，把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为此，他选择了河北省的定县(今定州市)作为社会实验室，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贫、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的“四大教育”为手段，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进行和整体推进为特征，以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劣根提高大多数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造就一代“新民”为奋斗目标，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建设实验。以后又在定县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华西实验区。以后，乡村建设运动走向了世界，晏阳初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建设研究院。因为他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成就，1943年，晏阳初被美国一百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评选为“当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

借鉴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新农村建设必须与农民教育相结合

上世纪20年代，晏阳初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他认为，“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1］，中国平民中蕴含着极大的潜在的力量而没有得到开发，因为他们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要充分发掘劳动人民的潜在力，知识分子必须深入民间，到群众中去，‘博士下乡’，为广大民众服务。”［2］于是，他带动一批知识分子下乡，从最基础的教育农民识字开始，进行乡村改造和建设，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一)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不可分

乡村建设绝非仅仅表面上的硬件建设。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以教育为经，以建设为纬”［3］，把对农民的教育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以达到改造乡村实际，创造新的生活，使广大人民成为有创造力、知识力和公德心的“新民”的目的。因此，乡村改造不只是使人们摆脱困境、增加生产，而且还应该培养人们掌握生产技能与科学文化知识的能力，加强道德观念和社会认识方面的能力，提高民主意识与自治的能力，归根结底，要对农民施以教育。

晏阳初和他领导的“平教会”向广大农民推出的“四大教育”，是针对当时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进行辩证施治的药方。每一个方面的教育都有其杰出的硕果，有鲜活生动的例子，在此，择其要来看:文艺教育方面，推行《平民千字课》，让赤盲的农民在省钱、省时、省功的情况下很快脱盲，让原来有点文字基础的人们有了读书的兴趣，有了深造的条件。生计教育方面，目标是使“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4］其中的改良品种实验即很成功。例如，把当地农民的土鸡与美国的来杭鸡杂交，培育的新品种母鸡比原来的土鸡每年多产一百多个蛋，既可以改善农民生活，又可以增加收入。卫生教育方面，推行三级卫生保健制度，没病防病，有病救治，既强健了农民的体魄，又节约了农民的经济开支。其中推广种牛痘防治天花之举，创造了民国时期防治传染病的一个奇迹，对我们今天正在试验推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启发意义。公民教育就是让农民组织起来，既有了话语权，又增加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其中让受过教育的人组成“毕业同学会”，开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的先河。同时他们试验组织农民合作社也卓有成效，这对我们今天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有启发作用。

现实中我们更多地强调了选拔式的学校教育、精英教育，忽视了对广大平民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因此加大对农民的教育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正如晏阳初说的:农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我们应该发现苦力的“力”，发挥他们潜在的智力。建设新农村，农民教育须先行。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受欢迎的，这是值得深思的。晏阳初认为:“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5］。其对农民进行的是与农村实际紧密结合的教育。根据农民的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这样的教育才是农村最需要的，当然，也是农民所欢迎的。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教育呢?当代农民对于知识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仅靠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广开门路，使农村教育形式多样化。

(二)推行平民教育的方式

晏阳初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教育。

1、学校式:这种方式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不完全相同。它是以青年为主要对象，通过开办各种平民学校来进行的。具体办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平民职业学校”和“平民大学”四种学校教育形式。青年农民在平民学校毕业后加入“毕业同学会”。“同学会”会员还可当“表证农家”，向广大农民表演与解说农村建设的知识和技能。

2、社会式:它是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各种活动为中心，使毕业生继续受教育，它以组织农民为对象，在农村开展一系列的有益活动，把教育实际化。

3、家庭式:这是中国的特殊教育方式，它主要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男女老少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这种方式常与学校式、社会式结合进行，目的是帮助改良家庭的日常生活，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扩大家庭的责任感，减少对上学青年、儿童的反对和阻力，使家庭社会化，增进家庭的社会责任感。

多样化的教育才能够深入千家万户，渗透到整个农村社会。建设新农村，教育要普及，方式应多样。要使教育深入民间，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第一需要。

(三)重视大众化的平民职业教育

“80年前，我国的社会教育者受到欧美社区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影响，在中国兴起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运动。他们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试图从教育农民着手，改进农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4］这里谈到的开拓者就是晏阳初等人。建设新农村，我们不能只重视考试选拔式的精英教育，更应该重视大众化的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在农村现有条件下的教育开发。现在，我国的城市里有了“社区学院”这一源于美国的现代教育形式，例如笔者所在的山东济宁市近年了成立了阜桥社区学院，填补了该市社区教育的空白［5］，但在农村仍尚鲜见。

目前，沿海大城市存在这样的现象:博士硕士好找，高级技工难求。高级技工从哪里来，从技术工人中来，而技术工人却是从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培养出来的。现在我国政府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加大了财政扶持力度，对这类学校的农村学生进行经济补贴，这是令人振奋的开端。实际上 有的地方结合当地历史和现实实际，办家政教育也办出了特色。“米脂婆姨”、“山东大嫂”等成为品牌、成为“巾帼家政”的宣传对象就是这种教育的硕果。通过教育培训，让普通的家庭妇女有所作为，这也是平民教育的一个方面。

1985年9月，晏阳初在阔别40多年后回到祖国，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国有金矿、煤矿，这矿那矿，但最重要的还要重视开发‘脑矿’。‘世界最大的脑矿在中国’，‘要充分发掘劳动人民的潜在力’，把十亿人民的脑矿开发出来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知识分子必须深入民间，到群众中去，‘博士下乡’，为广大民众服务。”［6］这彰显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意义，也说明了教育和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必须有人才做支撑和保障

(一)建设专门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学院

晏阳初当时感召和吸引了数十名归国博士和专家学者及500多名大学毕业生参加定县实验，其中不少都是归国博士或国内外大学优秀毕业生，他们都学有专长，抱着救国救民理想，为定县实验做出了贡献。为了集思广益，他们还力求与国内外有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进行合作。因此，历史学家吴相湘评价:定县实验的进行，是国内第一流人才，创制的第一等计划，做出来的第一等工作。

尽管有人才优势，但他们没有满足，还在培养人才上下功夫。平教会创办了平民大学——乡村建设育才院，这是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培养高层次领导人才的地方。他们制定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原则，“针对中国社会病象，养成胜任医愚、医穷、医弱、医私的技术专才。但在医疗方针之把握与运用上，又为政治家风度的专才。换言之，本院所造就之干部青年，一方面要能运用现行制度中的地位、力量、工具;他方面又能做到实际问题的试行解决、研究、实验与改进，同时尤能辅佐民众，引发其力量，使民众本身自己冒出领袖来，达到自主、自养、自治、自强的最终目的。”［7］同时，又明确提出训练学生的六大具体教育目标，即要使这里的毕业生具备以下素质: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智能、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该院教学中注意理论结合实际，注重学生的实习。正是因为很好地贯彻了上述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学院成功地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建设和领导人才。

我们建设新农村，还没有成立一所专门类似的学校，来培养新农村建设的专门领导和建设人才。现阶段各级党校承担了培养培训新农村建设领导干部的大部分任务，但这还远远不够。

(二)普通高校在这方面也应有所作为

几年来，我国高校扩招，高等学校毛入学率已居世界前列，我国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成绩是骄人的。但另一方面，毕业生就业困难，人才相对饱和，而广大的新农村建设第一线却人才奇缺。培养了人才，能否派上用场;培养了人才，如何能够在需要他们的岗位上留得住、干得好，这恐怕有教育本身以及教育之外要做的不少工作。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说，为了帮助农村培养人才，当时的韩国政府规定:“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8］这样的规定，对农村来说，至少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积极后果。第一，保证了农村青年平等的受教育权。因为农村的基础教育无疑是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如果让农村考生和城市考生按照同一分数线录取，实际上就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规定大学对农村考生的录取比例，就是对这种不平等的一种矫正;第二，对农村大学生实行全部免费并且提供奖学金的做法，确保了这些学生在学成之后能够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重返农村，成为新村运动的骨干力量。

反观中国的现实，我们就应该感到非常惭愧了:一方面，农村青年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根本就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一个指标性的数字:八九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清华就读的学生，还不如北京一个城市多;另一方面，贫困的农村青年同样要支付高额的学费，这些钱主要是靠他们的家庭在增收极为困难的形势下靠节衣缩食、借贷款甚至是卖血换来的。他们毕业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要赶快挣钱收回成本，这个时候要求他们回农村服务，不仅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河南的南街村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这个村在十年前就采取措施把本村的人才送出去，等他们学有所成时又回到村里服务。“1996年全村有17个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10个(多数是村里出资送出的委培生)，95%都会回到村里，另外5%是考虑到女孩子将来婚嫁，可能回不来。出于良心他们也应回来回报南街村。”［9］

普通高校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在建设新农村方面有特别的优势，理应有所作为。但如何发挥高校的优势，如何较好地做到教学、科研与建设的结合，如何培养更多建设适用的人才，如何能让培养的人才有服务农村施展抱负之心，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三、新农村建设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族的新生命，塑造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假使农民的知识已经培养起来了，生产技术也改良了，科学化了，体格也强健了，要是没有团结力，所谓民力培养，完全失去目的，也是枉然!”［10］因此，平民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公民教育”。

晏阳初在公民教育中创立出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组织教育”就是要使个人与集体相结合，培养平民具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并非生来就有的，“是自私自利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自私自利的结果，成为一盘散沙的国民。”［11］。因此，“组织教育”就是要使个人与集体相结合，培养平民具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上文提到的青年农民在平民学校毕业后可以加入“毕业同学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发组织的社区生活。

市场经济形势下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民如果不组织起来，靠小打小闹、单枪匹马根本无力应对市场风险，无力应对市场的变化和冲击。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办农民合作社。从那时起一直到当代的乡村建设实验者温铁军都实验建合作社，他们一脉相承。几代乡村建设实验者们都看中了运用这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社会的层面来看，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组织，而人口最庞大的农民却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近几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一直在讨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等方面的问题，都是讨论应该怎么把农民更好地组织起来。

台湾有功能强大的农会，农会是农民自己的民间组织，这一点就是借鉴了晏阳初的经验。台湾的农业非常发达，农会是推动台湾农业发展的农村组织。台湾的农会能够办金融、推广技术、促进销售、维护农民权益等，作用很大。

再如德国，德国有一个做法就是:将合作社精神进行到底。德国是世界合作社发祥地，合作社对德国的农业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德国早在1867年就制定了第一部《合作社法》，后来又多次修改完善。从德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实际经验来看，民主、规范、科学、高效的管理是维护社员权益、确保合作经济成果的关键，农民也真正能从中获益。

在运作过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反映农民社会经济利益，对政府政策制定具有强大和持久的影响力，农民的根本利益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农民参加合作社还可以取得很大的经济利益。

台湾、德国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能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中国应从政策上培育跨地区乃至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让合作组织代表农民的利益，成为农民产业化发展中的谈判代表。2006年4月24日，我国较早成立的七家合作社在北京联合成立全国第一个合作社联社，这是合作社试验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尽管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但其借鉴意义不减，包括他的一些口号现在也仍适用。例如:除文盲，做新民。当时的文盲是指不识字的人，而在建设新农村的今天，“文盲”的含义我们可以扩大理解，例如不懂法律的法盲、不懂电脑的电脑盲、不懂科技的科技盲等等，都应该算在扫除的行列。“新民”，现在我们叫新型农民，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再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有现实的意义。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我们应该努力的是固本的工作。而且，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有好的建设环境，有制度作支撑。正如晏阳初在1985年回国时所言:“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12］

［1］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二)［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557.

［2］［10］［11］宋恩荣.晏阳初全集(一)［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246，320，423.

［3］姜荣耀.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点［N］.巴中日报，2004－10－22.

［4］周晓虹.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83

［5］胡芬.阜桥社区学院成立［N］.济宁日报，2007－06－06.

［6］孟雷.从晏阳初到温铁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

［7］詹一之.华西实验区简介(上).http://blog.sina.com.cn/u/44d10cf00100063x

［8］吴长生.韩国前总理称中国不必到韩学习新村运动［N］.人民日报，2006－11－06.

［9］刘倩.南街社会［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74.

［12］曹筠武等.晏阳初到温铁军:知识分子百年乡恋［N］.南方周末，2006－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