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情感走向何方？

张暮辉

日本对华情感走向何方？

张暮辉

今天日本人的中国观，“好感度”下降不仅不会降低对中国的“兴趣”，反而有可能成为进一步“知华”的动力，这大概是出于“了解敌人”的心理。

钓鱼岛撞船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事件的一系列后续效应却持续发酵。中日关系几乎跌入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虽然日本人平和、内敛的习性和张扬激进的“街头示威”格格不入，但是这次围绕钓鱼岛争端，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那霸等诸多大城市都罕见地爆发了反华游行示威。见微知著，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人观”究竟如何变化，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又将产生何许影响？

“好感度”不说明一切

研习战后日本历史可以知道，类似的全国性、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在日本只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中出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即使是自从2009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也只有冲绳当地民众上街游行表示不满，远远还未到全国性的程度。

在日本释放中方船长詹其雄一个星期之后的2010年10月2日，在东京涉谷发生了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领导的第一波反华游行，据统计参加者在2700人左右。此后游行不断，截至11月下旬，几乎每个周末日本各大城市都会发生规模不等的反华游行。同时，中日双方民众隔空交锋，从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在湖北武汉、四川德阳、浙江杭州、陕西西安和宝鸡，少则近百人，多则数万人，局部的反日游行示威也在中国上演。

中国反日，日本反华，皆因钓鱼岛问题而起，中日双方千辛万苦努力换来的“暖春”霎时间又下降到冰点。很遗憾没有国内的媒体或观察将反日游行和反华游行细细对比。其间千头万绪，绝不仅仅是舆论常说的“两国国民之间好感度下降”那么简单。

其实，用“好感度”衡量中日关系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而“关注度”才更反映中日关系的现实。从我的两个日本朋友对中国的态度似乎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我所在的东亚研究系有一位很熟悉的日本好友M兄，今年30岁，他的祖父曾经参加二战，战死在太平洋战场。M兄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随后进入日本财务省，工作七年，业务能力优秀，故而被公派到美国留学培养。另外一位是R君，今年33岁，庆应大学出身，毕业后一直供职于《朝日新闻》国际部，专职负责美日关系方面的新闻评论。他在哈佛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从未到过中国。

相信日本财务省和《朝日新闻》派遣他们来哈佛进修的原因一定是希望他们接受美国的高端教育，深化对美国的认识。但他们来到美国后，对于中国的兴趣却大大超过了对美国的兴趣:主动和中国人接触，加入中国学生会的日常活动，参加几乎所有的和中国相关的讲座或选修相关课程。用他们的话说，“了解中国比了解美国更重要”。

日本年轻的政治精英对于中国的兴趣却大大超过了对美国的兴趣。用他们的话说，“了解中国比了解美国更重要”。

都说日本人“亲美反华”，我的这两位朋友都是典型的“亲美型”政治精英，相信在10年后，他们在日本的政坛和媒体舆论界一定是中坚力量。日本《读卖新闻》的最新民调称，“87%的受访者不信任中国”。如果让我这两位朋友填一份有关“对中国好感度”的问卷的话，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两人一定不会选“对中国有好感”，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关注和了解中国的热情，他们在我接触过的日本精英中颇具代表性。

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中日关系出现了明显的“逆反现象”，即两国之间开放度越大，人员往来越频繁，经贸交流越密切，互相依存度越高，两国的摩擦和民众之间的敌意越严重。中国对日本的好感度和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都在一路下降。以往的中日关系观察和相关的舆论调查数据，往往都在“好感度”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而实际上“关注度”和“好感度”一样，都是观察中日关系的关键词。只不过“好感度”太过笼统，可能会因一件小事而发生改变，因此很多时候，“关注度”的意义往往更为深远。

日本只对强者感兴趣

日本民族有一个优点，就是向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学习，历史上对中国对美国皆如此。刚才讲了我几个日本朋友的例子，可以看出今天日本人的中国观，“好感度”下降不仅不会降低对中国的“兴趣”，反而有可能成为进一步“知华”的动力，大概是出于“了解敌人”的心理。反观国内，随着经济发展，国力提升，民众逐渐产生了对日本的“全面优越感”。认为日本“事事唯美国是从”，在外交方面，“不需要考虑日本”，“只要搞定美国，就可以摆平日本”的观念在民间广为流行。因此，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度在逐年下降。显然，这里的“关注”指的是对于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理性深入的“知日”关注，而非仅仅对于日本动漫、影视这些流行文化的肤浅认识。

几位日本女孩在北京的中国蜡像馆参观鲁迅蜡像

除去“关注度”以外，另外一个日本民众对华关注点在于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和展望。对中国没有好感，不代表希望中日交恶。这次撞船事件发生以后，就有好几个日本朋友发来邮件，说对中日之间的冲突很遗憾，觉得日本政府在处理问题上不够成熟稳重，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回到正常轨道。毕竟，不管个人喜欢中国与否，健康的中日关系对于双方而言都将是双赢的局面。

再回到游行的话题上，日本此波反华游行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所有游行都是由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和“保卫尖阁诸岛实行委员会”在日本各地的分会组织领导的，正因这样，这次反华游行在组织上和纪律性上都显得比较严格。在笔者看来，日本人中国观的主流是对中国缺乏“好感”的同时，却希望中日关系能健康发展，这一点与某些国人激昂的“但求中日一战”式的情绪大相径庭。

日本反华情绪的影响

其实日本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普遍不高。在日本流传“一流经济，二流文化，三流政治”的说法，民众对政治家的形象嗤之以鼻是常有的事情，关心政治的热情自然也不高。不过这次的反华游行，打着“反中”和“反菅直人政权”的旗号，大有燎原之势，重新激起日本人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不能不引起关注。内政是外交的延续，日本国内高涨的反华情绪和要求政府推行强硬对华外交路线的声音自然是民主党政府施政时不得不谨慎考虑的重要因素，中日关系也势必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曾经有人说过，“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日本政府对待中日关系的态度。从现实利益的角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作用自是不用多说；从日本国民心态的角度来说，日本人在“不信任中国”的同时，对中国的兴趣却是与日俱增，并且相对理性希望中日关系恢复正轨。从近期日本各大媒体舆论的口径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民众既对菅直人的“对华弱腰外交”颇有微词，更不满菅直人上台后“对华对俄对美”外交全面失败。

日本“反华”情绪对中日关系的负面作用将“间接”反映在中日区域经济一体化、日本自卫防卫政策调整以及美日军事合作关系等“侧面”问题上。这虽不至于像撞船事件对中日关系形成直接冲击，破坏双方信任，但是从长远的战略角度，反映出日本人对中国的强烈戒心和不信任感。在国家交往的层次上，这或许比“来去匆匆”的游行示威和反华情绪更具杀伤力。

张暮辉 海外时事观察员，现任职于凤凰卫视资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