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陵北岩文化发展历程、内涵及影响初探

谭清宣，叶 凯

（1.长江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民族学院，重庆 408100；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涪陵北岩文化发展历程、内涵及影响初探

谭清宣1，叶 凯2

（1.长江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民族学院，重庆 408100；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涪陵北岩是重庆市内一处著名的历史人文景观，《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名胜辞典》中均有收录。北岩自宋代程颐谪居于此后，经过历代发展，逐渐由一处丛莽嶙峋的山林之地转变为一处内涵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要之，其具体内涵有教授生徒、精研易理、理学重心、潜心治学等内容，并且对涪陵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涪陵；北岩；文化内涵；影响

北岩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北岸北山坪南麓，与涪陵城隔江而望，是一处具有千年历史的人文古迹，自宋代程颐注《易》于此而逐渐为世人所知。全盛时期的北岩，有钩深堂、点易洞、三畏斋等多处景观，同时还是涪陵最高学府北岩书院的所在地。在其后绵亘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岩逐渐形成以教授生徒、精研易理、潜心治学等文化内涵为主的人文景观。那么北岩是如何由丛莽嶙峋的山林之地逐渐发展为一处内涵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如何理解其文化内涵？对涪陵文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涪陵北岩的发展历程

北岩的历史可追溯到汉唐汉时期。早在汉代，北岩就作为墓葬佳地，今考古工作者在北岩附近发掘出大量两汉墓群，远多于涪陵其他地区[1]，就从一个侧面予以印证。唐代北岩苍郁葱茏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佛道辟谷服食、参禅隐修的胜地，据载唐代涪州三仙之一的王帽仙就曾在此修行，北岩及其附近先后建有天庆观、普净禅院等道观佛寺。不过总的来说，宋代中期以前，涪陵还处于经济文化相对欠发达状态，被作为流放犯官之地，如唐代宰相长孙无忌、魏元忠先后被贬涪州附近并屈死于此[2]，所以在时人心目中，涪陵还被视为一个山险水恶、瘴疫丛生的蛮荒之地。然而，也正是缘于其凶险边远的名声，北宋哲宗时期因党争和文字狱而遭贬谪的大儒程颐、文豪黄庭坚先后被流放至此，程颐更是寓居北岩三年，于是这片原本的蛮荒之地迎来了其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哲学家、教育家程颐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谪涪州，居住于北岩普净禅院，全力注《易》与讲学。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和三年（1100年）黄庭坚以修实录不实罪名遭贬而两次道经涪陵，至北岩与程颐研讨学问，并为其居处题写“钩深堂”。虽然二人后来先后离去，但此前程门弟子涪州人谯定已在北岩随侍恩师，而另一弟子洛阳尹焞也于靖康年间避难来涪。这一批学者的到来，为涪陵文化的发展，更为北岩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宋绍兴五年（1136年），涪州太守李赡将钩深堂改建为伊川先生祠堂，供祀程颐，曹彦时为其撰写《伊川先生祠堂记》[3]（卷四，P635），北岩逐渐知名。嘉定元年（1208年），涪州知州范仲武主持大肆整修钩深堂，并建致远亭、碧云亭、四贤楼和三仙楼等。嘉定十年（1217年），范仲武又扩建钩深堂为北岩书院，名士刘光祖为其作记[4]（卷十九，P144），以后著名学者渊、阳枋也先后长期主讲书院，达官显贵、名流学者来往频繁，或是研讨交流、或是求教问学、或是瞻仰前贤，逐渐成为南宋后期全国四大书院之一[5]（P130）。北岩文化发展达到高峰。

元代于点易洞前建观澜阁，元末北岩名胜荒废，明代重新恢复；明末清初复又荒废，清康熙年间，涪州知州萧星拱、董维祺先后下令重修，恢复名胜原貌。乾隆九年（1744年）知州罗克昌又予重建，五年后改北岩书院为钩深书院。至嘉庆八年（1803年），钩深书院已有相当规模，成为川东著名书院之一，直至清末改办新式学堂。

二 涪陵北岩文化内涵

自程颐谪涪开始北岩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使北岩文化体现出丰富的学术文化内涵，具体而言，其主要有：

（一）教授生徒，交流学术

程颐谪居涪陵，得弟子谯定之助栖身于州城对岸普净禅院，一边注《易》，一边讲学，“北山有岩，师友游咏其中，涪人名之曰读易洞”[6]（P1524），经常有学人至北岩与程颐交流问学，这样北岩逐渐具有了学术交流的文化色彩。《同治重修涪州志》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渡江老父，涪陵人。伊川先生谪涪，渡江中流，舟濒覆，人皆哭，伊川独正襟危坐如常。及岸，老父问曰：“当船危时，君正坐，色甚庄，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耳。”老父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而老父径去。[3]（卷十，P572）

上述对话实则描述了程颐与渡江老父的学术交流，程颐严守理学“诚敬”工夫，老父则明显带有道家的思想倾向，寥寥数语两人便完成了一次学术辩论。实际上后来程颐的思想中有较多成分的心性、本体内涵，偏重于存养、体悟的修身工夫，或许与老者的启迪有关。程颐寓居北岩开启了北岩切磋问学之风。黄庭坚路过涪陵也足履北岩与其讨论学问[7]（P1069），杨时之徒罗从彦曾专程来到涪州北岩向其求教易学而终得卒业[3]（卷十二，P622）。由此北岩莽莽群山中多有学人出入，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此后，北岩浓厚的讲学之风代代相沿。靖康年间程门高第尹焞避难来涪，于北岩辟“三畏斋”以居，“涪人宗之”[3]（卷十二，P622）。嘉定年间范仲武奏请在北岩设立书院，从此北岩正式具有了教育机构的职能，先后有多位著名学者讲学于此。从学于朱熹的涪州人渊，学问精深，同门评价“熹之门人众矣，惟渊从之为最久，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8]（P186），后主讲北岩书院二十余年，课徒授业，传播学术，作育大批人才；宋末四川名儒阳枋赴北岩书院从学于渊，据阳枋描述其师授课风范，“言近而远，约而肆，于日用常行研究天理造化之精微”[9]（卷八，P366），因此获益甚多。后来阳枋也在北岩书院执教五年，“汲引后学，养育人才”，大力传播理学，“及门从游者甚众”[9]（卷十二，P439、471）。正是在这些名儒学者的推动下，北岩书院在士林中声誉鹊起，在南宋后期与东湖、象山、濂溪书院并称四大书院[5]（P130）而名闻朝野。

元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因为种种原因对书院实施官学化，千方百计加以控制[10]（P332），明初直至正德年间仍然承袭这一点，不经奏准不能修建或恢复书院[10]（P379），而且规定参加科举的应试举子必须来自官学，“举子则由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11]（P185），因此对元明两朝北岩书院的活动，史籍缺载。直到清乾隆年间涪州知州罗克昌复建后，书院教学活动才重见史籍。虽然清代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同样想方设法控制书院，将书院引向官学化和举业化[10]（P462-465），宋代自由讲学、研讨学术的传统大大弱化，但北岩在推动本地教育事业发展上仍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涪旧有钩深书院，生童肄业其中。公岁延名师，按月课艺，文风士习蒸蒸日上”[3]（卷十四，P669）；后来书院又更名为“钩深书院”，仍然是重庆府著名书院[12]（P242），并与其他书院相互切磋问学，激励竞争，同治九年（1860年）知涪州徐浩在州城内创办“涪陵书院”，目的之一就是“俾肄业者两得其便，庶相互砥砺，咸思有以奋兴焉”[3]（卷三，487）。

因此纵观北岩发展历史，教授生徒，交流学术始终是其重要的文化内涵。

（二）精研易理，发展易学

北岩既作为教育机构，自然而然其文化内涵中学术性色彩较浓厚。要而言之，其主要内容是易理文化，可以说以北岩为中心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主要都与易学有关。

基于此，笔者根据人性化设计理念设计了一款小型作物根部施肥器，如图1所示。本设计方案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操作者将施肥器插入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内，如果土表较硬可通过脚踏板附加施力，同时踏板高度可调节，以配合不同施肥深度的要求。当下料管插入土壤后，提起施肥拉杆，料斗内的化肥通过料斗下料口依靠自重自动流入到下料管，继而通过下料管口下落至土壤深孔内，推回施肥拉杆使料斗下料口关闭，拔出施肥器，完成一次施肥操作。土壤深孔内的化肥通过孔周边泥土的下滑或操作者的踩压得到覆盖，可防止挥发。

程颐谪居北岩潜心注《易》，平生研习《易经》最重要的著作《周易程氏传》（或称《伊川易传》、《程氏易传》）就完成于这一时期，由程颐发其端的涪陵易学的研读问辨之风由此蔚然兴起：罗从彦因读《易》生疑，也是“鬻田走州（涪陵）见伊川问之，伊川反复以告”[3]（卷十二，P662）；渊 “平生好易，凡古今易学靡不研究”[9]（卷八，P363），虽“问易考亭”，而“得易涪乡”，后主讲北岩书院二十余年，“二十有余年至淳祐庚戌从祀于北岩而先生之学始显”）“《易》由先生而有传，岩因先生而有光”[9]（卷九，P388），不但形成自己独到的易学思想，还课徒授艺，传播易学；宋末四川名儒阳枋专程前往北岩向渊“问《易》奥旨”，乃至“拳拳服膺”[9]（卷八，P366）。实际上程颐以后，由谯定首开规模的“涪陵学派”[13]，其中许多重要成员都颇为关注易学，谯定自不必论，其下张行成、冯时行、李舜臣、李心传、高斯得、渊、“合州二阳”等人，无不曾著书研《易》[14]（P7-9）。因此阳枋品评北岩“五贤”，言程颐、谯定、黄庭坚、渊皆与《易》相关[9]（卷九，P388），可谓中肯，其又论北岩易学传承，云“先生（渊）之易又足以嗣伊川之《传》，使其得与谯公达微、尹公彦明同时，则伊川必深与点”[9]（卷八，P364），为我们勾勒出一条北岩易学传承的简明线索。

北岩易理文化，在宋代达到发展的高峰时期。相比宋代，明清虽然有所需削弱，但其流风余韵亦大放光彩。明代正德年间涪州籍名宦刘茝就曾在点易洞潜心读《易》[3]（卷十四，P650）。另蒲国树《程颐与涪陵北岩名胜》整理出自黄庭坚以后历代专咏或涉及北岩的诗作74首[15]（P29），笔者统计其中31首关涉到易学或易理思想，这31首诗中可确认作于明清时期的就有27首，而其中又有15首分别属于12位非涪陵籍士人。由此可知明清时期北岩的易理文化不仅深入本地文人之心而绵绵传承，也成为外地士人凭吊景仰之资而走出巴渝。

由此可见，易理文化内涵是贯穿北岩文化的一条主线。

（三）理学渊薮，学术重镇

自程颐来到北岩，虽然政治环境不利，但由于其在理学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其重要著作《伊川易传》在此完成，北岩逐渐成为理学信徒向往圣地。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理学宗师朱熹《北岩题壁》一句“天下经纶具此中”[3]（卷十五，P677），即明白道出北岩在宋代理学中的重镇地位。当然这经历了一个逐渐积淀的过程。

程颐在涪虽仅三年左右光景而返，但其门人弟子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得意弟子谯定是涪州人，在宋代影响甚大：“谯氏门人”有刘勉之、胡宪、张行成、冯时行、张浚等；“谯氏再传”有朱熹、张栻、吕祖谦等；“谯氏三传”有蔡元定、黄干、辅广、陈埴、杜煜、陈淳、袁燮、舒璘、“沧州诸儒”159人、“岳麓诸儒”33人、“二江诸儒”10人、“丽泽诸儒”67人等；“谯氏四传”有王应麟等[14]（P109）。因此可谓谯定“固程门一大宗也”[16]（卷三十，P1079）。另外后被供奉于北岩四贤祠中的尹焞是程颐晚年所得“二士”之一，其师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胡宏也说尹焞为“程氏后起之龙象”[16]（卷二七，P1001、1004）、1071，尹焞在靖康年间家人罹难之后逃离洛阳，来到涪陵，于北岩辟“三畏斋”以居，“涪人宗之”，增强了北岩在理学信徒中的影响力。

南宋嘉定年间钩深堂甫一落成，便受到四方关注。理学信徒刘光祖在面对当时权相韩侂胄排斥理学，文网严密，赵汝愚、朱熹、周必大等先后遭贬之际，特地作《涪州学记》。申明：“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6]（卷三九七，P1368），鲜明表达了为理学张目、反对韩氏党狱的立场，可见北岩在理学信徒中的地位。渊从朱熹处学成归来后，在涪陵治学授业五十余年，特别是主讲北岩书院二十余年，使北岩学术文化水准蒸蒸日上，在理宗朝前期就成为四大书院之一，其理学重心的地位也日渐凸显。

宋蒙战争爆发后，川西平原遭到蒙古军的毁灭性破坏，“屠成都，焚巴州，蹂践邛、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川）之人十丧七八矣……然昔之通邑大都，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野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17]，而蒙古军虽也一度攻入川东，但由于川东军务先后由彭大雅、余玠、王坚、张珏等名将能吏主持，特别是余玠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有效地扼制了蒙古军的进攻，川东地区相对战争较少，社会安定，生产继续发展。于是相对而言原本基础较好的川东地区学术文化仍在发展，逐渐取代川西成为四川学术重心之所在。而涪陵北岩学术重镇地位更加凸显，当时四川著名学者、理学大师阳枋为躲避蒙古兵锋多历颠簸，65岁时定居涪陵，主讲北岩书院五年，“及门从游者甚众”，浙江鄞县史蒙卿曾从学于阳枋，后在浙东四明地区大力传播程朱理学，“四明史氏皆陆（九渊）学，至静清始改而宗朱（熹），渊源出于莲荡氏”[16]（卷八七，P2910）。说明北岩不仅是四川地区理学重镇，就全国而言，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咸淳十年平宋诏书的正式颁布，元军对川东地区展开新一轮大规模进攻，油尽灯枯的南宋川东军民拼尽了最后一分力量，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钓鱼城失陷，川东陷落了。北岩理学重心的地位一去不返，明清也再未恢复。

尽管北岩理学重心的地位没有一直延续下去，但不可否认其在北岩文化内涵中曾经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

（四）淡泊名利，潜心治学

北岩由于环境清幽，且与州城相隔大江，自唐代以来就有道家人物如王帽仙在此修行，后又建有道观、禅院等等，加之程颐、黄庭坚这些本来有志于当世的学者屡遭政治打击而贬至西南，也对弟子门人及涪陵学者有所影响。凡此种种，都使北岩成为避世隐处、潜心治学的佳地。

蜀中学者似乎有隐居不仕、潜心学术的传统，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谯定。他一生长期隐处，不好交游，虽钦宗、高宗两朝先后征召他任官，皆因政见不合而离去，隐居而终，正像王质评价的那样“此孔氏所谓遁世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者，潜龙也”[18]（P68），故《宋史》将他归入“隐逸”。程颐的另一高足尹焞早年就因不愿出仕而被赐号“处士”，避乱隐居北岩后于绍兴年间复为朝廷征召，本欲辞以疾，漕臣赍旨至涪亲遣，才不得不出山任事[6]（卷四二八，P1443），阳枋评价其“自保终身，顾行顾言”[9]（卷九，P388）。其后的渊，被称为“禀刚健之资，负盖世之志”[9]（卷八，P364），并且曾经参加举试，虽“文理优长”、“深明经学，颇通世务”，但因“性资沈静，履行清修”，而“不复从事于科举矣”[8]（P186），于是潜心治学三十余年，主讲北岩二十余年以一布衣终老。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其弟子阳枋，阳枋虽在淳祐元年得同进士出身，又曾历任昌州酒税、大宁理掾、绍庆学官、朝奉大夫等职，但终其一生，课徒授艺始终是主要事业[9]（卷十二，439、471），他曾自露心迹“某解官黔南，绝意仕进，将欲涵咏先生（渊）之道以怡老遗世”[9]（卷九，P389）。

正是这些北岩历史上的名儒学者以卓尔不群、恬然自处的行为为北岩文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后历代游咏北岩的文人墨客追忆前贤的经历与志向，感念自身遭遇，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产生隐世独处之念。清代涪州士人潘蒿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点易洞怀古》[3]（卷十五，P688）中将这种心情表露无遗，诗的前半部分气势雄壮，尤其是一句“樵歌高山北，渔笛大江东”使人心血澎湃，诗人亦不禁“余怀感不胜，长啸豁心胸”，然而临近收尾，却感叹“从来立功名，不如道德崇”，并以“在昔风流渺，于今心源通”表达了要绍继前贤的志向，诗人可谓言出必践，虽止一庠生，却一生诚笃，无意功名，汲汲于教育事业[19]（卷十，P279）。其实许多仕途通达之人游览北岩时也不觉为其出世文化所感染，如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虽顺治年间即中进士，并历任兵部侍郎、左都御史，且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十一年（1672 年）任四川典试[20]（卷二六七，P1107），公毕由长江出川，此时可谓志满意得，但当他途经涪陵晨登北岩有感赋诗时，抒发出“蜀洛清流尽，千秋忌独醒”[3]（卷十五，P681）的意愿，表达谦退守拙思想。由此可知，北岩文化带有极为浓厚的淡泊名利、潜心治学色彩。

三 涪陵北岩文化的影响

自程颐谪涪以后，北岩历史绵亘近千年，对涪陵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

（一）开涪陵文教之风气

涪陵古代民俗好崇道事佛，唐代尔朱仙、兰真人、王帽仙的传说影响甚大，王帽仙就是在北岩天庆观尸解成仙。至宋代释道的影响仍随处可见，《舆地纪胜》记载至宋代涪州佛寺道观及与其相关的风景名胜有法苑寺、普净禅院、宝云寺、玉虚观、灵迹寺、慈氏禅院、千佛院、玉帽石、石脚迹、佛手堂、游兰山、石佛峡、双女石等等，远多于名儒先贤的相关故迹，“峡之俗，尚鬼而多淫祀，独于前贤往哲之礼缺而不讲”[3]（ 卷十四， P635）。

程颐谪居涪州讲学，涪陵崇道事佛的文化格局为之一变。尹焞隐居北岩时，“涪人宗之”。这些学者的到来，逐渐为涪陵立下了文教的规模。嘉定年间首建书院后，北岩逐渐成为涪陵及其周边地区士子生童进学受教，切磋问学的主要场所，地位日渐重要，南宋后期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朱熹高足渊曾讲学于此二十余年，作育大批人才，日后的四川名儒阳枋就曾在此求学，后来也主讲书院。由于这些名儒学者以北岩书院为中心的活动，再加上宋蒙战争的影响，川东逐渐取代川西成为四川学术教育中心之所在，而涪陵又是川东学术教育重心所在。由此，涪陵文教风气得以大兴,虽然北岩自宋以后屡遭兵火，又因年深日久而倾圮不修，但是由于风气大开，当地人士颇知向学，“人喜诵读，或延师专课，或负笈相从，邑之文风在川东称最”[3]（卷一，P450），因而明清两朝涪州科举在川东诸郡中成绩卓异，有学者根据《四川通志·选举》统计出明代四川各地区平均每县进士人数[21]，其中涪州为8.0，仅仅落后于自贡、重庆、成都、南充、内江、遂宁、泸州等教育发达地区，在川东除重庆外领先于其他州县；清代重庆府（指未直辖前重庆所管辖的行政区域）仍然保持明代四川教育中心的地位，进士密度居于全川第三[22]（P297-298），清朝两百余年间重庆士子科举中进士者98人[23]（P10），而涪州就出了32名进士（李胜《明清涪州进士述录》辑录清代涪州文科进士36人），在全川各州县中十分突出[22]（P297-298）。对北岩之于涪陵教育的开拓之功，王弈清《重修学宫碑记》中说，“涪郡自程子谪居其地，州人谯定执经于门得其指归，而旧侍几杖之尹焞又避迹来涪，倡明理学，各以道德师于乡，经明行修之士遂代不乏人。明宣德初始建学治南……以时课业，故有明科第之盛甲于川东，载诸志乘，班班可考”[19]（卷十一，P320），刘之益《重修州学碑记》中也说“涪陵自程叔子官于此，以学演夫《易》，黄庭坚官于此，以学精夫诗，是理学而循良者也。故生是邦者，宋有达微谯先生以谈理名其学，亚夫先生以淑惠名其学，而明有秋佩刘先生以忠节名其学，至两闱得捷之俦莫不宗此学，而魁元卓灼，卿辅炳麟，殆皆酝酿于程与黄官是而然耳！”[19]（卷十一，P315）

因此北岩文化对推动涪陵文教事业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二）推动涪陵易文化的形成

在涪陵文化中，易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今天涪陵地区尚存许多木质古建筑，多数大梁上都绘有太极图和建筑物，均以八卦、太极命名，如八卦亭、八卦厅等等。

四川地区自古以来研讨易学的风气就很浓厚，因之程颐有“易学在蜀”的说法。五胡十六国时期成汉政权丞相范长生就著有《蜀才易注》[24]（P116、127、143），范是涪陵郡人，治今重庆彭水；程颐弟子谯定在师从程颐之前就曾求学于南平人、始祖在汉代为严君平之师并世传易学的郭曩氏，南平即今重庆綦江，彭水、綦江均离涪陵亦不甚远[6]（卷四五九，P1524）。不过就涪陵本身而言，易理文化逐渐成为主流却是在程颐谪居北岩之后。明代四川按察使、湖南人李廷龙在《登北岩》中一句“道自鸿蒙传蜀远，易从伊洛入涪来”[3]（卷十五，P679），即明白点出了北岩对涪陵易文化的开拓之功。易学在程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其最重要的著作完成于谪居北岩时期。而由弟子谯定首开规模的“涪陵学派”，许多重要成员在北岩著书研《易》，如渊“平生好《易》，凡古今易学靡不研究”，后主讲长期主讲北岩书院，“《易》因先生（渊）而有传，岩因先生而有光”。至阳枋执教书院时，川东已成为四川学术中心所在，而北岩书院又是川东学术重镇，研究易学氛围浓厚，对提高易学在涪陵文化的地位和扩大涪陵易学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赵汝禀就曾在涪陵刊刻《易学启蒙》，阳枋为其作序，其中有“夫全体立而妙用存焉，妙用达而全体寓焉，有能贯通乎是书之蕴，以之曲成万物焉可也，范围天地焉可也，穷理尽性至于命焉可也，岂徒曰‘启蒙’而已哉？”[9]（卷八，P366）这是对易学当时对涪陵文化乃至川东思想界巨大影响的有力注脚。

明清时期涪陵文化中的易学色彩相比宋代更为浓厚。明正德年间涪州籍名宦刘茝就曾在点易洞研读《周易》。万历年间的涪陵隐士蔺希夔“潜心理学，著有《易注》，行世一时，向慕从游，千里毕集。”[19]（卷十，P282），蔺希夔还曾前往琴堂书院，与当时书院山长、致仕官员何以让讨论易学[3]（卷十五，P680），说明明代涪州书院研讨易学也是一个经常性的活动。清代涪陵易学继续发展，研究易学的风气更为浓厚。涪陵珍溪人况伦著《周易一说》，并于咸丰三年（1852年）奏准刊行；金钟山人潘颐撰《易经集解》一部，以《丹砂一点》书名刊刻；清末汪如汉著有《一贯图说》[4]（卷十九，P145）……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宋黄庭坚以后，题咏或涉及北岩名胜的诗歌关涉易学或易理思想的，宋代仅三首，明清时期就有27首，而27首中约明代7首，清代20首。直至今日，涪陵仍有许多古迹或地名与易学有关，如八卦亭、八卦厅、太极乡、太和乡、仁和镇等等。2002年与2006年，“世界易经大会”和“易经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先后在涪陵召开，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齐聚涪陵，拜谒北岩，“是什么原因促使人数众多的易经研讨会在涪陵一次数次的召开呢？主要是易学经典《程子易传》完成于涪陵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作为易学在唐宋时期渊源的涪陵，海内外的易学学人是心向所之的，对程颐老夫子的崇敬之情是与日俱增的，进而促使他们必到涪陵拜谒参悟易学先师，这是其一。其二，自宋以后，涪陵作为《程子易传》的渊源和发祥之所在，吸引着历代易理学人驻足涪陵，而涪陵本土学人受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和感染，读圣贤书，治经世学者层出不穷。于是，在涪陵有悠久历史的北岩书院坐落于程子点易洞侧旁”[25]（P13）。这既是对涪陵易文化的肯定，也是对北岩之于涪陵易文化乃至世界易学发展所作贡献的充分嘉许。

因此可说，北岩对推动涪陵易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三）砥砺人心，磨砺士气

如前所述，涪陵古时“尚鬼而多淫祀”。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涪州太守李赡主持修建“伊川先生祠堂”落成，“俾学者瞻仰德容，洋洋乎如在其上；诵其遗书，佩其遗训，知前言往行，所以扶翼先圣万世之教者，实在于先生”。后程颐之孙出任涪州太守，又为谯定修建祠堂，正如王质所言，其意义在于“道问学，敦教化，念其祖而欲崇其徒，奖其先贤而欲风励其后来者”[18]（卷八七，P2910）。韩侂胄迫害理学信徒，“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6]（卷四三〇，P1448），刘光祖特为钩深堂作《涪州学记》，不畏强权，褒扬理学，激励士人正道直行，《宋史》评价“刘光祖盛名与《涪州学记》并传穹壤”[6]（卷三九七，P1368）。宋代在北岩活动时间最长的学者首推渊，主讲北岩书院二十余年，作育大批人才，对陶冶涪陵文风士习起了重大作用，“蜀中名儒巨公，闻下风者表表辈出，先生之力居多”“思其刚健高明则学毋悠悠，思其特立独行则志毋混混，思其继程朱之学，淑人心于千载则计毋浅近，而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9]（卷八，P364）！渊高足阳枋继承师志，“涵咏先生之道以怡老遗世”，69岁时仍主讲北岩书院，士子信从者甚众。正是因为认识到北岩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砥砺文风士习的重要作用，历朝历代大都重视对北岩古迹名胜的兴修与维护，故张师范为祭奠涪州历代忠义人士，在州城内修建了两所“昭忠祠”，其中一所就在北岩[3]（卷六，P515）。清代涪州人陈廷璠评价嘉庆年间知涪州张师范“又大修孔子庙及北崖尹子三畏斋，其所以端教化而厚风俗类如此”，肯定北岩有“厚风俗”之用。张师范在涪州有政绩，嘉惠士民，“具系士民之思”，“年逾七旬引疾去，士民感公之德，惜公之去，乃立祠于三畏斋西偏，以为岁时□□之所”，将张师范这样的贤臣良吏配祀于北岩，明确言之“以告后之牧涪者”[3]（卷十四，P669）。明正德年间涪州名宦刘茝就曾在北岩点易洞修学明志，“处则嘿嘿，出则谔谔”，后官至户科给事中，权阉刘瑾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刘茝不顾身家性命，“当珰焰滔天之日，感时流涕，立抵逆瑾”，毅然上《劾逆珰刘瑾疏》，“至今读其疏，凛凛生气，令人吐舌”，后人评价“居是邦大夫之贤者”“为明目张胆解衣折槛烈丈夫”“至今以司谏传”[3]（卷十四，P660），王阳明也寄诗赞颂刘茝的耿耿忠节[3]（卷十五，P680）。实际上涪陵自宋以后的历代忠臣义士，哪一位又可以说没受到北岩精神的影响？

（四）推动涪陵旅游文化发展

在涪陵各处风景名胜中，北岩的重要地位不容置喙。南宋诗人马提干《涪陵十韵》[19]（卷十一，P372）记载了当时涪州著名的十处景点，其中有两处景点都在北岩，可见早在宋代，北岩就已成为一处重要的名胜。自宋代先后发展起来的“北岩十景”具有高度的旅游价值，三畏斋、致远亭、碧云亭等景致风景优美，令人流连：三畏斋在清代又名“不受暑斋”，因在斋室北侧傍石壁修建曲廊小轩，将岩下清泉甃石为池，在小绿潭之下石溪上建小桥，往来路径两旁种植绿竹，清幽宜人，十分适宜避暑消夏，又因傍岩之屋侧小瀑飞泻，故又有“枕瀑厦”之名；致远亭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复建后改名“八卦亭”，亭边引泉为流觞曲水，凿石而作流杯池，池上有石龙吐水，又有花缸盛水灌地，亭石附近竹树笼荫，景致幽雅，清代修复后称致远亭，亭前芳草萋萋，槛外飞泉簌簌，仍不失为一处游赏胜地；北岩东头的碧云亭，为重檐攒尖顶式六角亭，穿逗式木结构，无梁无闩，结构奇巧，飞檐翘角，彩塑装饰，甚为美观，早在宋代，“每岁人日，太守率群僚游宴于此”，后虽多次补修，但历经三百多年而无欹侧，是涪陵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点易洞前原有元代修建的观澜阁，“阁楼上有江天独坐轩，轩小，仅容一人，故名。凭栏远眺，山川城郭，尽收眼底；滚滚长江，一览无余。或逸兴遄飞，壮怀激烈；或悲从中来，顾影自怜。垂髫好啸青春之歌，白首顿发沧桑之慨……”[26]（P185）；最有特色的是三畏斋东头的“读画廊”，是一段长百余米高四五米的岩壁，凿有佛塔、佛龛，刻有历代文人墨客和地方官吏的诗文，其中可确认为外地人士题刻的有6幅，岩上树影扶疏，古藤悬垂，岩下曲廊幽静，水鸣竹啸，胜景如画，故名[15]（P9-14）。历朝历代有不少文人墨客、风雅之士在此留下他们的踪迹，有学者统计，在《同治重修涪州志》和以宣统三年（1911年）为下限的《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中，民国以前外地作者吟诵涪陵风土人情，记叙山川景物的诗文有140余篇[27]（P3），而笔者统计其中专咏或涉及北岩景物的就有40篇，作者中不乏尹焞、朱熹、陆游、王士祯等名家。由此可见，北岩具有相当的旅游价值，对推动涪陵旅游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自程颐谪居涪陵以后，北岩逐渐形成了以教授生徒、精研易理、学术交流、潜心治学等内容为主的文化，并对涪陵本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要之，北岩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在宋代，而且也是其发展的高峰，其内涵体现出明显的理学色彩。因此，探求北岩文化的内涵及其对涪陵文化的影响，有助于研究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中近世时代传统文化对地方文化形成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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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江华]

An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Connotation and Influences of Fuling Northern Rock Culture

TAN Qing－xuan1，YE Kai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2.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er(Tour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5,China)

Located in Fuling District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the Northern Rock is a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howplace,which can find its place in both The Glossary of China’s Placenames,and The Dictionary of Showplaces in China.Since Cheng Yi was exiled and lived there in Song Dynasty,the Northern Rock has changed from a rough and rugged ridge into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howplace with abundant connotation.To sum up,its connotation includes tuition and discussion,careful study of I-ching etc.It has ha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culture of Fuling.

Fuling;the Northern Rock;cultural connotation

G127

A

1674-3652（2011）01-0014-07

2010-10-19

谭清宣（1968- ），男（土家族），重庆石柱人，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民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南方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叶 凯（1982- ），男，重庆涪陵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古代史201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