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彩申,张晓东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法律可以限制金融机构施加在经济之上的风险,赋予监管者必要工具控制金融失败的影响,确保我们的纳税人不再为下一场危机买单。如果实施得当的话,(法律规定的)这些措施可以使得那些给金融系统带来较多风险的机构自己承担更多的风险(义务、责任),而纳税人和负责任的金融机构则承担较少的风险”。①法律“实施得当”的前提是监管体系本身的科学与高效,否则纵有良法也是徒然。美国《家庭住房权益保护法》早在10多年前就要求监管机构禁止不公平和欺诈性的抵押贷款业务,但直到次级贷款危机爆发才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执行。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前,金融监管机构在承担审慎监管职能的同时,也肩负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责。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否恰当,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所在国纷纷总结教训,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新方案。美国于2009年6月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础》,并以此为蓝本于2010年7月15日正式颁布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英国卡梅伦政府上台后,于2010年7月26日推出了新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金融监管的新方法:判断、专注和稳定》,计划于2012年底之前立法实施。上述方案或法案均凸显了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反映了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从审慎监管中分离出来的趋势。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前,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主要集中于统一监管与分散监管、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模式之争,金融消费者保护与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