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经济变革对家族文化的冲击*

常 城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所谓家族文化，指以家族为核心的风习信仰传统、集体价值观、行为模式、社会形态和物质特性［1］。几千年来，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基因，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笔者试以这一特殊时期为背景，从经济变革对家族文化的冲击角度来做一粗浅分析。

1 西方的侵入动摇了家族文化的经济基础

家族文化孕育、生长和扎根于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历史土壤中，它的形成和变迁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松解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是家族文化嬗变的最根本性因素。

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着特定的社会文化，社会生产方式的调整必然引起社会文化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83男耕女织的性别格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经济前提。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著作《美国和中国》论述中国社会的本质时写道:“村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主。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3］20可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文化牢牢地连接在一起。

家族文化在中国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在此悠长的岁月里，中国家族文化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农业文明之中，没有新的经济力量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强有力的冲击。从1840年开始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满清帝国大门，“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的姿态首先从军事上，继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势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终结。”［4］48

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由于门户被迫开放，上海、福州、宁波、厦门、广州等第一批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经济首先开始遭受冲击和破坏。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六七十年代，清政府被迫增开营口、烟台、汕头、天津、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台南、淡水为第二批通商口岸。同时，外商从通商口岸运洋货至内地，以及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需交纳一次2.5%的子口半税，便可畅行无阻，西方工业品像潮水般涌入中国。

西方商品的大量输入对传统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成冲击，造成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剥离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破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背井离乡，负贩他乡，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家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冲击。

2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使家族组织趋向瓦解

中国社会历来都是农业社会，农耕性和自给性使家族成员形成稳定共同体，长期生活于聚居的地域，人们离开了家族共同体便难以生存，而“一旦家族成员可以较为方便地从家族共同体之外获得生存资源的话，村落家族文化就会消解。”［5］33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活跃和城镇经济的繁荣，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使家族成员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村落以外的生存资源，为他们离开家族就业创造了条件，这对以父子为中心的家族制度是沉重的打击。

在中国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特别是在《马关条约》中清政府开放了设厂权和开矿权，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民族资本纷纷开设工厂吸引了大量家族成员流入到城镇从事工商业。商品经济的活跃不仅分解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想。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村，人们不再固守“耕读为本”的家训家风，大批走向弃农经商的道路，为增殖货币而外出奔走。

工商业的发展也导致了近代城市的兴起。按照施坚雅的研究，“1843年时中国有大小城镇1653个，城镇人口2072万，占全国总人口4050万人的5.1%。而到了1893年，全国城镇为1779个，人口2351.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半个世纪中，中国城镇增加了126 个，城镇人口增加了 279.3 万人”［6］101而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城镇及其人口的增长，则要比甲午战争之前快得多。这一时期全国城市无论是从数量上和还是人口规模上都有迅猛增长，并且出现了一些大城市。到19世纪下半叶，上海人口已超过100万，南京近90万，汉口号称80万。尽管在城镇中所建立的新型社会关系还常常带有家族文化的色彩，但毕竟与封建性的家族血缘关系有了本质的不同。

大批家族成员脱离祖祖辈辈聚族而居的村落，大都背本就末，放弃了祖祖辈辈以耕田为生的职业，负贩他乡，涌入城市，家族势力就很难控制这部分的族众，从而造成家族组织逐步走向瓦解。

3 族田的兼并买卖破坏着家族文化的物质基础

族田是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石，是家族文化的物质基础。族田是种特殊的土地占用形式，最早出现于北宋时期，包括学田、庙田、会田、族田、祭田、太公田等。

范仲淹首先设置“义田”，目的是使族中贫困者能够有所养，有所衣，婚娶凶葬皆有赡，而不至于流离失所。族田起着完纳国课、祭祀祖先、赡养族人、帮助族人受教育、储粮备荒、兴办族中公益事业等作用，从而用经济手段缓和宗族内部的矛盾。家族拿出族田的部分租赋收入进行族中济贫和宗族保障，使小户族人不致因破产而离散、流徙异地，对保障家族福利事业和防止族众的离散有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商品货币关系侵蚀农村，乡绅兼并族田和族长盗卖族田现象开始变得普遍。道光时期苏松常等处太湖水利同知刘鸿翱，在任上办理的重要案件，就是处理吴江县洞庭西山沈氏和东山严氏族绅盗卖祭田两案。同时期的湖南郴州陈氏的族田大量被陈氏本族的绅豪买去，名为购买，实则侵渔。族田的大量被侵占、被盗卖，说明家族制度已经处在衰微之中。

族田的丧失，使宗族势力失去了凝聚和统治族人的物质力量，使族田在家族制度中“收族”的功能不复存在，而且断绝了家族活动的经济来源以及族长豪绅与族人的经济联系，使家族组织解体，家族文化衰弱。

4 清末民初大规模人口迁移造成家族的离散

家族共同体以血缘为纽带，聚居在共同的地域、血缘的排他性和聚族而居使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的基质。清末民初比较动荡时代，不管是国内各省间，还是从国内向海外，都有大规模的移民。

在这期间，人口大规模流动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为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后，湖南南部大约有5万人加入了太平军，使参加太平军的人员由多为客家人转变为多个省份人员共同参与的运动，并且波及长江及黄河流域的许多省份，引起了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第二次是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边疆地区危机四伏，为缓和边疆地区危机和内地人口压力，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相继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东三省开放汉人移垦后，山东、直隶省人大量移入东北。“近代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从1893年至1945年间增加了6倍，由600百万人增至4000万人，究其原因主要为大规模移民。”［7］第三次为自太平天国期间及以后，东南沿海的居民和太平天国余众移往南洋。“1819年，英人来佛士占领新加坡时，岛上只有华侨30人。到1860年，华侨增加到5043人，占全岛人口的66%。1910年，岛上华人人数已达到22万人。”［8］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家族势力就很难控制族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同家族的联系也断绝了，血缘关系也搞不清楚了，因而造成家族的离散。

家族文化强调安土重迁、尊敬祠堂、崇拜祖先等观念，宗法制所谓大宗百世不迁，小宗数世不迁，族人无能为生时可靠大宗养赡，从而保证家族的稳定性。而这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族民的聚居方式、宗族的仪式和活动等，不无一定的影响，清末民初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造成了家族的离散。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的经济变革对传统的家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反映了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1］叶汉明.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J］.历史研究，2000，(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5］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7］王晓峰.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J］.东北亚论坛，2000，(4).

［8］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