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描写的深层心理阐释

王晓红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陕西渭南714000)

《史记》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描写的深层心理阐释

王晓红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陕西渭南714000)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关于“楚汉战争”中与战争双方重要当事人紧密相关的两位女性:虞姬与吕后采用了迥异的描写方式，从创作目的、作者生平遭际、读者接受三个维度拟或可探及其表现的深层心理因素。

《史记》;虞姬;吕后;深层心理

司马迁关于“楚汉战争”本事记载主要见诸于《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与战争双方重要当事人紧密相关的两位女性:虞姬与吕后自然而然被卷入其中。本文着重探及司马迁描写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迥异的笔法以及表现的深层心理因素。

一

首先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楚汉战争中对虞姬与吕后描写抽取出来，进行比照。

关于吕后的记载:楚汉双方战端初起，彭城一战，刘邦大败，吕后被楚军俘虏，“项王常置军中”，扣留她作为人质，一直到楚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乃“归汉王父母妻子”，吕后才回到了刘邦的身边。从时间来推算，吕后在项王军营中度过了两年多的失却自由的生活。

关于虞姬的记载:楚汉争霸，项羽困于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披衣而起，独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史记》具有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性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史记》肯定是“对历史文本摹仿的产物”［1］94。这种摹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历史事实、历史本质、活跃其间的历史人物等等。柏拉图认为，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摹仿称为叙事;对人物的摹仿称为摹仿。虽然这种区分过于拘泥，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从叙事功能解读《史记》的一种角度。

关于吕后，作者基本上采用了“纯叙事”的写法。吕后被拘为人质一事，不仅《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都有直接记载，并且现所见的其他文本、历史资料中，可以证明这是历史事实。司马迁作为叙述者运用纯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淡淡一笔带过，面对读者，他的注意力在于传达信息:希望告诉读者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其中没有评论，没有对话、没有细节，有的只是对历史原事实的简略讲述。

而虞姬之事的描写可不同，虞姬不仅在《项羽本纪》、甚至在整个《史记》中都显得突兀，神秘的虞姬只是偶然地一闪面，仿佛一阵风，来无来处，去无踪迹，甚至让人怀疑她的真实存在。作者采用了“摹仿”的写法，它是“以人物的名义讲话，而不是叙述者在讲话”。真正使虞姬形象鲜活的是项羽个性化的语言和虞姬的动作表现。的确，项羽的悲歌作为语言符号是属于项羽的，而它又是属于虞姬的。悲情四射的歌声中，传递出项羽的心声，而又隐含了虞姬的无助、无奈。这里有丰富的想象、有细节的描写、有感情的宣泄。运用“摹仿”，作者描写更细致入微，传达的叙事更完整，故事性更强。

通过比照，可以看出:同一场战争中，两位女性，作者采用了不同的写法。或许有人以为这样处理与传主有关，虞姬是项羽关系最密切的女性，故而在《项羽本纪》对虞姬与吕后写法有异。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可为什么在《高祖本纪》中关于吕后仍然运用同样的叙事方式?对于“长于叙事”的太史公而言，这其中到底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

二

首先，从创作目的分析。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而加以记载的史家。《史记》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力地证明了女性存在对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不可回避的是，作为男性叙事者的司马迁，其“书写历史的目的主要在于构建伟大的父系历史，主要构建的是男性经验与男性英雄人物。”无数女性很少被提到，大多女性也就只能是以政治陪衬、男性陪衬的形象出现，承担并完成男性传主性格刻画的使命。《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也概莫能外。

要真正探索女性的性别意义在司马迁笔下的生成过程，我们就要对文本的形象进行抵制性阅读，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人物形象的生成是作者进行干预的结果。就接受理论而言，司马迁在选择收集《史记》中的人物资料时，他对人物已经有了一个“期待视界”，他笔下的人物反映出作者的价值取向。需要明确的是:历史是“人”写出来的，对于修史者本人来说，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换言之，可以说楚汉战争中对虞姬与吕后不同的描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直接指向两位男性:对刘邦与项羽迥异的情感和态度影响了对虞姬与吕后的描写。

细读《史记》，可以发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是独特的，作者没有把处于不同价值体系中的人都放到道德体系中“整齐”、判断、衡量，而是表现为以一种价值取向为主的多种价值取向的交叉。例如，在《史记》中对于刘邦和项羽两个人物的描写，当他以历史评价的尺度衡量时，作者以“直笔”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刘、项在楚汉相争中的最后结局，刘邦无疑是一个胜利者，项羽无疑是一个失败者。而当运用道德评价的尺度来评判时，他的天平自然而然倾向于项羽一边。对诸如刘邦不学无术的无赖品质、张口骂人的粗野性格、妒贤嫉能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挞伐，对项羽垓下之围的重情重义、乌江自刎的悲壮与豪气给予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对于刘邦的复杂的态度和情感，直接影响着对吕后的描写。如前所述，《高祖本纪》记载“吕后被拘”一事，未有一字提及刘邦的反应和作为，却在《项羽本纪》中叙述了刘邦在项羽烹太公时的无赖丑态，《樊郦滕灌列传》对刘邦为了自己活命推堕自己亲生儿女孝惠、鲁元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有理由这样解释，楚汉战争中作者对吕后的纯客观的叙述，真正的用意在于反衬和批评吕后的丈夫、汉朝开国之君刘邦的道德恶行。反之，神秘的虞姬在垓下这一特定场景神秘出现，与英雄唱和，给项羽刚烈的性格里面打上一层温柔的底色，司马迁无限的惋惜之际，完成了对英雄重情重义人格的褒扬。

其次，从作者生平遭际考察。

李陵事件是对司马迁著述《史记》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生事件。罹遭宫刑、身处残秽给司马迁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伤痛，更是巨大的心灵上的重负。修史，成为“作者彰显个体价值内在需要，成为社会道德和责任的自觉行动”［2］177，更是李陵之祸后司马迁“隐忍苟活”的唯一支柱和寄托。

作者既然要“述往事，思来者”“抒愤懑”，必定将自己的主观感情熔铸其中，借历史人物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史迁写人，不止看人物事迹功业等外在表现，更重人物的情感灵魂等内心世界。对人物内在精神价值的拷问与追寻，成为其不懈的艺术追求。缘于李陵事件的痛苦记忆，在《史记》历史人物的书写中，对精神完美型英雄(大多为失败的悲剧人物)的热爱、景仰和对精神残缺型人物的批评、鄙视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特征。

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作者却专意写他的英雄壮举和不能成为英雄的缺憾。“霸王别姬”作为《项羽本纪》中乃至《史记》中富有感染力的场景之一，虽然后世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清人周亮工认为项羽在垓下大战之际无暇作诗，况且即使作了也无人记录，推测应是司马迁想象揣摩的“代言体”。对于以挖掘和凸显历史人物精神价值、人格魅力为己任的司马迁而言，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出于对英雄的热爱、景仰，使作者不免在“算计”之外有所生发，于是有的事“钜而隐括”一笔带过，有的事“细而张皇”予以夸张［3］152，如《项羽本纪》中“霸王别姬”、“项王突围”、“乌江自刎”这些富有诗意的情节设置。藉此，使项羽的毁灭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竭力揄扬了他身上具有的超越物质形态的精神魅力，展示了原生态的人性美，项羽成为勇气、义气、重情义的英雄的典范。

李陵之祸后，司马迁由身体和心智健全者堕为不可逆转的丧失为人资格的蒙受压抑的自我残缺者，对完美的向往，对残缺的同情和“对于不应该完美的完美事物的嫉恨，对滥用权力的‘王者’的仇视”成为一种独特的心理表现。故而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项羽政治上残缺(失败)，赞美了其精神上的完美，而刘邦则走向另一极。史家强烈的责任感，使司马迁对于刘邦政治作为给予客观的描写、公正的评判。作为秦汉之际政治角逐的最终胜利者的刘邦，政治上似乎是完美的。司马迁有意避开刘邦身上耀眼的政治光环，精心选择一些生活化的典型事件，力求揭秘其情感灵魂和内在精神世界。“吕后被拘”事件即为一例。作者未有一字写及刘邦的反应和行为，运用纯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以冷峻的笔调淡淡道出，引导读者领悟其中的弦外之音:身为丈夫的刘邦此时的“不作为”与政治上“大作为”，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热忱”与对家庭亲情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刘邦情感灵魂世界绝对的“不完美”和精神家园的荒芜。

第三，从读者接受角度考虑。

西方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认为:读者的阅读是作品得以存在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作品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的确，再好的作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就不能把作品的潜在价值变为显在价值。《史记》也是这样，因此，选择读者接受的角度，更易触及司马迁在虞姬与吕后描写上表现的深层心理的问题本质。

《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形象各有千秋，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而这些人物身上“具有的带普遍性的本质特性”是最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打动读者，引导读者唤醒、激活人类“集体无意识”——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满足读者的期待心理的。

对英雄的崇拜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司马迁怀着崇敬、惋惜在项羽身上发现、挖掘到具有的英雄般、令人崇拜的道德特质，而将之纪录青史，为后人建构了一个永不剥蚀的经典叙事，完成了项羽道德、精神完美型、具有强烈“生命意志”英雄的构建。若说项羽形象有带给后世读者任何实质上的裨益，倒不如说他激活了人们“对英雄的集体记忆”，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的崇拜的心理期待。而这些，一定程度上离不开“霸王别姬”一节“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独特的叙事方式，如果说江东起事，怒杀宋义，巨鹿鏖兵，分封诸王，彭城大捷，张扬其过於常人的“勇”与“武”，彰显了一种刚烈强悍的生命之美，尽情鼓荡其作为英雄的风云之气;而“霸王别姬”故事的插入后项羽性格中添加了“柔情”的因子，完成了性格核心的转化和融合，而这种转化和融合恰恰迎合、满足了读者的期待与愿望，项羽成长为集合了勇武、刚毅、狂飙、柔情的元素，风云气与儿女情浑然一体的英雄形象，博得后世读者无限的同情和景仰。

亲情是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对亲情注重与期待是人类的又一集体无意识。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对亲情尤为重视。当司马迁选择“纯叙事”的笔法叙说吕后被拘为人质一事时，在冷峻的叙事中，引导读者品味弦外之音。刘邦对亲情的漠视与读者“阅读视野”中期待的亲情的关切与温暖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联想刘邦在其父面临烹杀险境的冷淡，兵败溃逃时多次将亲生子女抛于车下的自私的种种行径，出于政治利益的角逐，公然亵渎人类最本质的美好情感，读者在愤怒之际，对之进行道德审判。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曾公开指责刘邦“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相较而言，项羽“霸王别姬”的儿女情长，感动了后世无数读者，项羽政治上失败了，却换来了做人的成功。表现失败英雄的“霸王别姬”久演不衰。刘邦赢得了天下，而胜利了的英雄刘邦往往成为剧中的小丑角色。历史上失去了的，由艺术得到了补偿;历史上的正剧则在艺术中颠倒为反剧。

三

姚斯说，作品“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地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4］264《史记》正是这样。自其问世以来，它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个性化叙事模式，深深地撞击着无数读者的解读视野，对它的每一次解读都是满载而归，而每一次解读之后都诱发着你的下一次探索。

［1］齐效斌﹒史记文化符号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4］［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党大恩］

Abstract:In“the life of general Xiang Yu in Historical Records”and“the life of emperor Liu Bang of Han in Historical Records”，Sima Qian present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wo female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war:the concubine Yu and Empress Lv，who were depicted by the author from different aspects，such as themotives ofwork creation，the sufferings of the author’s life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reader，so as to show their deep psychological factors for the war.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the concubine Yu;Empress Lv;psychology

The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ubine Yu and Em press Lv in the W ar between Chu and Han in Historical Records

WANG Xiao-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I206

A

1009—5128(2011)01—0014—03

2010—10—22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生态文化视域下的《史记》研究”(2010JK098)

王晓红(1969—)，女，陕西大荔人，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