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域，交际效度，文化优选
——翻译研究中的三维思考

刘桂杰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文化场域，交际效度，文化优选
——翻译研究中的三维思考

刘桂杰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妥协，是在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场域的影响下，寻求二者的交集。为了提高交际效度，在跨文化传通中就要在文化场域参数的关照下以文化优选为基本原则，完成原语信息的忠实、准确的传递。

文化域；效度；优选；跨文化交际

在翻译的文化转向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思潮之后，对于语言、文化和翻译三者关系的探讨走出了“沉寂期”并形成了一种共识：不仅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转化，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到异质文化的文化“转化”、“阐释”和“再现”。（王宁，2006：8）刘宓庆（1999）认为，文化具有民族性、传承性、流变性和兼容性。文化的民族性引起跨文化交际障碍，文化后三个特征又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在文化多元的今天，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妥协，是在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场域的影响下，寻求二者的交集。为了提高交际效度，在跨文化传通中就要以文化优选为基本原则，完成原语信息的忠实、准确的传递，达到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洽洽调和”和原作者、译者和译本读者的“视阈融合”。

一、文化场域

语言与文化是两个重合的圈，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建构语言。从形式上看，译者面对的是两种语言，而实际上要处理的是两种分属不同域的文化。由此而言，翻译意味着文化的比较。不同的语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域，不同文化间的界限通过“文化要点”勾勒出来。（张美芳，等，2005）文化要点即是不同群体在交际中产生文化冲突的言语行为差异。布迪厄指出，场域是各种客观位置的关系网络，可以被看作各种资本的竞技场，文化资本也在元场域中被利用和调集，文化场域的概念由此而生。概言之，文化场域是分属于不同语言、文化族团，由文化行为产生的“正统”和“异见”之间的争夺的结果。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中心论就是要求得到这种争夺的平衡。

跨文化交际翻译是原语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各自保持不同的文化认知。文化图式冲突和缺省是引起交际失败的原因，早期避免跨文化失误的方法是介绍异国文化习俗和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增强跨文化意识的敏感性。这种文化不可译性，就是与原语相关的文化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如文化负载词等。追求三元文化协调和妥协，遵循话语形式的适切性成为交际成功的关键。（金惠康，2004）

二、交际效度

关联理论认为，言语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遵循最大最小原则，即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关联；同时，追求信度和效度的统一是译文成功的关键。但是，“翻译总是被误读”，寻找与原语完全对等是目标，不是结果。我们要做的是最大化地把原语信息传达。Chesterman（转引自朱燕）认为，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原语和译语间相关因素的趋同度，这些因素都受翻译语境的制约。（Chesterman，1997）

自文化转向始，译家把关注的焦点也从意义本身转向了意义产生的场所。译者从“隐身”地位中解脱出来，开始从现代译学重视接受者和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进行解读。（杨晓荣，2005）无疑，文化和语篇因素应该成为首要的关注焦点。文化是核心，语篇是形式，二者应该兼备。译者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地位，建构了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纽带。译者能动性得到发挥，翻译成为了文化消化。在此过程中，译者过多的关注了文化解读，以“文化霸权”、“文化侵入”为一极，“文化僵化”、“文化异化”为一极。究其实，文化的转化是意识形态的转化，尽管“意识形态已经消亡”的论调存在多年，但各种势力为了各种目的还要强化它的存在。（孙艺风，2004）翻译早已经超出语言间转换的范畴，翻译研究也有了泛文化的倾向。蔡新乐（2001）从翻译本体论出发，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促成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文化互动的语境在目的语文化的接受、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中显示它的存在。

赵彦春（2005）认为，所谓翻译的成功指的是翻译效度，可以表示如下：TrV（翻译效度）=趋同/趋异。这一等式显示，要提高译文的效度，就要最大化的规避译语与原语的趋异性，尽可能传达原语的交际意图。然而，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文化差异和因语篇范式不同所要求的翻译策略的客观现实使得交际效度的实现要考虑两种语言和文化：以译入语文化为指归，还是译出语文化为导向？归化还是异化？强势文化吸收弱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侵入强势文化？抑或是具有更强包容性的文化主导翻译策略的选择？笔者认为，文化自我和文化纯洁性的要求要适度，文化的自我贬低也不可取。关键是哪种文化更能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译者面对的两难选择在关联观的效度指引下被解决了。钟情于原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不再是一个问题，一切以交际效度的最大化为指归。

三、文化优选

优选论主要用于对语音等的生成和发展的解释，但其理论本质同样可以借鉴到翻译研究中。优选论基本模式为：生成器（输入项）=〉（候选项1，候选项2……候选项n）<=>评估器（候选项1，候选项2…候选项n）=〉输出项。在这个模式中，文化输入项和文化输出项是一一对应的，原语文化在不同译者的解读下会有不同的表达方法，不同的文化候选项在经过信道之后，进入译者心理评估器，译者会在文化语境、语篇语境等参数的参照下进行选择，解读结果仍然不是唯一的，但最终会以唯一的方式显现出来，进入译文读者的视野。译者在心理评估时，会以特定语言具有的体系特征，对所有的候选输出项同时阐释，从中选出一个最优、最和谐的输出项。这种选择是潜在的先验预设，能否达到信度和效度的统一，能否达到最佳关联，要在译文读者视野中检验。其中，文化（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文化），也只有文化会影响到译文读者对译本的选择和接受。

纽马克认为，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取决于文本类型、读者身份和翻译目的。我们认为，文化会同时渗透在这三个因素中。文化的兼容不能失去文化自我，文化的自洁不能排斥文化融合。可能的选择就是要根据优选论的原则和模式，进行文化优选。译者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再次激发，同时，译者会考虑原语语境、译者语境和接受者的视野，真正达到“视阈融合”，追求“语用翻译和美学翻译的完美整合”。

四、三维思考对文化交际的解释力

文化缺省是跨文化交际常见的情形，文化僵化是跨文化交际失败的原因。面对这种状况，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甚至二者结合等策略都曾经甚嚣尘上，但现在却都已沉寂。因为任何一个策略都遇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三维思考就是在解决文化缺省时提供一个通用的范式，成功于文化传递却又避免了文化僵化。文化的传递本身就包括了横向的文化交流和纵向的文化继承。

例：北京奥组委向全世界发布，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为“福娃”。

Tr1：Beijing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Olympic Games declar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mascot is“Friendlies”.

Tr2：Beijing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Olympic Games declared to the globe that the mascot for Beijing 2008 is“Fu-wa”.

“福娃”一词在国际交流中的翻译曾引起一场大讨论。尽管出现了“Foreword”、“For a world”等，最终“Friendlies”改译为“Fu-wa”成为众望所归。从本模式来看，这一正式更名具有必然性。Friendlies传递给外国读者的语义和汉语美好意象“福娃”之间没有文化可比性。他们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即“福娃”的文化域是在汉文化族团中。现在跨文化交际的趋势是，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被弱化，但独特文化的独立性也就更加鲜明。为了保持本族文化的意象传递，又被译语文化接受，音译成为最佳的选择。因为如前所述，文化的流变性和相通性会使这一翻译被接受，同时文化优选的原则也体现出来。在语篇、言语交际中，这一模式体现的更为明显。

作为具有特定“文化要点”的词汇，“福娃”承载了文化的特质，其场域是特定的，要完整的传递文化信息，只能以交际效度为依归，在出现了上述的多种译文选择可能性之后，只能依靠文化优选，使译文进入目的语读者的视野。

例：甲：你吃饭了吗？乙：吃过了／没吃呢。

Tr1：A：Have you had your meal？B：Yes,I have/No,I haven’t.

Tr2：A：How do you do/Hi!B：How do you do/Hi!

这个简单的言语交际过程真切地反映了我们的理论范式的适切性。举例中汉语的对话是人们日常见面时的问候，其言语反映的文化场域是汉民族地区，特别是北方民族的习惯，属于汉语族团。在翻译1中，译者不顾文化域上的差异，从语义上传达了对话的内容。但，对于英语民族的人来说，翻译1带来的是他们的困惑：要请我吃饭吗？忽视了文化差异和译文接受者文化影响下的思维习惯，无意识进行文化选择，交际也就失败了，何谈交际效度？翻译2考虑了翻译中的因素，包括文化场域带来的文化接受的问题、交际效度如何实现的问题和考量了文化选择与交际效度的关系，最终“使译文读者的期待”提前介入，达到“译者，读者视阈融合”的效果。

五、结语

文化翻译要以跨文化交际的效度为指归，采用文化优选的模式，达到文化融通。文化图式的冲突与缺省是文化翻译的主要障碍，造成了文化误读。但正如卡夫卡所言，“我们正在掘巴别塔的坑”，文化的差异映照在翻译中就是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限度问题，语言文化的差异，远不至于无法沟通的地步。

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影响因子，提出跨文化交际，即翻译中应该从文化战略进行考量，关照原语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视野，把译者主体间性得以彰显，把译文读者从旁观者的滞后介入带到译者的认知过程，把“译不可能”的文化因素先验阐释，这会为以后文化翻译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1]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中华书局,2006.8.

[2]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4-21.

[3]张美芳,王克非.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32,44.

[4]岳中生.文化图式缺省和冲突与文化翻译[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65-67.

[5]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3.

[6]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M].Amsterdam:Benjamins,1997.

[7]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200.

[8]李运兴.论翻译语境[J].中国翻译,2007,(2):17-22.

[9]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2004.249-256.

[10]蔡新乐.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100.

[11]Sperber,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95.15.

[12]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