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合

杨艳斌

(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河南郑州451191)

一、村落的变迁与生存的理性

城中村作为城市的边缘区域，面临着衰落、消失的境遇。城中村的生成、存在、改造和即将终结的发展逻辑，不断实践着农村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城中村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城市的边缘区域，也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居所。［1］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中村作为农村向城市的过渡状态，势必走向终结。这种终结不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终结，而是作为农业社会基本单位的村庄的变迁。城市的扩展，已把农村纳入城市规划，改变着城中村的原有结构，一部分城中村也真正成为一种无农的村庄，即虽有村庄之名而无村庄之实，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

“失去土地实际上是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2］土地的失去，传统生存方式和基本生活保障的结束，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暂时不接纳，都将城中村失地农民推向了生存的边缘，“成为游离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边缘人”［3］。既然生活不能停滞，那么失地农民的生存适应将是难免的。而这种适应除了心底深处的适应困境以外，最基础的就是经济层面的适应，即面临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导致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知变化和实践的磨合。

一方面，生存困境的显现伴随生存方式的转变。经济适应是以失地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入非农经济的生存现状出发，摒弃固有的生活模式，为求得物质生存和生活保障而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失地农民尽管获得了较大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但在失去可持续的生活来源之后，很可能成为城市失业人员。经济适应的主要困境集中于就业、生活成本等方面的压力。受年龄、技术等限制，失地农民在就业市场的可选择性不大，报酬有限;原有的较低成本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所变，逐步开始城市化的消费模式。

另一方面，积极的生存理性使失地农民演绎出独特的生存逻辑。失地农民虽然失去了土地保障，却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虽然失地农民处于边缘化状态，但基于自身的生存理性，并没有将自己身份边缘化。抱怨和情绪的发泄只能缓解心理的不适应，不能改变现实，更不能实现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大部分失地农民的生存适应首先表现为在生存所需与生存环境间构建生存联系，寻求适合的工作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表现出很强的可塑性和适应性，受年龄和技能的限制，他们在有限的选择中发挥吃苦耐劳的本性，不断适应着城市的生活，或者利用一技之长进行创业。这种可塑性和适应性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行动策略，是一种为了生存而依据客观形势变化作出的理性选择，或者说是失地农民创造力的深刻挖掘，即把个人潜在的天赋、情感、意志和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并继续发挥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品质，灵活适应环境变化，发挥特长，进而获得社会认可，塑造崭新的自我认知。

二、传统农民的变迁与认同的力量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传统的农民身份的置换开启了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当前，农民的称谓早已超出了职业划分的界限，不特指生活在农村、以土地为生存依托的群体，而是由农民称谓源起的、固定在观念模式中的文化身份的定格。其实，城中村农民虽然早已失去土地，但农民称谓依然保留，并固定在自身群体的自我认同当中。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失地农民社会身份的全面转化，而不仅仅是失地后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民市民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标志，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归宿;对于失地农民而言，是获得市民身份、社会认同的过程。

失地农民作为被动城市化的群体，要完成制度规划下的身份认同，必定要应对和解决一系列的困境和矛盾。他们既想加快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身份，又对早已习惯的农村生活充满留恋之情;既想不断体验新身份、塑造新角色、融入新社区，又无法面对社会的不认同和排斥;既想逃避新身份的困扰，又无法摆脱城市的吸引力。身份认同是认知、情感、意志交杂的心理倾向，是理性和感性交错作用的感同身受，在失地农民身份认同中，有一些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如市民和农转非居民之间的身份差异、制度身份强制转化下的认同机制构建欠缺、社会普遍认同的正确导向不足等。

失地农民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影响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内在因素。身份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动态的评估和判定。这种评估是一种心理距离的测定或心理意识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失地农民在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选择、社会交往范围和心理归属。在身份认同的形成机制中，习惯的力量往往成为接受的障碍。失地农民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明确的组织归属意识的缺乏，致使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视为“农民”和“城市人”之外的第三种身份。但身份认同的动态性也表明，在认同关系中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评定中，也会与时俱进地观照社会的整体转型格局。城市化的不可逆转性以及认同困境的过渡性，逐渐成为失地农民的共识;认同的广度、深度和进度直接影响其融入城市生活的质量。文化身份的转变虽然比较缓慢，但已经开始，对于转型中显现出的差序性和代际差异，也正在努力改进。差序性体现在，有不少“农转非”居民已经接受并认可了城市居民的审美品位和对时尚的追求，在外部形象上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消费观念也有相应转变，对新媒体的使用也在增加。改变最缓慢的是价值观念，比如语言习惯、社会交往方式、习俗、道德观念等。而农转非群体的后代，也就是目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这部分青年，对新生活和新文化的适应性明显强于其前辈，户籍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断裂感也不像其父母那样显著。失地农民自身也在不断调整心态，主动学习新鲜事物，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政府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失地农民的城市就业能力，增强其自信心;又要提高失地农民的待遇，以社会认同带动自我认同的强度，改变认同的环境影响，依托认同的推进力量，进行潜移默化的心理教化。

三、农耕文化的变迁与和谐的精神

失地农民自身的思维方式、逻辑判断、价值观念等也在呈现本真的农耕文化特性。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农民建立了与之相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意识领域的评价准则，而这些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自身的角色认知。因此，我们在探究失地农民城市融合问题上，除了要关注其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身份市民化层面外，还应研究农耕文化对失地农民的影响，或者可以认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文化适应，是失地农民从传统农耕文化转向现代城市文化必然遭遇的困境”［2］。结合农耕文化的发展历程，以时代精神为评价标准，农耕文化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表现出了一系列特性。从文化形态产生的基础来说，土地是农耕经济的基础，农民很容易从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变成土地的附属物，他们异于游牧民族，不喜欢背井离乡，满足和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缺乏对外界主动的关注，使得农耕文化呈现出相对封闭的特性;从文化形态的主体而言，早出晚归的农耕生活塑造了农民俭朴、勤劳、忍耐、直率的品质，但靠天吃饭的原始耕种状态，没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和风险认知的单纯劳作又形成了他们顺从天命、随遇而安、保守落后的惰性心理;从文化形态的结构而言，农耕文化很注重血缘和地缘关系，人际关系基本固定于有血缘、地缘联系的家族内部，并形成了以宗法制模式构建的家族管理系统，家族内部责、权、利明晰，且有恒定的伦理制度规范，并强调家族的归属感和传承性，这一传统的家族模式也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4］土地在传统中国农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使得他们在失地后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并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土地割舍的阵痛。

伴随着失地农民身份的转换，农耕文化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城市化的推进，松动了城乡二元结构，打破了农耕文化的封闭性，为乡村社会带来了现代性的文化因素;市民化使农民的小农意识逐渐弱化，并萌发和孕育了现代性的文化理念和开放意识，也使城乡以及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出现了流动与融合的机会，这不但改变着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带来了大量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特别是市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提供了农耕文化变迁的驱动力，失地农民的社会文化思想随着职业和身份的转变而不断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文化适应过程。这是在消除小农经济思想，培养市场意识、创业意识等基础上的文化创新的过程，更是形成失地农民归属感、幸福感的过程。首先，培养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增强他们的安全感，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谐是失地农民城市融合的基调，和谐是给予真正的尊重和包容，和谐意味着对失地农民的责任感。因此，我们应该在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身份的同时，给予他们相应的市民待遇，让他们信任城市、热爱城市、融入城市，强化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和责任感，让他们以更饱满的热情、勤劳朴实的工作态度建设城市的未来。其次，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开展社区服务和教育等工作，注重社会人文关怀，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区管理方面彻底把城中村居民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让他们逐步提高文化素质，改变落后的小农经济意识，不断培育现代文明意识、风险意识与竞争意识，改变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配角地位。再次，相关部门应不断推进我国的法制化建设进程，认识到失地农民权利主张的合法性，并对征地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合法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失地农民能通过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法律服务等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失地农民获得有尊严的幸福感。

［1］ 张璐.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以苏南地区若干社区调查为例［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8－40.

［2］ 叶继红.生存与适应——南京城郊失地农民生活考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3］ 王海坤.失地农民出路与现实:400万失地大军游荡城市［N］.中国经济时报，2004－04－09.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