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守望中超越——胡风编辑思想与启蒙意识探析*

易成俊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新乡 453000)

“七月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后一个十年里非常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形成的过程中，胡风的文学编辑思想与启蒙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风不是一个单纯的编刊物的人，他之所以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创办杂志，是希望通过刊物这个文艺阵地寻找、团结和培养“一股新兴的文艺力量”，能对中国文坛形成一种冲击，推出一批鲁迅先生所期待的“闯将”，这批“闯将”可以代表胡风独特的文艺见解，能够将他特殊的文艺见解“化为实际的文艺创作”［1］，而他的理论也同时在文学新生力量的创作实践中得到深化。

1 守望启蒙之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热血沸腾的战争氛围中，许多文艺家投笔从戎，而胡风则坚持了以文学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服务的道路，他于当年9月创办刊物《七月》，后来又于1945年1月创办《希望》，坚守着文学立场的理性精神。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胡风所办的刊物在几经停刊后又复刊，刊物本身也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完善、壮大。《七月》与“七月派”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胡风个人的文学趣味方面进行解释，那是在胡风思想中自觉的文学意识与编辑策略及革命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胡风办刊的主要原因源于他自觉的“启蒙”意识，他继承并要发扬“五四”传统，想通过所办刊物促进作家的自我启蒙，发现并培养新的作家，为新文学造血。在创刊之初的发刊词中，胡风曾这样写道:“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实的理解者，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在实际斗争里成长的新的同道和伙友。”［2］499由此可见，胡风办刊的首层目的，乃在于为新文学造血。在此基础上，胡风要通过自己所办的期刊这一阵地，通过完成自我启蒙作家的作品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蒙，通过刊物为大众打开一条通向“光明”的桥梁，以文学服务民族的解放事业。胡风认为民族解放战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为，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的任务也是不小的”［2］499。我们应该在“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的过程中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根本性胜利。由此，我们可以洞见胡风《七月》清醒自觉的办刊思想: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坚持反对封建主义，胡风要通过刊物把文学倾向相近的读者及作者聚集在一起共同战斗，达到此目的。

作为西方的文化术语，“启蒙”一词既指一种文化精神，又指在文化精神指引下的文化实践活动，个性的张扬、人的觉醒是它的核心意义。“五四”时期，“启蒙”被引用过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启蒙就是在对遮蔽因素进行扬弃的过程中达到过程与目的的统一，综观胡风抗战时期编辑刊物的整体思路及其文学思想，其关键词和主导语毫无疑问是“启蒙”，这是胡风对其所办刊物的精神定位。胡风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通过《七月》发刊词中提出的“意识战线的任务”可以体现出来。当然，胡风构设的文学发展蓝图是在刊物发展过程中逐渐明晰的。胡风编辑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启蒙意识内涵，首先是作家要发挥主体战斗意志，体现出创作的主体意识，其次是要以文学性的关注为前提，更要发挥文学的有效性能。

2 在守望中超越

2.1 以文学为启蒙的工具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观念，文学的工具性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得以延续。到胡风这里，文学的“工具性”并没有被忽视，但胡风又反对仅仅将文学当做工具来对待。他认为优秀的文学刊物的一大特征就是该刊物一定是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完美统一，即自主性与非自主性的追求相结合。胡风认为文学的工具性与艺术性即刊物的文学性与社会性之间应该是相互融合、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所以，他才能在文艺荒芜的情势下，带着强烈的生命热情创办《七月》、《希望》，顽强地坚守文学阵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从折叠小刊到厚重的思想刊物，“启蒙”思想始终贯穿于胡风创办的《七月》、《希望》之中。胡风不仅关注艺术力的提升，注重文学的主体，同时也在创作层面坚守批判精神，继承了“五四”时期“启蒙”的本源意义。对文学的社会性追求使得胡风领导下的七月派刊物自始至终对“批判精神”尤为关注。“七月派”同仁就文学的“批判”功能达成共识，刊物始终贯穿着这种批判精神。七月作家曹白就坚持了胡风的启蒙精神，他在《七月》座谈会上说:“《七月》所企望的就是能在这战争中揭发黑暗和疾苦。这样，庶几不背我们的‘朴素’原则。至于对于光明的讴歌，我的意思是暂且还是最好慢一慢，或者就让那些善于歌唱的人们罢。”“揭露黑暗和疾苦”正是《七月》的刊物定位，这种定位是对当时“文协”的有益补充，同时也显现了杂志的非中性立场。在抗战情势下，“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暂缓“启蒙——批判”成为文艺界普遍接受的观点，甚至有人已经忘记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当时的“文协”正是此环境下的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组织，《文艺阵地》作为代表期刊，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兼顾姿态和中性倾向，表现出异质性色彩的《七月》因此不被相容。如果说《七月》刊物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亢奋”—冷静暴露中透示亮色的话，而《希望》则显示出更冷峻深厚的特色，《在疯狂的时代里面》、《上海是一个海》等作品都表现出胡风对当时文学混乱状况的清醒认识与强烈不满，编者胡风的紧张感使刊物显现出一种骚动的魄力，由此反弹出更有力的刊物的战斗性取向。

抗战爆发前夕，胡风曾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中提出:“抗日的民族革命运动是由中国民族对外争生存对内争进步的革命运动发展成功的。”很显然，胡风并不赞同文艺仅仅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服务，他提出文艺还应该为清除国民身上的不良因素服务。他说:“描写封建势力的黑暗和对于人民的压迫、剥削，现在依然有大的意义!”［2］258鲜明直接地表达了他所要求的文学内质应具有的批判性品格，即坚守“启蒙”主题。这种源于胡风自觉意识的批判精神贯穿《七月》《希望》等刊物始终:“这里所展开的是阴惨惨的世界，有幢幢的鬼影。作家的朋友们也许要抗议的，它太不能使读者向高的境界前进。我想，天堂是好的，但它大概还得在地狱的废墟上建起。”胡风认为，文艺家只有提高战斗要求或人格力量，才能在读者心中诱发走向光明的动力，即便处在黑暗或污秽中，也一定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且发展积极的性格以及新生的动向。在这一点上，七月作家表现出明显的凝聚性理解。在编辑胡风的影响下，《七月》(尤其前期)有意识地把沉静、理性的因素注入在乐观昂扬的基调中，以揭露黑暗来对抗单纯乐观的文学态度。而《希望》则更注重增强主动性，注入的是一种突入的力量。作为自我思考并公开言说的公共领域，胡风通过刊物既继承并超越了“五四”精神的启蒙话语，又吸引并聚集了大批有相近文学感的朋友。

《希望》延续了《七月》的刊物精神，但同时对《七月》又有很大的超越。二者对“启蒙”这一概念的关注点是有所差异的。《七月》始终关注文学性，在文学上不肯让位，坚守批判精神。而《希望》更为关注作家主体，这是超越启蒙本原意义的地方。

2.2 以批判为启蒙的精髓

胡风一直没有放弃的文学追求之一便是对作家主体的思考，即他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路翎说胡风“设想了刊物的宗旨，他认为，在当前，民主的要求与黑暗势力斗争激烈，他要将民主斗争作为纲领，这样便产生了他的卷首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3］48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希望》第1期发刊词)一文中，胡风指明了刊物的发展路向，并奠定了刊物的基调。他说:“有的友人说它是《希望》序言，也可以说是不错的。”［4］306《希望》发刊词较之《七月》时期，更加着眼于作家主体，他说:“深刻的精神斗争，引发着深刻的精神改造，民主在流血。”由此我们可以洞见胡风对于启蒙的坚持与急迫感。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希望作家在更为复杂的时代，应该以“战士”的姿态为自己定位。在胡风看来，文学的价值在于“启蒙意识”，在于其社会性追求，而文学的操作者与实践者具有战斗性品格是实现这种文学价值的关键。

胡风特别强调启蒙运动对那些落后群体的批评、唤醒与改造的作用，深受鲁迅影响的胡风正是在对人民的启蒙与批判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思路上，提出了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命题的文学主体论。他认为只有“和进步势力相呼应的作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从文化角度而言，胡风十分肯定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斗争中的桥梁作用与先锋地位。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精神界战士理论与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具有相通的精神特质。同时，胡风充分意识到了精神上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戕害，因此他反复强调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创伤，认为只有通过启蒙拆除奴性意识的遮蔽，中国人民、中国文化才算真正步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正是基于启蒙精神，胡风也在不遗余力对不良文艺倾向进行批评。早在30年代，胡风就已经对左翼文学中的客观主义倾向进行了犀利的批评。胡风曾在一篇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表述:“《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当时正当民主运动渐旺的时候，我想指出文艺在民主斗争里面的任务不只是空喊，因而把我的痛苦的感受简单地写了出来。我提出的病根之一是客观主义，这就引起了可以说是大的‘骚动’。”［4］306胡风当时主要通过书评对客观主义进行批评，这些理论文字几乎对准了左翼内部的作家，用语比较尖锐。《希望》发表的书评，比较典型的有路翎的《淘金记》等篇。《淘金记》本是沙汀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一篇小说，作者的意图是揭示在抗战大后方的污浊、黑暗。这篇小说具有鲁迅小说的蕴味，批判精神渗透其间。应该说，沙汀的创作是符合文学性质的。而路翎却认为小说没有透示亮色与光明，没有塑造光明的人物来给以烛照。就客观而言，路翎主张作家的战斗意志不限于对外部斗争的展现，应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更要表现内在心理的激荡，使作品显示出一种力度而达到非平衡态，从而显现作家的主动性品格，这是基于作家的“创作激情”来评价这部作品。七月同人对客观主义的批评是以某一作家的文本为媒介对作家的斗士品格进行进一步阐释，并不是针对具体人和具体作品而言。对于胡风而言，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在复杂的历史动向面前突入历史进行搏斗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胡风并不希望所有的作家形成同一种模式，他一直非常重视作家的创作个性、差异性，认为主观战斗精神的关键在于“主体情感”的强力突入。胡风在与作者交流中，反对“观照”态度，着眼于作家的主体情感以及作家主体精神在创作中的发扬与提升，强调作家的主体热情，从而显现出创作能力的自觉意识。

因为文化具有惯性和承传性，我国农民阶级身上所遗留的几千年历史的精神积淀是不言而喻的，胡风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胡风认为那个时代的农民阶级与封建精神母体有着深层的精神遗传，他们身上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奴役创伤”。胡风指出:“在封建主义里面活了几千年，在殖民地意识里面生活几千年的中国人民，那精神上的积压是沉重的、可怕的……但是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用快刀切豆腐的办法，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的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4］298胡风的认识无疑是深刻而准确的，但是胡风经过冷静思考后提出的“精神奴役创伤”这一理论却生不逢时，因为当时左翼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对农民阶级却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农民作为武装斗争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他们的精神取向应该持完全肯定、歌颂的态度，对人民无条件地进行歌颂已经成为左翼文学界达成的共识。胡风对此提出了更加客观的观点，他认为人民不是通体透明的，虽然他们健康优美，但应辩证地对待，他说:“我也赞成写光明，也反对以出卖奇谈的心情暴露黑暗，然而，光明从哪里来?肯定的任务从哪里来?光明从黑暗的重重保卫下面透露出来，肯定的人物在否定的人物的虐杀下面，在和否定的人物的搏斗中间!这是现实，这是真理。”［4］可见，胡风的文艺见解在当时走在了历史与文化的前列，这也为他个人后来的牢狱之灾埋下了伏笔。

胡风的刊物把“主观战斗精神”当成衡量尺度，认为一些作家身上缺失主体精神，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左翼作家进行了批评。胡风一直强调刊物是在有意识地继承“五四”精神，目的是为了接新文学的元气。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多次谈到“启蒙”这一关键词，诸如“已经到了作文等于作战的情形了。否则，辛苦追求到的东西容易让人糟蹋掉。无论如何，要把启蒙的效果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的工作要带启蒙的性质，每一论点都要考虑到反应”［5］24－25等等。由此可见，胡风对文学“启蒙”价值的重视程度。而且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胡风在主办《七月》及《希望》期间，已经对“启蒙”这一概念有了超越性的理解，即由《七月》时的“他者启蒙”转向了《希望》以后的“自我启蒙”。他所指向的“启蒙”内涵已不完全同于“五四”的启蒙。

正是对启蒙的坚守，让胡风在办刊过程中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而使其文化活动受到方向性的影响。也正是在其文化实践过程中，他通过文学刊物这一有效途径，在较大范围上实现了其启蒙的目的，而且，在不断思考、实践的过程中，他本人对启蒙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

［1］［韩］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访谈牛汉、绿原、耿庸、罗洛、舒芜［J］.新文学史料，1999，(4).

［2］胡风.胡风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晓风主编.我与胡风［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4］胡风.胡风全集(第3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胡风.胡风全集(第9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