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多少张面孔

于海洋

历史有多少张面孔

于海洋

因为距离历史的漩涡太近，当年的红墙孩子们说不清，今天的写史人也说不清。讲述，提供不了答案，也满足不了猎奇心，但负责任的书写可以还原历史的良知与温暖。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又喧嚣的时代，给了这个国家信史的书写以极大的困难。谁也搞不清我们和我们父辈的经历是否会成为历史宏大结构中一个显眼的部分。缺乏幽深感的过往，使反思成为历史的可信度备受怀疑。但写史的人和读史的人都迫切地渴望能够书写我们的生活，直觉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是极不寻常的。不甘心只做一个经历者，更希望成为一个有深度的描摹者，这个艰巨的任务让写史的人干起活来很不容易。

在一个社会的结构框架还未完全定型的时候，在一个国家还在巨大的机遇与未知性中气喘吁吁地赶路时，共和国史的宏观形态很难定位；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健在，当年的辉煌与痛苦尚未淡去，昨天的细枝末节也远谈不上盖棺定论。从这一意义上，今天的写史还不具备区分叙述与回忆、想象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的客观条件。那些写历史的人如同身处一座大厦之中，却非要把脑袋探出窗外窥视大厦全貌的疯子，他们看不到共和国的全貌是正常的，看到了反而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给了中国式历史的书写很大的困境。从习惯上讲，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于宏大的叙事方式，甚至把这种宏大变成了艺术。我们习惯于必然性的逻辑，假定历史具有一条逻辑鲜明的主线和一个毫无疑义的方向，再围绕着这种必然性来组织历史素材书写丹青。如果由必然性带来的明确性消失了，那么中国式的历史就会出现一种文体上和叙事上的慌乱。如果领袖在历史关头的某些言行没有我们所需要的指导性，那该多可怕？如果人民在历史的潮流中没有体现出我们所假定必须有的集体共识，那又该多可怕？换言之，如果历史不是由汤因比所总结的挑战与回应组成，那么我们的历史该怎么写？这件事可能是最可怕的：我们不害怕记述的事情复杂，却害怕记述的事情没意义。

但大历史确实是不好写的，这个时代为我们提出了无数挑战，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也做出了无数回应。但要说我们已经在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在干什么、未来会得到什么之间建立了明确的逻辑关联，那我们就不是写历史而是写神话了。坚持宏大历史写作方向的历史学家纷纷遭到社会围剿，见证了这种写作模式在今天的尴尬。有太多的人可以从并未离开太远的过去，发掘足够的反证材料来削弱大历史的社会公信。必然性受到嘲讽就是因为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太近了。

看清了大历史模式的弱点后，很多具有新的知识背景和社会体验的人开始以一种新的形式，书写带有更强个性色彩的历史。他们摆脱了传统史学“以史为鉴”的沉重责任感和教化职能，把历史当作一种集合了情感体验、家国荣辱的记忆存储。每个人都该有他的历史，更具个人色彩的中国人也需要更符合个体需求的历史。贩夫走卒、野渡新桥，都对某些人、某些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发生了某种作用。新的历史观变成了关联性而非因果性：“他”会对这个时代发生联系，但“他”未必就是这个时代的领路人。这个“他”包括了千千万万你我关注的和缺乏关注的人。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

周海滨 著

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