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贞观时期官修史书编撰的成功经验

曾海龙

（重庆出版社，重庆 400016）

论贞观时期官修史书编撰的成功经验

曾海龙

（重庆出版社，重庆 400016）

唐太宗贞观年间设立史馆,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编撰了一批高质量的史学著作。其中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宏观上和每部史书的具体编撰上都注意安排恰当的人选，使人才济济，各展所长。

史馆；史书；编撰；人尽其才

为了巩固统治，唐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编撰史书，期盼从历史研究中取得统治经验。公元622年（武德五年），唐朝的开国之君李渊颁发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当时计划编撰的六代史为：北魏史、北周史、隋史、梁史、北齐史、陈史。由于当时诸事草创，又缺乏组织编撰大规模史书的经验，武德年间的编撰计划无果而终。

李世民取得皇位后，于贞观三年（629年）再次下诏编撰“六代史”，由于北魏史已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130卷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92卷，已很详备，遂不复修，只有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当修。故诏书下达后着手编撰的实为“五代史”。7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史撰就，分别为：《梁书》，本纪6卷，列传50卷，共计56卷，姚思廉撰；《陈书》本纪6卷，列传30卷，共计36卷，姚思廉撰；《北齐书》，本纪8卷，列传42卷，共计50卷，李百药撰；《周书》，本纪8卷，列传42卷，共计50卷，令狐德棻撰，崔仁师佐修，岑文本撰史论；《隋书》本纪8卷，列传50卷，共计55卷，魏征主撰，参加编撰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等。

五史虽成，但只有纪、传，而无书志，故李世民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共同修撰《五代史志》，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凡十志30卷。《五代史志》成书后，附在《隋书》之后，被后人称为《隋志》。需要说明的是：《五代史志》虽成书在唐高宗显庆元年，但体例设置、编撰人员的确定都是在贞观年间，且编撰的大多数时间在贞观年间，故仍可视为贞观年间的撰修成就。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晋书》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参与撰述的达21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完成，包括纪、传、志、载记等内容，今存130卷。

要之，贞观年间官修史书由“五代史”（包括《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组成。这些史书卷帙浩繁，成书时间短，质量较高，被收入后来的“二十四史”中。取得编撰成就的经验何在？本文从组织特色上略作探讨。由于“五代史”和《晋书》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选用上取得成功的经验类似，再加上本文篇幅有限，在论述时，以“五代史”的编撰为主，对《晋书》的论述从略。

一 设立史馆 宰臣监修

“五代史”和《晋书》的编撰都是皇帝下诏书编撰的，为进一步管控史书的编撰，使“五代史”和《晋书》的编撰能贯彻皇帝的指导思想，服务于大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通过设史馆来修“五代史”和《晋书》。

我国古代史馆的设置始于北齐。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元年（550年）设修史局，是为设馆修史之先声，但北齐以后的南北各朝均未形成普遍推行的制度，唐初武德年间，唐高祖李渊设史馆“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这时的史馆为掌管图书的官署，如后世的国家图书馆，政治地位不高。

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命“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1]。史馆成为门下省的下属机构，地位大为提高，且“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2]。修史者乐于入其彀中，为统治者效劳。此后，设馆修史遂成定例，直到清代无一例外。

史馆修史的最大特点是监修制，这种制度就是官方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它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资金、人员、书稿选题由官方筹划、确定；二是发凡起例、撰写分工、定稿出版等各有专人负责；三是出自众手的史书，书成卷端“止署官高一人名衔”，其他预修者一概从略[3]。

二 组织得当 人尽其才

史馆修史从制度层面上确保了皇帝对史书编撰的主导地位。皇帝的主导地位确立了，所修史书自然能贯彻皇帝的旨意，但史书要发挥鉴往知来的作用，书稿的质量也十分重要，粗制滥造的史书是不可能发挥政治作用的。在修“五代史”和《晋书》时，贞观君臣为确保所修史书的质量，他们作了使预修人员各尽所能、各展其长的恰当安排，这主要表面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宏观上看，为保障史书编撰对人、财、物、图书资料的需求，贯彻皇帝的编撰思想，确保体例的严整安排了恰当的人选。

我们以“五代史”的编撰为例。“五代史”是5个朝代的史书，是一套丛书。《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载，编撰“五代史”时，以房玄龄、魏征“总监诸代史”，由于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实为宰臣，研究者多认为，房玄龄未参与具体的编撰事务，是虚受“总监”（或曰“监修”）之名。其实不然，宰臣监修，首先是代表皇帝在政治上把关；其次，宰臣监修，能方便地调拨人力、财力、物资、图书资料，为史馆修史提供可靠的人、财、物及图书资料保障。房玄龄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皇权的关键人物之一，贞观元年李世民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为一等功，李世民曾称赞他说：“玄龄等有决胜帷幄、定社稷之功。”[4]作为李世民的股肱心腹，他当然知道李世民以史为鉴，求治急切之心，所以他的协调、保障之举是非常得力的，正因为如此，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又让他参与《晋书》的编撰事务[5]。

秘书监魏征对丛书“总加撰定”“详加损益”，除《周书》史论由岑文本撰写外，梁、陈、齐三史总论以及《隋书》序14篇，论53篇全部由魏征撰就[6]，魏征实为“五代史”的内容主编和史论的撰稿人，是全套书思想取向的体现者。魏征是著名的谏臣，社会阅历丰富，洞察力敏锐，文笔雄健老辣，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深得李世民的信任，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定天下，间关草味，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7]。在李世民的眼中，诸葛亮也比不上魏征，让这位正直、敏锐、心忧天下的心腹去做主编，写史论，把握方向当然恰当。

秘书丞令狐德棻“总知类会”，主管套书体例，以求整齐划一。这一安排可谓知人善任。令狐德棻幼年即勤奋好学，“博涉经史，早知名”。年长以后，即参与各项著述活动。

武德五年（622年），受诏参与修撰《艺文类聚》，武德七年撰就，此书100卷，是中国历史上大型类书之一，引用古籍达1430余种，该书的体例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8]。而在此之前类似的书，或汇“文”而为总集，或聚“事”而为类书。《艺文类聚》在编撰体例上的创新，将“文”“事”合二为一，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的成功，令狐德棻功不可没。

由于令狐德棻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所以“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9]。这样博洽的学者自然有能力担当起统一全书体例的工作。

其次，在每一部史书具体人选的安排上充分发挥了著述者的长处。

《梁书》《陈书》，由姚思廉负责编撰就充分发挥了姚氏父子的家学优势。姚思廉的父亲姚察在陈时就曾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时令思廉续成其志，李世民刚登皇位，“思廉上表陈父遗言，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10]。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在北齐作内史令兼史官时就写成纪、传27卷，入周和隋续至38卷，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以文著名，《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说他的文章“藻思沈郁”，“四海名流，莫不宗仰”，他的五言诗独具风流，没有陈、隋宫体遗风和轻艳淫靡之气。《全唐诗》卷43《李百药》说，“虽樵童牧子，亦皆吟讽”。贞观初，李百药承继父业，杂采诸书材料，完成了《北齐书》的修撰。《北齐书》的修撰发挥了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的家学优势。

《周书》名由岑文本、崔仁师、令狐德棻同修，但崔仁师仅为助手，《旧唐书》卷70《岑文本传》载，岑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有贯综，美谈论，善属文”，论史议政是其所长。《周书》主体内容由令狐德棻奉诏私修。令狐德棻，博通文史，富有撰述经验，前文已有论述。由于组织得法，用人所长《周书》问世后备受后人称赞。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说：“世之议者，咸以北周众作，周史为工”[11]；清代赵翼称赞《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12]。

《隋书》成于众手，序15篇、论53篇由长于议论的魏征撰写；参与纪、传55卷的编撰人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李延寿、敬播、赵宏智等人，他们都是博学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我们仅对其中的颜师古略作介绍。

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承家学，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十分熟悉。武德年间，为李渊所信重，掌机密，专典皇帝诏敕。军国政务等重大诏令皆出于颜师古之手，其文才名冠当时。太宗时官中书侍郎。帝以五经传习日讹，诏师古校定。师古主持相关学者历时两年校定，被称为《五经定本》，当时名儒莫不叹服。唐太宗贞观初，“颁其所定书（指《五经正义》）于天下，令学者习焉”[13]。颜校的《五经定本》以法定的经典形式，颁行全国，作为中央官学至地方州县各级学校的标准教科书，成为朝廷取士的圭臬，直至宋代数百年间，士人谨守，无有异议。他对《汉书》的注释至今仍是我们阅读、研究《汉书》所不可缺少的文献。

《隋志》中的《经籍志》为魏征所撰，宋本《隋书》载《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云：“《经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征撰”，因为魏征在武德末和贞观初曾两次参与大规模的图籍搜求和整理工作，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说，《经籍志》是魏征“依据隋代藏书旧录，参考秘书监藏书所整理出来的隋代遗书”。

《天文》、《律历》、《五行》三志为李淳风所撰，李淳风为唐初杰出的天文历法学家。他自幼俊逸豪爽，《旧唐书·李淳风传》说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他在《隋志》中的成就后人评价甚高，《旧唐书·房玄龄传》载：“唯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

《隋志》的另一重要撰稿人于志宁也是饱学之士，“志宁雅好宾客，接引忘倦，后进文笔之士，无不影附”[14]，自撰有《谏苑》20卷、文集40卷，并预修《大唐仪礼》《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本草》等书。他撰写了《隋志》哪些篇目，现在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饱学之士预修《隋志》，定然能为《隋志》增色。

宋代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谈及贞观年间修史成就的经验时说：“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 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人始用众手……然亦随其学术所长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随其学术所长而授之”的评语可谓切中肯綮，贞观年间在集体编撰大型丛书时组织得法、用人所长的经验值得今人参考。

[1]唐会要（卷63）[M].四库全书本.

[2]史通·史馆建置[M].四库全书本.

[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新唐书[M].四库全书本.

[4][5]新唐书（卷96）·房龄传[M].四库全书本.

[6]旧唐书（卷71）·魏征传[M].四库全书本.

[7]新唐书·魏征传[M].四库全书本.

[8]艺文类聚·欧阳洵序[M].明嘉靖间刻本

[9]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M].四库全书本.

[10]旧唐书（卷73）·姚思廉传[M].四库全书本.

[11]史通（卷6）·言语[M].四库全书本.

[12]陔余丛考（卷7）·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3]贞观政要（卷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旧唐书（卷78）·于志宁卷[M].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雪 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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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Publish House,Chongqing 400016,China)

During the Zhengguan period of Tang Dynasty(627-650),historiographers’institute was established and in a comparatively short period an array of quality historiographic works were successfully compiled.The most important experience for its success was that the compiling of every volume was assigned to right compilers so that every compiler could bring his talent into full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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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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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652（2011）01-0094-03

2010-11-22

曾海龙（1965- ），男，重庆出版社重点图书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主要从事编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