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观探析

袁 荃,夏 琼

(1.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2.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3.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福柯权力观探析

袁 荃1,2,夏 琼3

(1.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2.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3.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通过分析福柯知识/话语权力观中知识、话语、身体与权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生特点,梳理福柯权力观与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之间融合与分离、接受与批判的内在联系。权力 /知识话语启发后殖民主义者为殖民地他者争取话语权、建构民族身份的思索;引导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颠覆父权制菲勒斯中心,开辟阴性写作与身体政治的实践。

权力 /知识话语;身体;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

一、引论

权力作为普遍的人类社会的现象,在东西方早期的哲学文献中都有记载和讨论。孔子在《论语》中的“颜渊篇第十二”提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此观点揭示了仁政在中央集权政体中的重要地位。韩非子在“有度第六”中也探讨了巩固法制权威对于加强权力关系的积极作用。“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2]

在西方社会,对权力最早的表述,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亚里士多德曾说：“主人只是奴隶的主人,但并不属于这个奴隶;而奴隶的生活和存在则不同,奴隶不仅是主人的奴隶,而且完全属于主人。”[3]很明显,权力基础形成于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即奴隶根本无法拥有独立的生命形式,这种作为他人的所有物而建立的依赖关系,形成权力关系。对权力最先下明确定义的,是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他认为权力是“若干预期效果的产生”[4]。该定义明确了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说明权力由一方指向另一方,并且故意为之。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关注基于个人资源的强制力有助于加强寡头政体的统治。他在《君主论》中阐明：“一位明智的君主做任何事情都应当将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意志建立在自己能够控制的方面,而不是建立在他人的意志之上。”[5]

由此不难看出,传统的权力观侧重将权力定义为寡头或中央集权政体;强调武力操纵权力形式的必要性;积极肯定权威的树立对于权力确立的影响;关注权力的基础来自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以及强制力的重要作用等。总之,权力是由某一君主、阶级或某集团占有;权力具有从中央高度集权开始,自上而下的单向秩序;权力实施是压迫性的,以制裁和惩罚为根本保证。“权力”根据传统权力观的定义是自上而下强制政治的代名词。作为 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歇尔·福柯解构了二元对立模式中对权力思考的框架,超越了传统权力观对权力概念理解的局限。本文集中阐释福柯以知识 /话语权力观质疑传统权力观的理论和实践,并介绍其在身体、性、人口、时间、空间、历史、主体、知识、话语领域的探索与创新。

二、知识、话语与权力

作为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歇尔·福柯深受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学说的影响,吸收了德国 19世纪著名哲学家尼采“谱系学”思想的精髓,批判性地发展了其中的哲学思维,开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他的研究著作包括《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事物的秩序》《性史》《权力 /知识》等。“权力”是福柯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的权力学说融合话语、知识、时间、空间、性、主体、凝视等概念,颠覆自启蒙时代开始的理性思维中对权力定义的规约,超越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对权力思考的框架,创建了关于权力的一整套逻辑严密、辨思精妙的思想体系。福柯曾谈到他对于权力的理解：“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6]442

福柯认为,如果把复杂微妙的权力关系仅仅归结于简单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无异于把复杂的权力关系做了过于简化和宏观的处理。“必须抛弃暴力 -意识形态对立、所有权观念、契约和征服模式。”[7]此外,福柯认为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压制性的否定力量,而是具有生产性的积极力量。权力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集权压制和迫害,而是积极生产的、富有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我们社会拥有如此丰富的权力机制、仪式、手段和技术,它们能生产多种效应、战略、知识,为何偏要将权力中这些积极、有活力的要素剔除呢?为何非要把权力减为禁令式的法律呢?为何要将多样组织形式压缩为君权式的独头控制呢?”[6]443此外,权力的生产性还表现在权力产生于社会关系网,弥漫交织在无处不在的网络关系中,因此,权力与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作用时产生效力。作为福柯笔下所阐述的一种自下而上关系的形式,权力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在社会各种微型关系体系中,具有生产性、流动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6]443

权力流动广延的“柔性”生产特质否定了传统权力观中自上而下压制性的“刚性”强权,这种“微观机制”的权力是对个体身体规训的权力。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福柯运用谱系学的方法对法国的刑罚史进行一番调查分析,他论述了历史上惩罚的三种模式：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的梦想以及体现了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和规范化监视。福柯在对现代规训化监狱的讨论中特别提到全景敞视主义。全景敞视主义 (Panopticism)源于英国 19世纪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环型建筑。“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 -机制就使监视权力持续发生作用,即使在监视停止的时候。它能够在增加受权力支配人数的同时又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它使权力的运作变得轻便、迅速、有效,这是一种经济的‘权力的物理学’,其优越性在于它能给予被认为适合应用它的任何机构极大的力量。”[8]232“权力之眼”通过不间断的“凝视”使犯人处于持续的、有效的监控之下,一套设计精密、检查严格的体系使权力发挥效用,从而使犯人自觉内化规训机制,成为“驯顺的身体”[8]202,现代社会继而塑造了“权力自觉地发挥作用的”[8]201、被规训改造的、拥有自觉内化标准的主体。另外,“规训”既不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9]241。需要注意的是,权力与个体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强权与杀戮的铁血政策,而是通过特殊的空间建筑和时间限制对身体进行规训、监视、改造的社会控制。推而广之,福柯通过考察从 18世纪中叶到 19世纪中叶的监狱史、惩罚史以及惩戒社会的发展史,发现惩戒社会拥有一整套严密的戒律、训练、操纵、评判、等级、分类、检查和记录的惩戒技术,而监狱、医院、军队、学校和工厂成为实施现代社会规范的场域。在医生与病人、军官与士兵、教师与学生、监狱长与囚犯的各种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一套记录在案的规范化标准,这些规范化标准对个人的身体实行惩戒、监视和规训。在对每个生命个体进行监视、规范化惩戒和检查的规训活动中,产生了规范化的身体,也撰写记录了关于个体的知识。由此,权力生产和创造了规训化社会所需要的身体和知识,生命个体既是权力的客体,也是权力的工具。“规训生产个人,作为一种具体的权力技巧,视个人为权力实施的客体和物体。”[8]170

因此,权力在规训身体的同时,还创造、鼓励知识的生产。根据传统权力观的理解,权力抑制知识的产生、控制知识的发展。福柯否认权力对知识生产的排斥作用,肯定其积极功能。“我们必须一举取消那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效应的说法：什么它‘排斥’,它‘抑制’,它‘审查’,它‘把事情抽象化’,它‘掩饰’,它‘隐瞒’,如此等等。实际上,权力是能创造的,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客体的众多领域和真理的无数仪式。个人以及个人就此可能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创造。”[10]权力促进知识的产生体现在福柯在《性史》中引用的一段社会事例。在 18世纪前后,欧洲对儿童性教育讳莫如深,对儿童手淫禁止、压制并严格处罚以及在学校和家庭内部建立了一整套防范性医学措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严酷的压制方法并未消除性行为,反而滋生性话语,传播性知识。由此可见,一方面,权力的实施实际对知识起着促进作用即权力的生产性决定了其对知识的刺激、传播作用;另一方面,权力通过知识的生产和散播而加强统治。科学和真理作为知识的形式维系权力的实施。真理同权力不可分离,真理为权力立言,使权力得以顺利运行;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11]“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试验这类抑制性的设施。”[12]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人们相信真理、服从于真理,实质上则是人们屈服于权力。当所有话语或知识以真理为至上标准时,真理被制度化为权威话语,也就获得了权力或霸权,那么,有异于真理的知识话语也就成为标以“谬见”的非主流话语,必然遭到真理的排斥和压迫,成为权力下的弱势群体。因此,福柯通过对精神病史、医学史、监狱史和性史的分析,试图展现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知识的“霸权主义”控制话语。

此外,传统理论认为知识是独立于权力的,它存在于权力关系发生作用的场域之外。恰恰与其相反,福柯的新型权力知识观指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知识并非是中立和客观的,权力促进知识形成,知识反过来促进权力发展。权力与知识的内在联系是休戚相关的共生关系。“权力制造知识 (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9]29

权力与知识的共生关系显然无法脱离话语的构建。影响、控制话语的根本动力是权力,权力创造知识,而权力只有通过话语这个媒介才能实现其作用。“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把话语看作是一系列不连贯的片段,其作用并非统一或稳定的……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和权力的结果,也可以是障碍、绊脚石、反抗点和相反的策略的起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13]权力通过借助话语“发声”,而话语通过掌握权力“表意”。在每个社会关系中,知识通过话语获得,话语的产生由权力形式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分配。权力决定话语中的禁止与排除,即什么是合理的语言,什么是不合理的禁语。影响、控制话语的内在因素是权力。霍伊曾评价说,对于福柯,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式[14]。

三、福柯权力观与后殖民主义

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启发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最明显的影响首推萨义德“东方主义”的提出。萨义德认为“福柯的著作比德里达的著作提供了一种为理解文化 -特别是 (新)殖民文化 -要好得多的手段,作为联系知识和权力的一种物质网络”[15]91。在《东方主义》中,萨义德明确指出采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我发现在这里运用米歇尔·福柯在他《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谈到的话语概念来界定东方主义颇为有用,我的观点是,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我们就不可能明白欧洲文化在后启蒙时代从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面来控制 -甚至生产 -东方的大量的系统的知识。”[16]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在萨义德看来是福柯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概念,“福柯的真正主题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和‘知识’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话语的概念和范畴”[15]155。

在《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等论著中,福柯详细阐述了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怎样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考察权力与话语之间复杂的关系,福柯指出,话语既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排斥性的权力,又是权力实施的对象。该分析意味着,拥有话语权的主体也就拥有了权力。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理论构建中,萨义德认为,通过各种媒介、学科的建构,西方人把一个真实的、地理意义上的“东方”(East)变成了一个想象和话语的“东方”(Orient),而这样的“东方”体现的恰恰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权力关系[17]。这种文本政治中隐含的权力压迫,是东方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构建中形成的。“西方”代表先进、理性、文明,是开拓历史进程的主体。“东方”是神秘的、非理性的、不文明的,是低劣于西方的“他者”。泾渭分明的种族压迫在权力/知识话语中形成西方/东方的强 /弱势文化。萨义德将权力与知识的问题延伸到对东方主义的思考,他试图暴露由西方构建的东方主义话语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揭示掩盖在东方主义表面的所谓真理、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的虚伪骗局。文本中的政治立场逐渐在西方殖民者的权力话语与被殖民的反权力话语中清晰体现：历史上的殖民者作为强势文化的代表构成了殖民权力/知识话语的实践者,以及被殖民权力 /知识话语驯化、建构的后殖民政治实践主体,以文本为中介的后殖民批评家构成了抵制殖民权力 /知识话语的实践者[18]。

虽然萨义德运用福柯权力 /知识话语理论来分析批判西方殖民话语,但是当他逐渐站在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立场,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抗争性思索时,他意识到福柯权力/知识话语理论的局限,即福柯在权力分析的层面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缺乏对社会意识形态和种族阶级矛盾的认识深度。在《福柯与权力的想象》一书中,萨义德指出福柯权力/知识话语理论缺乏斗争性和实践性。“他有关权力的书中很惊人的模式：权力总是在压迫、消弱抵抗。如果你想要从他的书中获得一些可能性的抗拒模式的观念,根本就找不到。在我看来,他沉浸于权力的运作,而不够关切抗拒的过程,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论来自对法国的观察。他根本不了解殖民地的变动,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有异于他所知道的解放模式,他似乎也没兴趣……我觉得所有这些,尤其是有关抗拒的考虑,都是他议论中的严重缺失。”[19]62在很大程度上,萨义德运用福柯权力 /知识话语试图阐释西方东方主义对于东方的主导性权力的话语构建,但他无法从福柯的权力理论构建东方主义的话语权,萨义德于是转向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以突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并试图调和权力理论与意识形态概念的矛盾。他将东方主义阐释为一种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具有优势的话语权构想,从而打破西方殖民话语霸权的魔咒。一如他在《东方主义》开篇中提出的：“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模式,通过支持制度、词汇、学术、图像、教条以至殖民体制和风格上,在文化以至意识形态上表达和再现。”[19]58

四、福柯权力观与后现代女性主义

如果说福柯阐述的话语与权力的本质联系启发了后殖民主义对西方话语霸权与东方身份构建的思索,那么,福柯的权力 /知识话语理论以及权力与性、身体的关系为女权主义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逻格 -菲勒斯中心主义、颠覆父权话语系统提供了有力武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权力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实施于个人的权威,强调权力的压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权力建立在经济压迫之上,是统治与被统治的经济政治权力,强调权力的压迫。一直以来,女权主义的观点认为父权制是造成女性处于附属地位、成为受压迫“他者”的根本原因。作为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凯特·米丽尔特最先考察父权制统治下“性别”与“政治”的关系。在《性政治》中,她阐述了关于“父权制”的看法。父权制作为一种社会“性阶级”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各个领域将女性视为劣等于男性的附属品。社会文化习俗和传统规约赋予女性的特质如柔弱、被动等性别角色是强加在女性身体及思想意识上的父权压迫。这种在性别角色方面,不平等的男性对女性统治与被统治的压制关系是造成女性受压迫地位的“性政治”[20]5。当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迎面而来,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采纳了福柯权力理念中权力在社会关系中自下而上的循环流动性和具有生产性而非压制性的特点,开始质疑传统女权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仅仅关注性别权力关系中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开始多角度分析女性在权力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关注女性真实经验与自我身份的建构;思考女性身体在性别关系中的塑造以及认识建立女性话语权的必要性。

另外,福柯阐述的对个体身体规训的微型权力观启发女权主义通过从个人的层面、身体和性的维度去思考女性如何在性别权力关系中开展抵抗和引导变革。“个人即政治”也就是考察“在最个人的层面分析每天社会关系中,在婚姻、母亲角色、异性恋传统方面对女性和女性身体的统治”[21]。与尼采的“权力意志”[22]中生命肉体的本能意志带有权力符号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权力根据福柯的观点是一种生命权力,身体是权力控制的中心,身体由权力创造,亦是权力实施的结果。“生命权力”表现为对身体的制约和对人口的控制两种形态。权力对身体的控制在于“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9]27。身体因而是权力的身体,在权力关系中产生意义。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体现在女性的“自我规训”与“自我标准化”中。苏珊·波尔多通过观察女性的厌食症症状,她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规训技术作用于身体的实例。女性为了使自己的身材符合社会对女性气质和魅力定义的标准,自觉服从于社会规约,控制自己的饮食和体重。该实例表明规训权力是一种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塑造女性身体、规训女性意识的社会控制。这种规训的“凝视”建构了女性的社会性别。“凝视的主体拥有权力,在男权统治中产生性别关系的凝视,这种凝视反过来又加强了男权统治。”[23]

根据福柯的观点,身体也是一种话语,其本身带有权力的烙印：“身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系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要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身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9]27这种政治干预的力量突出权力对身体的直接控制,对性别的根本塑造。福柯对于社会塑造身体和性的“非本质主义”的理解打破了“性别”和“性属”的范畴,与女权主义强调的父权社会政治文化造就女性的他者性属不谋而合。

父权社会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语言符号系统象征“父权的法律”[24],由此建立的社会秩序确立男性在话语权中的优越地位并通过父权话语维护的权力结构对女性话语实施统治与压迫。女性在话语中的暗哑无声对应了其在社会权力秩序中的“无权”。通过争取女性话语权来确立女性的政治权力在克里斯蒂娃诗意化的“女性符号学”“母性穹若”以及埃莲娜·西苏的“阴性写作”和露西·伊瑞格瑞的“女人话语”中得到了印证。埃莲娜·西苏指出,女性在父权统治的语言符号系统受到压迫,无法真正“言说”。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叛男性话语权的主导权威,女性需要开创替代父权话语的话语,通过身体争取和掌握女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话语的主体。写作是用身体“突围”父权话语的桎梏：“她颤抖的身体向前,她放飞自我,她飞翔;所有的一切进入她的声音,通过她的身体,她思想的逻辑找到了真正的支撑。”[25]西苏的“阴性写作”表明女性身体蕴含的颠覆力量是一种权力,它足以成为一柄瓦解父权统治的利剑。“女性身体言说,并非言说语言,因为语言已经被符号规范化……如果在特定的环境下,身体经过知识、意义和权力的渗透和洗礼,它们可以成为斗争和反抗的场域。”[26]同西苏持相同的观点,伊瑞格瑞肯定了女性的身体与欲望,由于女性与男性身体器官的不同,女性的语言和遍及全身的快感相对应,是散漫的、流动的、多元的。因此,“阴性书写”是女性身体快感与愉悦的隐喻,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她’的自身内隐藏着另一个他者……对理性逻辑而言,那些矛盾的话语似乎是疯话……在她们的内心意味着处于这种沉默、多重、混乱的触觉秘密中。” 这种神秘复咏的、拥有“无意识的巨大源泉” 的身体书写颠覆了理性/非理性、阳性/阴性、精神 /肉体的二元对立思维并挑战了父权制菲勒斯中心的符号秩序,建立以女性身体和性特征为标志的话语权,将女性话语权与女性政治目标相结合。

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吸纳福柯关于身体、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后现代女权主义内部没有质疑的声音。首先,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批评福柯权力理论过于“男权中心主义”[20]57。福柯从未研究过性别差异和女性问题,他并没有区分父权主导的社会对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规训改造的不同。福柯研究的身体是“去除性别的身体”[29]。然而,男女身体在生理构造和社会属性方面明显有别,女性身体较之男性身体受到更多的权力禁制,尤其是更多地受到父权的压制与束缚。女性身体更易成为“驯顺的身体”,性别压迫对女性的影响更深。“女性身体较之男性更容易成为驯顺的身体 -身体的力量自觉接受压迫、改变和改造,习惯规训于外界的准则和规范。”[30]不仅如此,尽管福柯认为权力与反抗并存,“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31],但他在阐述权力对个人的影响力方面,把权力对“人”的影响力仅仅视为权力对身体的作用,这就导致缺乏主体性的身体对权力的抵抗变得软弱无力,并且在反抗与权力的关系方面,他没有解释两者是统一抑或对立的关系、反抗是否可以作为消解权力的方式以及反抗的力量如何产生等问题。由于反抗力量观点的不足,福柯的权力理论无法为女权主义者在抵抗父权统治、开展女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提供清晰有效的指导方向。另外,福柯提出的话语即权力的观点一方面从权力的微观运作研究权力如何延伸到社会领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建立女性话语权开辟新思路,另一方面该观点却忽视了现实存在的真实的暴力与压迫。福柯在《生存的美学》一书中宣告了“人的消亡”,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存在。“我确实认为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作为根基的主体,即无处不在、普遍性的主体。我非常怀疑此种主体,甚至非常敌视它。”[32]福柯宣告主体的消解也就意味着女权主义者在寻找自身身份认同和女性主体性建构方面成了无本之源,正如著名女权主义者哈特苏克质问的那样：“当沉默的我们要求得到命名我们自己的权利时,渴望成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时,主体的概念恰恰变得无意义了?”[33]而假如无视现实存在的女性问题,将女性解放的梦想仅仅寄托于身体政治实践又恰好落入二元对立模式中男性/女性代表理性 /非理性,精神 /肉体的本质主义窠臼。不仅如此,不论是阴性写作的尝试还是女性话语权的发掘,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开展的政治实践从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政治立场和权力斗争出发,对于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女性的权力有严重的盲视之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斯皮瓦克曾指出,西方女权主义的“男性/女性”理念仍然建立在“西方本位 /东方他者”这一种族主义框架之下,西方女权主义与西方男性实际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立场上达成共谋关系。于是,当西方白人女性群体为争取女性话语权而大声疾呼时,女性话语圈无疑又形成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的对峙。这种不平衡意味着女权主义距离女性取得真正意义的解放仍待时日。

五、结语

综上所述,福柯的权力观理论突破了传统二元模式对权力定义的局限,超越了传统权力观对权力概念理解的框架。权力/知识话语结构表明,权力是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中无所不在的自下而上的权力,权力具有多样的生产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知识在各种权力关系中产生,而权力通过话语这个工具将知识确立并传播,而在此过程中权力又加强了自身的运作与控制力量。权力也是生命的权力,权力通过规训、约束和检查的机制实施对身体的控制和改造,身体成为浸染权力意旨的符号。权力/知识话语理论启发后殖民主义批判西方通过霸权话语构建东方主义,并启发后殖民主义者试图通过知识/话语权建立反殖民的政治文本;权力/身体话语开辟后现代女性主义以建构女性话语权与实践身体政治的探索,颠覆父权话语主导的政治文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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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Hartsock N.Foucault on power：A theory for women?[C]//Nicholson L.Feminis m/Post modern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164.

An Analysis of Foucault’s Power Theory

YUAN Quan1,2,X IA Qiong3
(1.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Beijing Foreign Studies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2.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Xi’an 710128,China;3.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Hangzhou 310012,China)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focus upon Foucault’s interpretation ofpower inwhich he conceptualizes knowledge/discourse and perfor mative practice revolving around power.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cohesive yet separate,harmonious yet contradictory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ower and post-colonialis m,power and post-modern feminis m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among knowledge,discourse,body and power.Power/knowledge concept inspires colonized other to strive for discursive power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It encourages post-modern feminists to challenge patriarchal phallogocentris m and start perfor mative practice concerning feminine writing aswell as body politics.

power/knowledge discourse;body;post-colonialism;post-modern feminis m

I106

A

2095-2074(2011)03-0013-08

2011-04-10

袁荃(1982-),女,江苏淮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2010级博士研究生;夏琼(1971-),女,安徽合肥人,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