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超史性”及其成因

王右磊，李 建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论《史记》的“超史性”及其成因

王右磊，李 建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优秀的通史巨著，问世以来，研究者代有其人，史坛巨擘梁启超以其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识，深刻地体察并指出《史记》是中国、乃至世界史学中无与伦比的“超史”巨著。梁启超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极富价值的理论见解，它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司马迁;《史记》;超史性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穿古今的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鸿篇巨制。《史记》问世以来，研究者代有其人，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对后世学人的研究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梁启超提出的问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史坛巨擘，他对《史记》曾有过极为深入、独到的研究。他在《〈史记〉解题及其读法》①原载《史地学报》，1923年第7期，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部分。中说:“《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1］18这里，梁氏提出了两个极富价值的理论见解，即“超史的”和“为作史而作史”。“为作史而作史”，这很好理解，就是为单纯的保存历史而去书写历史，我们姑且称之为“纯史性”;与之相反，“超史的”即不是纯粹的“为作史而作史”，我们称之为“超史性”。

“超史的”是梁启超提醒研读古代史家史著的学人们所应当特别注意的。他所谓“超史的”乃是指史书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史书著述目的、宗旨之类。他举例说:“孔子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孕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1］18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国史籍中，《史记》的“超史性”尤为突出。梁启超说:“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授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1］18

《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之作，梁启超所言“超史”，对我们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史学大有启发。受梁氏理论见解的启发，我们将“超史性”定位为超越现代意义的历史书写和史学研究。我们认为，“超史性”研究是一把打开《史记》大门的钥匙，应当引起广大《史记》研究者的关注。

二、《史记》“超史”之表现

如上所述，中国的史著多少都有其“超史性”，而《史记》为尤甚，那么《史记》的“超史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1.《史记》的“超史性”首先表现在其书之命名和作者的著书宗旨上

追溯一下，“史记”这个名目并非司马迁撰述史籍之初名，而为后人所妄加。首先，司马迁是不能自命其书为“史记”的。我们知道，“史”是陪伴在帝王左右，担任祭祀、星历、卜筮、记事等职的官名，“史记”是对史官记录史事的总称或通称，并不专指某一史官的记录。《史记》的原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2］769名曰“太史公书”，表示此为太史公所作之书。

春秋战国历秦迄汉初，史书的命名多曰“春秋”或“记”，“太史公书”曰“书”而不是其他，是有其深刻原因的。程金造先生说:“司马迁不名其书为《太史公春秋》，而命其书作《太史公书》，是有其微义的，就是有所忌讳。”［3］45这话十分中肯、到位。司马迁私人修史，欲以古今历史申大义于万古，当然有所忌讳。他忌讳的是他所在的当世，“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即是明证。

“太史公书”这个名称，其实是和司马迁的著述宗旨联系在一起的。司马迁的著述宗旨是什么?他自己多次提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是要建立自己的一家之言，就要以自己的名义来命名。“太史公”是其官职，“书”是典籍之名，“太史公书”自是申述其学说的著作。可见，《史记》原是属于子书一类著作的，这一点并不为古代注重训诂和考证的俗儒们所注意，好在今天已有不少学人对此有了明晰的认识。考察《史记》的流传，它是逐渐由子入史的。［4］65—90从《史记》原命名到司马迁著史的宗旨，以及其子书的性质，这些都说明《史记》具有“超史性”。

2.《史记》的“超史性”还表现在它是司马迁对我国历史第一次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所得，是一部内容丰富、视野巨阔的通史巨著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5］1梁启超慧眼独具，他点破了中国古代史著普遍存在的一大弊症:“君史”而非“全史”，即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内容的狭窄性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大通病，但《史记》却是个例外。洋洋洒洒五十多万言，司马迁在广阔的时空框架上展开了博极天地、囊括古今的人类社会史的完整画卷。

在《史记》中，司马迁的笔墨所及不仅仅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他更把视野投向其他各色人等，特别是那些历来不被重视的普通人民大众身上。将项羽列入本纪，为孔子、陈涉等勒编世家，为游侠、商贾、刺客、滑稽、日者等撰写列传，更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司马迁以其雄阔的视野、广博的历览，综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的列传，俨然描摹了一幅世界史的壮阔图画。①

《史记》第一次汇纳古今典籍于一书，融冶百科知识于一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体大思精的论著，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欲研究五帝历史，则读《五帝本纪》;欲研究儒学史，则读《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则读《平准书》、《食货志》;欲研究天文历法，则读《天官书》、《历书》;欲研究礼乐，则读《礼书》、《乐书》……后世之人无论从哪个方面、哪个领域去认知、研究它，都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记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近三千年的历史，书中包罗了政治、历史、天文、地理、哲学、文学、经济、军事、法学、医学、水利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内容丰富的伟大历史著作。如此巨阔的视野，丰富博大的内容，实在让世人对之叹为观止，这也是其“超史性”的一个表现。

3.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寄托强烈的孤愤和进步的批判意识是《史记》“超史性”的主要表现

司马迁修撰《史记》是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的。秦汉之际“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为秦汉思想文化与史学的展开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新生的大一统政权体制和新的社会格局又给思想与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6］1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大汉史官的司马迁以其卓绝无伦的才华，俯瞰一切的学术视点，恢宏的学术眼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以往的学术思想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只不过，如梁启超所说，其一家之言是“借史的形式以发表”的。

《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更融铸了他“超史的”思想和孤愤。司马迁作史，并不是简单的资料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理想。［7］226和一般史书不同的是，司马迁的撰述十分明显地掺入了个人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强烈的孤愤之情，他好不讳言。“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

① 对于《史记》包孕之博大丰富，研究者多倾向于说它是一部世界史。可参见:于沛.近代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J］.北方论丛，2008(1);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序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序言)［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8］761这就是他寄托自我孤愤的宣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赫然标立了“发愤著书”的思想理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司马迁如实地撰述历史上的一切人事，褒贬善恶、爱恨分明。即便是对待“今上”汉武帝，司马迁丝毫不予隐晦，而是如实揭露和批判他封禅祭祖、祈求神仙、穷兵黩武等罪恶。中国的史书著录都要求不带个人情感的“直书”、“实录”，司马迁《史记》卓然不群，被扣上了“谤书”和“发其私愤”的帽子。①如《后汉书·蔡邕传》中王允指《史记》为“谤书”;王若虚在其《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中说司马迁著史是“发其私愤”。司马迁独特的思想、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他强烈喷涌的孤愤抒发，都决定了《史记》具有不同凡响的“超史性”。

三、《史记》“超史性”形成原因

“超史性”是《史记》之所以成就其千古不朽史著的核心原因所在，而《史记》超史成就的取得又绝不是偶然的，这由多方面因素促成。

1.《史记》“超史性”根植在西汉初期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激昂多样的学术文化风尚之中

《史记》产生于西汉盛世的汉武帝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8］592武帝一朝，历经高、惠、文、景四代励精图治，中央集权日益加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必然要求学术文化出现与之适应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时期的学术风尚重点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天人关系②《史记·儒林传》:“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武帝诏方正贤良之士的一大议题即为此。，作出学术综合，为政治服务，以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西汉立国之初的思想家陆贾，英年早逝的政论家贾谊，著有《淮南鸿烈》的大学问家刘安，提出“天人三策”的一代儒宗董仲舒等人都曾致力于此。《史记》也是乘着这股东风应运而生的。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得明白，“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621—622一个“亦”字，可见其心志。

《史记》是作者司马迁生逢盛世，作为一个盛世人自觉应和盛世之要求、时代之召唤而写就的。诚如凌云先生所说，“这个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辉煌期，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时代，正是这个宏阔的时代孕育了司马迁，孕育了体大思精的《史记》，就像后世不能再产生古代希腊神话艺术一样，中国封建社会从此之后，再未产生过像《史记》那样的鸿篇巨制，这都是因为产生它们的历史背景不能复制、不能再生。”［9］67

2.《史记》“超史性”得益于谈、迁父子良好的主体素养和史家的历史责任感，与父子两代人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

“司马迁的成功不止由于时代伟大，而且由于他有一个伟大的父亲”［10］24。《史记》的成书，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厥功甚伟。杨燕起先生曾说:“司马谈为《史记》撰写所付出的长期心血和艰苦劳动，仍是人们永远值得纪念的。故此，司马贞在《史记索引序》中明确肯定:‘《史记》者，汉太史令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顾颉刚先生经考证后则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这确是一个使人产生崇敬而又很有见地的结论。”［11］13

司马氏世典周史，谈、迁父子有优良的史家传统、深刻的历史意识、良好的主体素养和深重的历史责任感，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超史的”《史记》。

3.《史记》“超史性”以司马迁不幸的人生际遇为代价，来源于由李陵之祸引发的强烈悲愤意识和深沉历史思考

司马迁的人生际遇是不幸的，这主要在于其先世职官的沦落和遭“李陵之祸”。在职官上，谈、迁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这一官职“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因此，他们常有慊慊之感，亦不乏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灰心丧志、自甘沉沦，而是以一种奋发向上、积极有为的精神尽心尽力的为国家做事。他们的志愿是对“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以论载，希望通过自己的著述大力宣汉，以“亲媚于主上”，同时也实现显身扬名，垂著青史的理想。司马谈未得参与封禅大典，郁郁而终，司马迁接续了父亲的工作，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然而“李陵之祸”使其惨遭腐刑，同时迷梦破灭，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引发他强烈的悲愤意识和深沉的历史思考，近而影响到他的撰述。司马迁的著史宗旨也因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由“亲媚主上”变为“隐忍显志”。清末著名小说家刘鹗曾说:“《离骚》乃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乃太史公之哭泣。”［12］1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血泪之书，这部巨著的完成靠的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内驱力，这无疑就是司马迁的悲愤。不少研究者对此都有关注，认为“李陵之祸”让司马迁的人格更加完善，是“李陵之祸”成就了司马迁，这样的看法虽然不近人情，但却是实言。“李陵之祸”让司马迁身体残毁，却成就了一部伟大史著，这在他个人是一件极悲惨的恶事，对整个民族的文化事业却成其不朽幸事。

四、结语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超史”之作，其“超史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其“超史性”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史记》的成就是伟大的，其闪光之处正在于它的“超史”，如果没有这一点，难说它不会同其他史书一样，而沦为一部极普通的史著。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司马迁《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史著层出不穷，却再也没有产生如此伟大的超史之作，都是因为失去了超史之作赖以产生的各种主客观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总之，在中国史学史上，《史记》以其“超史性”独树一帜，独占风骚，无可比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大力表彰。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程金造.史记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4］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J］.文史哲，2008，(2).

［5］梁启超.中国史叙论［M］//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

［6］白寿彝，许殿才.中国史学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许凌云.儒学与中国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10］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1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2］［清］刘鹗.老残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党大恩］

Abstract:Historical Records by Sima Qian is a very well history book.Since it came out，many people researched and made rich achievements.Liang Qichao，a greathistorian，with his keen eyes，unique insight，profound understanding，he found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is an unparalleled history book in China and even in the world.Mr.Liang’s view is very useful，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us to research Sima Qian and his book Historical Records.

Key words:Sima Qian;Historical Records;nature beyond history book

The Discussion about Historical Records’Nature beyond History Book and Its Causes

WANG You-lei，LIJ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K207

A

1009—5128(2011)01—0017—04

2010—05—04

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史鉴传统研究”(10CLSZ06)

王右磊(1984—)，男，河南范县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李建(1970—)，男，山东菏泽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史学史、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