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得间 学贵专精*
——彭忠德先生《秦前史学史研究》评析

赵 骞，王旭送

(1．咸宁学院 历史系，湖北 咸宁 437002;2．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830000)

读书得间 学贵专精*
——彭忠德先生《秦前史学史研究》评析

赵 骞1，王旭送2

(1．咸宁学院 历史系，湖北 咸宁 437002;2．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830000)

彭忠德先生《秦前史学史研究》系作者研究先秦史学史三十年的总结之作。该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迄今为止，笔者似未见相关书评问世，笔者后学，不揣固陋，妄谈读后感受。彭忠德先生《秦前史学史研究》一书，分别讨论了“秦前”与“先秦”、史·历史、中国史学分期、秦前史学优良传统举偶、“六经皆史”源流及六经的史学价值、秦前的儒学与史学、孔子二题、孟子的历史思想及其史学评论、论《吕氏春秋》的史学价值、楚国史学初探十个部分内容。

纵观此书内容和结构，体现了彭忠德先生的治学旨趣。每一个问题无不是围绕秦前史学史展开，在内容上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所讨论的问题，有的是前人广为涉及，但是作者别有新论。有的是前人关注力度不够或者申述不全，作者多有发挥。有的则是前人论述有误，作者纠正讹误。不论是推出新论，还是发挥己见，或是纠正讹误，作者都能充分的运用较高的文献学修养，进行分析论证，从而立论有据。故全书整体上的特点就是在吸收学术界的已有成果上，对所讨论的问题多有创新。

学术讨论的前提是要界定概念，彭忠德先生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不故意创制“新词”。［1］以往论著，讨论秦朝以前史学史皆以先秦做为考察对象，而作者却以“秦前”作为自己讨论问题的起点。这是笔者匠心独运之说，体现了不落窠臼的创新之说。因为作者认为:“‘秦前’之意，是指包括秦皇朝在内的较长历史时段。为什么这一时段要包括秦皇朝?这是由笔者划分的中国史学史分期决定的”［2］可见，作者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是有自己的独特思考的。［2］

厘清概念是界定讨论问题工作范围的需要。而把握讨论问题所处学术位相则也是必备的前提，正是在此基础上，彭忠德先生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基本看法。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上个世纪金毓黻先生第一本《中国史学史》问世至今，时间不到百年。百年之间，名家辈出。通史性质的史学史专著仅笔者所见就达10余种之多。［3］而上个世纪末的殿军之作当属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4］。中国史学史的通史性著作从草创到形成规模，无疑是几代学人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是这门年轻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使然。今后的史学史通史性质的著作肯定还会不断问世，也必然是站在二十世纪学人的成果之上，将这一学术视野不断扩大。这些中国史学史通史性的著作，在博与约的处理上，论述各有侧重。但是通观这些中国史学史专著，有的重视文献本身的价值，如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有的重视理论，如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各自侧重有不同，所以讨论问题的趣向也有不同，着力不均是其中的一个共同特点。这和前辈们的能力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精力有限，所览有所不逮而已。故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努力方向一是要进一步开拓通史性质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二是要在断代性质的中国史学史上不断开拓。正所谓“学贵精不贵博。枣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而彭忠德先生的《秦前史学史研究》无疑是这种断代性质中国史学史的取向中较有学术价值一本专著。体现了读书得间，学贵专精的特点。

在把握全书所讨论的时段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一个具有学科意义，也是研究者不断思考和不断完善的问题。什么是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武德语)“一切历史都是现当代史”(克罗齐语)，西方史学家的哲学思辨式的历史论断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借鉴的意义。但是中国传统文献中究竟是如何理解“历史”一词的，为几代学人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彭忠德先生从“史”字本义入手，辨析各家论述，在考察中西对历史不同的理解的基础上，参引各种文献，得出了“历史”一词乃中日文化互动结果的结论，认为黄遵宪从日本接回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2］关于近代以来的“新语”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其中有不少代表性的专著问世。［5］

先秦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发轫，中国学术思想的根在先秦，中国史学史自然也不例外。先秦学术思想之余波只指当代，所以关注先秦，便是关注中国学术思想的根。讨论中国史学家修养的理论性论述不多，我们知道，中国史学理论有“两部半”名著，两部是指刘知己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半部是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6］而刘知己提出了所谓的史学“三长说”，即所谓“才”、“学”“识”，在刘知己的基础上，章学诚又提出了“德”，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家修养的“四长”说。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其它史学家修养方面的理论和传统呢。回答是肯定的。彭忠德先生《秦前史学史研究》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就是“史责”和“史胆”。［2］如前所述，这些认识是站在前辈学者论学的基础之上的，［7］但是作者又能够在前辈学者的讨论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对于历史文学的讨论，已故史学大家白寿彝老先生曾有过专门论述，［8］彭忠德先生在继承白派学风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2］学术事业和学术视野都要在不断的继承中不断的发展，而发展就意味着必须创新，纠正前人讹误是创新，而对前人讨论未及展开的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同样也是创新。［9］彭忠德先生对白老先生历史文学的“解喻”(解喻一词见李守常先生《史学要论》)，无疑是一种创新。

如前所述，先秦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儒家六经、儒家先秦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应该是考察的对象。正是有这样的学术意识，彭忠德先生详细地讨论了上述几个问题。学术史强调“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在讨论儒家“六经皆史”说的时候，彭忠德先生就采用了这一基本方法，得出了可信的结论。［2］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六经的史学价值。儒学是影响中国思想文化最为悠久最有生命力触及面最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同样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此学术界曾有专著讨论。［10］彭忠德先生在吸收这些成果的同时，从“克己复礼为仁”、儒学的开山的史学实践，以及儒家内核中的克己·内圣和复礼·外王逻辑联系讨论了这个问题，是对前人已有成果的有益补充。学术界讨论孔子学术思想文章逾万，彭忠德先生就老生常谈的两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可谓一家之说。文献“正解”和“温故而知新”体现了作者这样的卓识。这部分的论述体现了作者良好的古文献功底，中西比较史研究大家刘家和先生一直强调做学问要从读懂文字开始，没有读懂文字，只能是穿凿附会。［11］在考察基本文字的基础上，彭忠德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即“孔子所云文献之‘文’，泛指行礼的具体动作:‘献’，则指进献之礼的具体动作。”［2］对“温故而知新”，彭忠德先生则得出了“积古而知今”的论断，即积累历史知识而了解当今现实。［2］对孟子的历史思想，彭忠德先生则以吸收学术界的成果为主。但在讨论孟子评孔子及其《春秋》上，则融入了作者的心得。尤其是第三部分“事·文·义·取”，作者充分发挥其良好的文献功底，从具体文字入手，结合前面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详体古人之意，得出了合理可信的结论。今人评孔子要么以“我注六经“的态度对孔子史学思想抱残守缺，要么一味以”六经注我“的态度恣意发挥为我所用。都未能尽显古人本义。而孟子作为儒家的继承者，又距离孔子时代不远，因而其对孔子的评价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彭忠德先生的论述无疑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吕氏春秋》向来被学术界关注，［12］有不少学者曾认为，该书为杂家书，或有论者认为该书为“道家“书，”新儒家书“等不同说法，但是彭忠德先生认为该书为”王家书“，是一部君主论专著，彭忠德先生从目录学入手，依据古文字含义，结合该书所针对的对象进行讨论，得出了上述结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的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史料价值以及该书对政治的影响和对学术的影响。都体现了作者对该书的史学史视角的意识。史学史要考察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同时要有宏大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这些代表性的著作当中，也就是说要开拓史学史的研究领域和关注范围。而此之前，前辈学者多有开创，如瞿林东先生就讲柳宗元的《封建论》作为其考察对象，柳是文学家，以文学著称，但是具有史学史视角和眼光的瞿先生却将其纳入到史学史的考察范围，体现了对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意识。［4］彭忠德先生将《吕氏春秋》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从学理上来看应该是受到了白派这一史学史治学路径的影响。为楚人，言楚声，得楚教，受楚文化的熏陶，对楚文化自然有别于异乡人的不同感受。彭忠德先生在该书最后讨论了楚国史学，从楚国的史官制度、楚国的史官、楚人的历史意识、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讨论了这一问题。一问题，弥补了目前楚国史学的某些缺环，［13］应该视作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而对于史学思想和历史思想的分别考察，则可视为目前史学史领域讨论的基本范式，这一理论贡献者当属瞿林东先生。彭忠德先生对这理论的接受和转化是比较充分的，带着这样的理论意识去思考自己探讨的问题。

纵观全书，既有文献考证等基本的治学取向，又有在理论上试图探讨的治学兴趣，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做为基本理论指导工具，得出了可信的结论和可以接受的推论。全书的重要特点就是创新，创新正是本书的可贵之处。而创新是继承和发展学术的必有之路。多年前，一位学者曾经感叹:“在论文专著堆成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藏了。”［14］彭忠德先生的书读完后，让人感到了一种原创性和可贵的探索精神。

全书也有不足之处，第一是未能涵盖先秦更多学派的史学史研究视角，如诸子的史学思想没有论及，全书讨论儒家史学思想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难免让研究者有畸轻畸重的感觉。第二是文章的引文绝大多数没有出引文出处，有可能被人误以为是二手材料，乃移花接木的学术专著。如果再版，应该弥补这一缺漏。第三是没有中英文对应的摘要，中国传统史学被国外史学家认为是没有史学理论，这是因为交流不够所致，而语言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所以笔者以为应该再再版的时候加上中英文对应的摘要。终究瑕不掩瑜，不失为一本可读性强的“为己之学”著作。笔者后学，对此书妄加评论，尚望作者雅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1］刘家和.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

［2］彭忠德.秦前史学史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冯天瑜.新语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J］.中华文史论丛，1979.

［7］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家的职责［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9］李守常.史学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许凌云.儒学与中国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11］刘家和.中国古代与世界·论学术工作的基础［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12］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上海:三联书店，2000.

［14］张承志.读书［M］.上海:三联书店，1988.

1006－5342(2011)01－0154－03

201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