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动：“再造新北川”

□伍松乔

国家行动：“再造新北川”

□伍松乔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2008年5月16日，“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飞赴四川绵阳。

在机场，新华社记者鞠鹏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感人瞬间：胡锦涛一下飞机，便紧跑几步，与前来机场迎接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紧紧握手，同时，胡锦涛用左手攥住温家宝的右臂，表情凝重坚定地注视着对方。

画面定格。画面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

这是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共和国两位主要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会面。

胡锦涛赴川，也让作为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5月12日当天即赶赴灾区的温总理得以暂时回京，进一步整合全国力量，作出部署。

此时，四川及甘肃、陕西各地的灾情已逐渐明朗，胡锦涛也将此行首个目的地，定位于受灾最重的北川。

这一天，胡锦涛风尘仆仆地穿行在北川的各个受灾区域，给伤心的人们送去令他们坚强的慰问。在擂鼓镇、北川中学，在受灾群众安置中心、绵阳市中心医院，这时候的胡锦涛，以及前期到来的温家宝强调得最多的，仍是抓住一切可能，尽最大努力救人。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先后来到北川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七位常委也纷纷动身，前往灾区。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抵达甘肃重灾区陇南，深入受灾最为严重的村镇察看灾情；

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克强飞抵四川绵阳，奔赴各重灾区察看灾情；

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奔赴陕西地震灾区，看望和安置受灾群众；

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赶往重庆，察看当地灾情，同时希望重庆成为四川抗震救灾的大后方；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来到四川地震灾区，看望受灾群众、察看救灾物质运转情况；

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领导人抵达四川，看望慰问干部群众；

6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抵达四川绵阳市，和灾区孩子们共同度过2008年的儿童节。

地震以来，不到三周的时间，九位政治局常委全部都已到过灾区一线。中央最高层如此密度地集中前往一地，前所未有。全国人民的目光紧随着他们的行踪而转动，北川作为极重灾区，骤然受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关注。

到2010年国庆之前，胡锦涛在震后曾三次到访北川。而5月16日他所见到的情形，跟后面两次完全不同，通往老县城的公路两侧到处都是垮塌的房屋，从山上滚落的大块巨石横亘在路旁，滑坡的山体反复中断了道路，最令人感到震撼的，当然还是被地震摧残后完全毁败的老县城。

心情沉重的胡锦涛踏过瓦砾与废墟，来到了擂鼓镇。擂鼓镇地处北川县境东南，位于北川通往绵阳的必经之路，离老县城只有两公里，虽然地势略为开阔，但和老县城一样位于群山环抱之中，自然也没能躲过这次灾难，是灾情最严重的乡镇之一。这里一度成为北川救灾的重要中转站，物资、人员统统汇聚过来，大批受灾群众也暂时栖身于这里的帐篷、板房。

后来甚至有消息说，北川县城重建，选址就在擂鼓镇。消息言之凿凿，令中国规划院专家们大为着急，撰写报告进行反对。其实这只是一个传闻，并没有得到过高层的回应。可能正是因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在第一时间来到灾区现场，来到了擂鼓镇，这里的一切都透过双眼，记在他们的心中，北川的未来或许比想象中更早就有了方向——也许还在5月22日温总理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之前。

5月22日，温总理又一次从北京出发，前往北川。

在向老县城挥手作别之前，温总理先是乘直升机到唐家山堰塞湖上空查看了险情，又来到因水灾威胁居民们正在进行集体转移的禹里乡。禹里位于唐家山堰塞湖上游，是大禹的诞生之地，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治水英雄的故里，此刻正面临被淹没的危险。

被迫撤离的受灾群众见总理来到身边，有人禁不住哭出声来。

同样难过的温总理话语中却饱含力量：“我知道，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这个悲痛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重新把家乡建设好，建设一个新的北川，这也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慰藉。”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发言，在温总理公开表态之前，地震之后短短的十天内，北川干部群众不仅需要应对紧张的救援工作，还要面临故土家园“彻底消失”的心理尴尬。

地震之前，北川县的名气甚微，甚至在四川省内很多人也并不知晓。但只要稍稍关注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无名之县绝非等闲之地。它既是大禹出生之地，又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它的渊源竟然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公元566年，由鲜卑族建立的北周政权便在羌族祖先大禹的故里设立了北川县。1400多年后，曾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鲜卑族已经风流云散，而北川县却一直血脉绵延，存在至今。

“5·12”地震发生，一瞬间山崩地裂，全县城乡同遭大难，位于曲山镇的整座县城整体覆灭。北川县本来就是绵阳市下辖两区六县一市中人口最少的一个，又位于龙门山脉断裂带上，经济能力相当薄弱，灾情如此惨烈，老县城肯定无法继续使用，必须另行设法。但是，重建县城，远远超过了北川自身以及绵阳市的承受能力。

撤销北川县建置，将现有机构和人员并入邻接的县市，避免因重建新城带来的诸多负担，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

消息流传得很快，媒体在这个问题上投以关注的目光，网友也开始在论坛和博客上众说纷纭。

对于幸存的北川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提议，上千年的历史沿革与羌人文化传承，让他们难以割舍这份情感。虽然北川的干部们都得体地保持了沉默，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抗震救灾当中，但县委县政府临时办事处的筹备工作却提上了日程，人们选择用重建行政机构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坚韧。

事实上，所有人都低估了中央的决心，低估了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中国力量。

5月19日，好消息来得异常突然——它源于一次偶遇。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4时50分左右，国务院副总理、担任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的李克强来到北川老县城，在道路上遇到身穿迷彩服的北川县县长经大忠。他握着经大忠的手说：“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们选地方，再建一个更好更大的北川县城！”

经大忠肯定是第一时间就将副总理的承诺转达给了大家，士气大振的北川县更是第一时间迅速行动。时任北川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母贤友曾向记者介绍：“临时办事处实施阶段的筹备，就是从19号晚上开始的。”

5月22日上午10时28分，北川县委县政府临时办事处在安县安昌镇的天龙宾馆正式挂牌成立，组织部、宣传部、纪委、政府办、广电局……北川县委、县政府所有部门的近30块标牌，齐刷刷集中会师在天龙宾馆一楼会议室里。尽管成立仪式上没有锣鼓和鞭炮，所有参与者眼中却饱含了对未来的期望。时任北川县委副书记的蒲方方说：“尽管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我们有信心重建家园。”

事后，各家媒体在报道中，几乎都把临时办事处的成立，视作北川县灾后重建工作正式启动的标志。

当日下午7时许，震后十天已两度奔赴北川的温总理来到老县城外居高临下的三倒拐，他在这里凝重注目的影像曾在网上广为流传。共和国总理站在这处高地上，向这座被地震毁坏的悲情城市告别。一转身，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对北川人民、对全世界做出了掷地有声的承诺：——“我们要再造一个新北川！”

一锤定音，1400多年的北川历史，必将得到延续。

总理在三倒拐还说出了他盘绕于心的另一个重大决定：“这座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另外，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要保护好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即使县城迁建到新的地址，也要做好这种保护工作。”

总理此行，还在不断向北川传递更多希望。

5月23日上午9时许，温总理第三次来到北川中学。

地震发生第二天，温总理就抵达北川中学，要求救援队伍尽最大可能营救废墟下的孩子。5月22日，他再次来到正在进行清理和防疫工作的北川中学，尽管废墟周围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味，他却取下了口罩，在这里为遇难师生默哀。

23日这一次，他到达的并不是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老校园，而是位于绵阳市区长虹培训中心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地震发生刚刚一周，北川中学学生已在这里复课。

总理到达校园的时候，师生们正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这幕场景和别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特别的是草地上排列着的一顶顶绿色帐篷。

因为行程紧促，温总理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他匆匆而来，是因为放不下自己挂念的那些学生。短短的时间，他面向不同范围的师生发表了两次简短讲话，但令更多人感动和牢记的是，温总理在高三（一）班黑板上写下的四个粉笔字：“多难兴邦”。

实际上，他在升旗台上的话语一样深邃、诚恳，充满希望与信心——

“让我们记住这次‘5·12’大地震，记住你们生长的北川，记住你们学习的地方——北川中学吧！

这样，你们就会懂得生活——生活如同道路一样是崎岖不平的。在生活中，不仅有困难，甚至有灾难。但是，人，特别是青年，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希望。今天看到了孩子们，我们又看到了震区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在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我曾经要求大家要镇静，（要有）勇气、信心和力量。现在，我希望大家要面向光明的未来，昂起倔犟的头颅，燃起火热的心，挺起不屈的脊梁，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

随后的一幕被所有人熟知，温总理走进了那间教室。

温总理在讲话中说，“还会有一所新的北川中学！”

虽然高三（一）班的学生们面临毕业，已经不会在新的学校里就读，但总理的这个承诺，其实不仅是对在座的学生，会有的也不仅仅是一所北川中学，整个北川，都会像他所希望的一样，“向光明的未来前进！”

在暂别的日子里，温总理依然牵挂着北川的孩子们。2008年7月，刚从曲山小学毕业的羌族小姑娘刘小桦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温爷爷在百忙之中给她的回信。

刘小桦与温总理有过一面之缘。5月13日，她与父母亲人失去了联系，孤身一人在绵阳九洲体育馆避难，前来看望受灾群众的温总理发现了正在哭泣的小桦，便拉着她的手轻声安慰，又哽咽着说：“我应该把你们照顾好。”

这感人的一幕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幸运的刘小桦最终不但找回了她的父母，还被关爱她的人们邀请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又见到了她最想见的刘翔哥哥。6月份，小桦从曲山小学顺利毕业，她将这些情况写成信件，寄给身在北京的温家宝爷爷，请他放心。

刘小桦也没想到真的能收到回信，“我希望温爷爷能回信，但不敢肯定他有空给我回信。”

这是一封显得有些特别的信件，没有采用常见的信笺和书写方式——温总理用毛笔在一张宣纸上为小女孩书写了回信：“我惦念你，惦念灾区所有的孩子们。我希望你们在灾难中懂得人生的艰难，也看到未来的光明，从而更加努力学习，艰苦奋斗，长大和灾区人民一道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北川的孩子如此幸运——

胡锦涛于2008年12月27日第二次来到北川，前往桂溪中学慰问时，也收到一封由初一（八）班王力敏同学执笔的信，表达全班同学在“5·12”地震后，他们所感受到的来自世界的关爱，以及由衷的感激之情。

总书记连夜给小学生们写了回信。

29日，学生们就读到了来自胡锦涛的祝愿：

“八班的全体同学，你们好！

你们给我的信和贺卡，我都仔细看了。今天下午我来到你们学校，听到同学们的朗朗读书声，看到同学们的灿烂笑脸，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灾区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在经历了这场历史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后，同学们都长大了、懂事了。我为你们的进步感到高兴。

你们原来的教学楼在地震中毁坏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新教学楼正拔地而起。希望你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爱变成激励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用知识成就理想，用美德塑造人生，长大以后更好地建设家乡、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衷心祝愿你们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茁壮成长！”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两封信里，都不约而同地嘱咐孩子们在长大以后，要更好地建设家乡。

这跟北川县城、新北川亟待重建的现状十分合拍，我们也毫不怀疑这个美好的期盼将在未来得以实现。不过，实际上，在孩子们成长到足以参与家乡的建设之前，一场轰轰烈烈重建北川的国家行动，在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关注下，已经全面展开。

高分之后再大考

重建的北川，必将以一个全新的姿态矗立。

但不仅仅是简单的新旧之别。

“重建”从字面上理解，有依照原有式样复建的含义在内，但完全另起炉灶的北川已经不可能回复到地震之前的那个山区小城，“缺啥补啥”这种低水平的恢复，更难以被密切关注北川的国民所接受。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如何全面统筹、科学把握，将一座普通城市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演变为多难兴邦的实际例证，甚至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样，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节点，这是史无前例的难题。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北川重建代表着更高的起点和全新的机制，将为灾区甚至西部区域、民族区域的建设发展提供示例，在实际上成为中国重建模式的新典范。

很明显，也因为这种种意义的寄托，重建北川所需的资源已经超出了绵阳市的能力范围，更不要说已经一穷二白的北川自身。

唯一具备这种调度能力的，唯有国家。

举全国之力办大事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延续的和平环境，缺少一个具备充分紧张感的契机，来集中展示在多年快速发展中所积蓄的实力，这次大地震在带来不幸的同时，也是一次突如其来的随堂大考，检验的是当代中国的整体国家能力。

以抢险救灾来看，前所未有的大力度、大场面，完全就是各地灾后重建的预演。

正如国歌所唱，民族到了危急的时刻，同胞面临险峻的境界，从政府到国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行动起来，以举国动员的状态，来应对这场灾难。用“千军万马”来形容当时的救灾阵容绝非夸张。

据统计，东西南北，投入救灾的解放军兵力接近14万人，各界人员有15万人之多，还有万万千千自发行动的志愿者难计其数。这种政府救援与民间力量相辅相成的局面，不但使得民族热情呈现出井喷式的爆发，也直接成为震区及时包扎创伤的关键因素。

事实证明，中国的举国体制让世界刮目相看，国际社会一致对中国政府在救灾中的表现打了高分。

但，考试并没有结束，题目只是从救灾过渡到重建，依然需要解答。

比起抢险救灾这样相对单纯的目标，头绪万千的重建、巨量的资源调度，怎样才能从简单的集中转变为精巧的配置，并梳理出规范的制度，以保证一切得以在框架内正常推进？

中国特色的解题技巧，还是行之有效的举国体制。

这同样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全新尝试。

幸运的是，国家的掌控者们具有足够的智慧与耐心，应对这些挑战，迅速找准方向，推动计划实施，在过程中不断汲取经验。

最终写下的答案，已经不仅仅是重建，而是国家能力的一次刷新与升级。

相比上世纪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三十多年的时光，带来了太多的变化。

当年的中国，处于“文革”末期历史大转折的临界点，政治风云变幻，经济面临崩溃。唐山救援，对外封锁，对内“保密”，连伤亡人数都是一个X。唐山重建，从上到下，一直都在强调“自力更生”，在这种氛围之下，连十万建设大军都主要来自河北本省，以“锻炼自己的队伍”。但遭受重创的唐山和贫穷的河北，其实并没有自己的力量可以依靠。而在计划经济的体制框架下，重建所需水泥、钢材等等，都由国家调拨，繁琐的程序与漫长的周转时间，都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唐山的重建速度。唐山重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978年初至1979年7月试点；1979年下半年至1984年底，大规模建设；1985年之后，完成扫尾工程。1986年7月28日，万名唐山各界人士聚集在纪念碑广场举行唐山抗震纪念大会，历时十年，正式宣告“唐山重建基本结束”。

好在已经是21世纪第九个年头。

“5·12”地震之后，从紧急救援到恢复重建的节奏，过渡得非常之快。

2008年5月26日，是一个被媒体突出报道的时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提出要把灾后重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坊间大都以这次会议为节点，视作抗震救灾开始进入恢复重建阶段。

其实，在此之前，中央领导已深入灾区进行了一系列密集调研，灾后重建的相关工作，早已积极展开。

5月21日，温总理再到北川的前一天，在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要“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举全国之力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

两天后，“举全国之力”有了具体解释：民政部以紧急通知的方式，要求各地对口支援地震灾区，由北京等19个省份分别对口支持灾区的一个重灾县，其中四川18个县，甘肃、陕西各一个县，广东对口支援两个县。

这次会议上，还决定组建一个有30位专家参与的“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名誉所长马宗晋任委员会主任，负责从专家角度对“5·12”地震进行样本分析，开展灾害评估工作，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5月23日，身处灾区的温总理在列车上主持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十三次会议。

“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在这次会议后正式诞生。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四川省政府、以及其他三十多个部门与单位的灾后重建规划组，将在地震专家委员会进行现场科学调研、地质地理条件评估、建设项目选址的基础上，制定灾后重建规划的总体方案，其中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农村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调整规划、市场服务体系规划、防灾减灾规划等。

北川新县城设计单位中国规划院院长李晓江对这一模式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它对北川工作的迅速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重建选址问题上多方意见博弈之时，地质专家们的提前介入，让决策者有了充分的科学依据，按李晓江的原话讲，“如果没有配备地质专家，很多事情都会延缓。”

在5月26日由胡锦涛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强调要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抓紧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再次肯定提出，要“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2008年6月5日上午，胡锦涛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延续之前一系列会议所定下的基调，提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组织有关省市对口支援灾区，加快恢复重建。”

6月18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正式颁布执行。

此前所提出的省市对口支援灾区重建工作开始进入操作实施阶段。该方案基于“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最终确定了中东部地区19个省市作为支援方，对口支援四川、甘肃、陕西的20个极重灾县，其中四川为18个县，对应北川的，是东部强省山东。

其后，国务院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将灾后重建的范围细化扩展到财政补贴方案、税收收费调整、金融与产业扶持、土地矿产资源政策、就业援助和社会保险、粮食政策等多个方面，重点支持居民住房、公共基础设施的重建，同时提出了时间要求，力争用三年完成主要任务。

至此，灾后重建采用的国家模式已清晰可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胡锦涛在灾区防震棚小黑板上给孩子们写下的这几个大字，含有更深的意义。“对口支援方案”绝非应急措施，而是国家经过精心测算，结合当前与长远的考虑，在简单的人、财、物供应之外，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种点对点的细致安排，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一条直接的情感纽带，再加上各支援方之间不可避免的隐性竞争心态，比起由中央层面出手包揽一切，毫无疑问能起到更好的促进效果。而从受灾地区尤其四川省的角度来看，这种与东部省市之间以往从未有过的亲密联系，是比物质援助更值得维系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它与我国实施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恰相契合，从战略战术层面，都将起到难以估量的全方位推动作用。

仅从最直观的物质援助方面出发，受灾地区也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帮助。除去中央财政的支持，按照“对口支援方案”规定，支援方每年对口支援实物的工作量，将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期限为3年。

以对应援助北川的山东为例，2007、2008、2009三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1674亿、1956亿、2198亿。也就是说，北川这个地方财政收入刚刚在2007年突破1亿的县，在震后3年的每一年，都至少会有近20亿的援助实打实地用在自己身上，更不要说由此带来的其他帮助。

山东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并不准备固守这个最低标准。

在确定了支援对象之后，山东省委立刻召开会议，迅速派出规划、建设、地质等方面的专家前往北川，各类援建队伍也陆续出发，不到两个月就搭建出3.3万套活动板房。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明确表示：“要把北川县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县来重建，把北川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省长姜大明则说：“山东将举全省之力，加大对口援建力度，建设一个羌民族文化鲜明的新北川。”

在山东人看来，援建只是一道长路的起点。山东援川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徐振溪表示，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把对口援建变为对口合作。”在“输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帮助提升北川的产业水平，建立“造血”功能，增强——而不仅仅是恢复北川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举全国之力”援助四川灾区，山东“举全省之力”援建北川，一一落实，环环紧扣，推陈出新，在灾后重建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举国体制，已经深深打上了改革时代充满鲜明个性的烙印。

北川所接收到的这种帮助，与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已经完全不同。

当年信息的不对称和地方自身能力的欠缺，使“中央拨款，地方包干”的方式缺少弹性，而本次灾后重建所创造的恢复机制，则是最大限度地融合了多方资源，除了中央与对口援建的省市，还有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参与。可以说，这次“举国体制”的运用，最后产生的不只是一张“灾后重建”成绩单，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闪耀成果，也为四川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可持续动力。

恩格斯曾经在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遭受巨大灾难的同时，已经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进步中接收到了最初的重要补偿。一场导致数十万人伤亡、给十三亿人带来惨痛记忆的灾难，在一次非常之时超常发展的特殊机遇之先，首先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诠释民族团结与奋发精神的特殊平台。

地震改变北川，地震也改变中国。

抗震救灾中中国人民所展示出来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和平年代中实为罕见。

在变成废墟的北川县城里，除了解放军、武警、消防队员、医护工作者，还有从天南地北蜂拥前来的志愿者。在前往灾区的路上，无数的普通公民从四面八方涌来，自发自愿组织救援团队参与救援；亿万双手纷纷伸向灾区，为受灾群众捐款、捐物、献血、送上温暖；众多企业也在关键时刻主动担起责任，总部位于绵阳的长虹集团，虽然自身因为地震遭受了上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当晚就组织了数百人的抢险队伍，冒着巨大危险进入北川救援，又独力承担了北川中学所有师生的安置工作，并协助他们在一周后顺利复课。

2008年5月18日，中宣部等七部委联合主办了《爱的奉献——2008抗震救灾大型捐助活动》。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现场，作家张抗抗深有感触地说：“国民自觉地、广泛地、主动地参与救援的行动，展现了中华民族正在成长当中的公民意识，我想它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巨大进步的重要标志。”

历经三十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速发展，让举国之力不再仅仅意味着过去那种单纯的行政力量，更包含着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公民力量的全面进入和觉醒，它们对政府的行政力量进行了有效的配合与互补，创造出全新的价值。此种“举国体制”，更为走向崛起、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所必需。

而行政力量本身也在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2008年6月8日，温总理签署第526号国务院令，对外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共九章八十条，包含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对重建方针和原则、过渡性安置办法、资金筹集与监管、相关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成为灾后重建工作所涉及地区和部门的行为指南，以及更重要的——法规依据。

针对一个区域的震后重建，由国务院专门发布相关条例，将系列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毫不夸张地说，它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

条例背后有很多故事。

比如，从启动到出台，仅用了15天；又比如，立法小组两次向数十个国务院部门和灾区地方政府征求意见时，大家都在24小时内给出了回复，而通常情况下这一流程需要的时间是一个月；条例的诞生，还直接促使国家《防震减灾法》对《灾后恢复重建》一章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

该条例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其中饱含的温暖色彩。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条例》将过渡期间的安置问题放在诸多工作的最前列，用了十三项细则作出具体安排。从过渡性安置地点、居住条件、物资供应、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配备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生活复原等多个方面，不厌其烦地一一罗列，让一无所有的受灾民众能够吃饱穿暖、有一间房屋作为遮风挡雨的私密空间，并逐渐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谓“尊严”与“希望”，正由此而生。

此外，第三十一条提到，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应当“充分听取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的意见”，这一条与大型基建项目中常见的“唯专家论”大有区别。实际上，对灾区人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有过切身的体验和悲痛，这一片土地是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安身立命之本，归根结底，需要重建的是他们的生活。即便还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无疑有很多的切实想法。

而最具创新性的提法，无疑是《条例》中明确规定，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受灾群众的心理援助工作，民政部门要具体组织实施对孤儿、孤老、残疾人员的安置、补助、心理援助和伤残康复。

将地震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纳入具体法律框架，这又是一个前所未有。

事实表明，要复原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广东心理医疗队曾根据卫生部统一下发的应激反应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回馈显示，48%的受灾群众存在明显心理问题。这一数据并不出人意料，相当部分受灾群众心理创伤之严重，连心理专家都难以措手。实际上，在“5·12”过去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连本该作为援助提供方的当地党员干部——他们同样也是受灾群众，也在压力之下不断暴露出精神上所承受的伤害。

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家园的重建需求，比物质家园来得更为迫切，要让生活重归宁静，首先需要安放一颗宁静的心。

在持之以恒拥有力量、坚韧和大无畏精神的同时，我们的国家显现出了比以往更多的细腻。《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颁布也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坊间议论大多认为，“5·12”灾后重建既亮出了法治旗帜，更体现了人性化关怀。

短短一个月，随着一系列针对性的方案、条例、配套措施相继出台，灾后重建的制度和物质保障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令所有人牵肠挂肚的北川新县城的建设，也已经呼之欲出。

城市规划“国家队”的北川缘分

“相关工作早已准备就绪。”这是绵阳用行动作出的回答。在救援工作还在紧张展开的时候，有那么一些绵阳人，已经开始规划北川的未来。

让我们顺着时间线回溯，从头看一看北川新县城的缘起。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北川老县城在地震中化为废墟。有幸逃生的受灾群众朝一个方向汇聚——绵阳！

绵阳之于北川，恰如成都之于四川灾区，是各方救助力量驻扎的大本营，也是北川受灾群众最重要的临时栖息地。

绵阳九洲体育馆成为所有灾区中安置受灾群众最多的一个点，高峰期间每天进出人数达3万人，被称为当代的“诺亚方舟”。如今，这里一片祥和，只有一块“5·12”地震纪念碑还能让来访者设想出当时的场景。地震发生当天到6月29日之间，九洲体育馆身兼紧急避难所、临时学校、寻亲中心等多个职能，成为救灾、救人、复课、援助的枢纽，九洲帐篷学校的白色大篷、以及国旗杆大理石基座上贴满的寻亲纸条，像弥补心灵上伤痕的“创可贴”一样，成为很多人记忆中最鲜明的痕迹。

北川应该感谢绵阳。不仅仅因为绵阳在救灾方面的援助——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北川新县城的建设，之所以能够快速得到技术和行政支持，在关键时刻拿出充分的科学依据，与绵阳先知先觉的行动很有关系。

5月14日，在绝大多数北川人还远远没能从灾难中得以抽身之前，绵阳市规划局就启动了北川县城的重建论证和选址的最初工作。对于这一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有着清晰的记忆。

谈到北川新县城的建设，李晓江肯定是绕不开的人物。

地震发生后，建设部迅速组织了针对汶川、阿坝州、德阳、绵阳的4个规划工作组，派往灾区一线，其中的绵阳工作组正是由李晓江牵头。他不但在余震频频之时就亲自带队前往北川实地调研，又主持起草了新县城的选址方案，始终坚持将安昌镇东南（新县城现所在地）作为首选，连现有新县城的总体建设规划，也是在由他一手组建并牵头运作的团队手中完成的。新北川对李晓江而言，是作品，更是心血凝聚之地。而对新北川而言，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都要依托于李晓江团队在此时此刻的智慧闪耀与专业坚持，当然，更有不可或缺的“情商”。

安昌镇外居高临下的寻龙山和位于山顶的“龙隐镇”，是以《抓壮丁》扬名中国的“王保长”系列电视剧的拍摄地，在四川颇有名气，但又并非客流如织的大景区，反倒是绿荫掩映，视野开阔，安安静静的。中规院扎根北川的团队就集中居住在寻龙山山腰的客房，每天亮灯至凌晨，夜复一夜，以至于服务员们都清楚掌握了他们的作息规律。笔者于“5·12”后刚到寻龙山入住的那个夜晚，门口的保安随手就指了出来，“那个亮灯的窗户，还有那边几个，都是中规院的，一向睡得很晚。”

2010年4月12日，新县城开工建设一年之后的这个晚上，我们运气不错。第二天就要飞北京、当夜还要写材料的李晓江答应挤出几十分钟接受采访，实际上却从七点半一直延续到快十一点，还是我们“于心不忍”主动刹车的。之所以如此，是李晓江“感谢”我们的访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梳理中规院来北川前前后后的一个机会。为此，所有新县城设计团队的大师、小将精英们全部到齐。在中规院北川指挥部住地的一个大房间里，十多个人或坐或靠地围聚在一起，面前那张乒乓台样的大桌子，几乎占据了房间面积的一半——这张桌子应该是北川灾后重建史上一件不可或缺的文物，就在这上面，绘出了新县城总体规划的定稿图纸。

李晓江向笔者详细回忆了他们与北川结缘的全过程：

“这些东西从源头上讲，确实应该从2008年5月12日那天讲起。

那天下午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我们中规院在开一个生产办公会，这个会是每个季度要举办一次，开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人说地震了，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我接到短信了，说北京地震了，我就让我们的一个同事杨明松，去网上查一查，证实了是四川发生地震了，我们当时没有感觉到有多严重。到4点多的时候，得到的消息是7.9级地震，听到这个消息，觉得问题严重了。中规院和四川的渊源很深，四川省建设厅的厅长、成都规划局的局长和我们关系很好，会议结束之前给他们的电话打通了，说地震很厉害，影响很大，成都市区影响不大，主要是龙门山脉。

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就跟会上的人员交代，这么大的地震，中规院肯定有任务了，让大家做好准备。中规院是建设部保留的唯一一个科研事业单位，又是从事规划工作的，每次的救灾、扶贫、援藏、援疆，我们都是参与的，这也成了一种惯例。现在这么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然不能缺席。当天下午我们跟四川省建设厅、成都市规划局领导通电话，都向他们表达了: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尽管跟我们说。

后来我交代了现在是德阳组的组长尹强，让他跟德阳、绵阳联系上，因为中规院替德阳做的总体规划刚刚开始，绵阳也是跟我们关系非常好的，绵阳的领导每年都会到院里来。

当天晚上我一直盯着看电视报道，都12点的时候，尹强给我打电话，说跟德阳和绵阳联系上了，说是德阳和绵阳市区还好，山区损失严重，北川损失惨重。

13号一上班，部里就紧急通知开会，传达了国务院的通报，要求各个单位汇总情况.我当时也把我们所了解到的德阳、绵阳和北川的情况跟部里领导汇报了。部里的会开完以后，我们马上就在院里开了一个干部会，成立中规院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当时就组织了三个工作队，给各个所也下了任务。工作队一部分收集地形资料，一部分作后勤准备，另外一部分是随时准备要开拔的，分头准备。然后就是让各个队报名，人数远远超出想象，当时初步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队伍待命。

14日上午，院里接到派两名同志到灾区去的通知，我们安排的是分管水务工作的副院长和科技处的副处长去的，他们14号下午就到了四川，当天晚上就到了都江堰。16号建设部来通知了，当天规划司就开会，组织了4个单位的领导，包括从上海赶过来的同济建筑规划学院的院长吴志强，清华规划院的院长尹志，北京规划院院长和我。当时就决定部里第一个下去的规划工作组由4个单位组成，分别对口4个地区：清华对汶川，同济对阿坝州，中规院对德阳，北规院对绵阳。最后经过协调，由中规院带着北规院一起干，中规院就承担了德阳和绵阳的规划。除了这4家单位外，规划司做了很明智的选择，在西安和武汉分别抽调了两个地质勘察院的专家。当时我们组建的德阳组有6个中规院的同志、两个北规院的同志和两个西安的同志，绵阳组有5个中规院的同志、两个武汉的同志。尹强和杨明松带的是德阳组，我和朱波带的是绵阳组。这个安排很自然，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知道北川的情况，北川的工作量会很大，所以我就亲自带了绵阳组，尹强先前在做德阳的规划，所以由他带德阳组。

18号下午我们到达成都，建设部的副部长、国务院前指的成员来，提了工作要求，当天晚上大家就开始做准备。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很重要的两项工作：一个是基础资料的收集，二是生活物资的准备。中规院从13号就开始收集遥感资料，我们跟其他兄弟院说，这些基础资料就由我们院统一准备，特别是测绘图，当时准备了四套测绘图，分别给了其他几个兄弟院，然后交换了一些遥感片。为了不给地方添任何麻烦，我们从吃、穿、住、用全是自己带，每个人还带了一个帐篷。

建设部及时组织各个院在第一时间来到灾区，在人员安排上配备了地质专家，我觉得这点对北川极为重要。如果没有配备地质专家，很多事情都会延缓。

到了四川，给我们安排的首要任务是应急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临时提供这些。来了没几天，部里又下达了任务，要我们组成一个水质监测组到灾区负责灾区的用水情况。在国务院提出要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以后，在四川省政府直接有一套规划班子，包括城乡规划、城镇规划体系这一块，也要求我们院再组织一个总体组，总体组是在成都工作的，20号我把尹强抽出来了，派到成都总体组。这样从18号下来是两个组，在20号的时候就变成了四个组，每天都在加人，11个人的队伍到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是四五十个人了。

我们绵阳组19号早上从成都出发，专车把我们送到了绵阳规划局的临时办公地点。到了以后，何俊其副局长接待了我们，叫我们先吃饭，我说我们先听听情况，我说你把你们认为最重要的情况给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不是来做选址、不是来做规划的，我们是来做临时应急安置工作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

从李晓江描述的情况里可以看出，5月19日到达绵阳之际，建设部下派规划工作组的意图还比较模糊，并没有安排明确的任务，甚至有“不是来做选址、不是来做规划”一说。而给予清晰指引，让工作组原有安排得以迅速转变的，是绵阳的同行。

在规划工作组成员朱波、孙彤完成的当日简报中，除了在北川老县城见到的惨烈景象和被安排在公交车上入眠的特殊体验外，也记录下了这一点：

“上午9时，全体人员乘车沿成绵高速向灾区进发，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沿途大量救灾车辆繁忙而有序，给人印象颇深。11时许到达德阳，德阳小组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两个小组互道珍重，就此告别，绵阳小组继续前行。中午12时许，车队到达绵阳，市规划局何俊其副局长到场迎接。随后，规划组立即与规划局领导和地方规划技术人员在市规划局开会了解情况。会上何副局长明确提出了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并介绍了地方规划人员震后加班加点完成的大量工作。”

李晓江希望笔者务必讲明绵阳为此作出的努力：

“何副局长跟我说，绵阳的第一任务是北川的选址和论证北川能不能旧地重建，当时他们画了几幅图，在图上跟我们讲北川受灾极其严重，他们认为北川不能旧地重建，然后已经开展了一些选址的设想。……你们在书中应该强调，在中规院到之前，绵阳规划局已经在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当时他们很忙，根本没时间很深入地去展开，在我们来了后，第一时间，明确了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北川。”

虽然没能联系上北川当地的工作人员，但在19日下午进入老县城考察之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的李晓江连夜和绵阳方面沟通决定：调整原有计划，将北川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这一天，是全国哀悼日。

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北川会以怎样的方式延续，是重建还是撤销建制，抑或是其他形式。直到5月22日，情况终于明确，总理温家宝在老县城三倒拐掷地有声：“一定要再造一个新北川！”

同一天，李晓江正沿着什邡、绵竹、安县进行考察，最后到达北川。23日夜里，首次见面的北川规划局工作人员向他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老县城要作为地震遗址保护起来，建造一座地震博物馆，请中规院帮忙制定一个保护老县城遗址的方案。24日，中规院便成立了北川老县城遗址规划组（这项工作后来由上海同济大学承担）。

5月25日，救援行动已经进入尾声，北川的人们也开始思考县城的重建问题，此时，李晓江终于见到了北川县县长经大忠，会面地址是位于擂鼓镇的北川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李晓江的记忆中，有两个场景最为深刻，“在指挥部饮食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他们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7份带肉的盒饭。”一个是在跟经大忠握手的时候，“他又用另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腕，确实是非常非常诚恳。经大忠反复说，‘中规院是由院长亲自带队来的，北川新县城有希望了！’”也是在25日这天，李晓江来到了时为安县所辖、位于安昌镇东南的板凳桥，开始考察这个最终被纳入北川新县城的地方。

2008年6月3日，由建设部、中规院、绵阳市、北川县等共同编写完成的《北川县城“5·12”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选址与规划研究》，在对多个选址方案进行论证比对后，最终推荐安昌镇东南作为北川新县城的选址方案。

2008年7月5日，成都军区某测绘大队开始对新县城选址进行测绘。

2008年7月10日，绵阳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北川代管安县永安镇、安昌镇和黄土镇安昌河东岸的温泉、顺义、红旗、东鱼村，后来又追加西岸的常乐、红岩村。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北川新县城选址。

2008年11月16日，温总理视察新县城，指出要按照“安全、宜居、特色、繁荣、文明、和谐”的十二字方针，将新县城建成“城建工程标志、抗震精神标志和文化遗产标志”。

2008年12月27日，胡锦涛视察新县城选址，并将选址命名为“永昌镇”。

2009年2月11日，民政部批复了北川县、安县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将此前由安县划归北川代管的乡镇，全部正式纳入北川辖区。

北川县城的重建，开始进入轨道。

选址：众里寻她千百度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北川新县城选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座由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具体建城地址的县城，也是唯一的在震灾后整体异地重建的县城。

尘埃落定之后，回看新县城选址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的质疑。

仿佛打开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漫天的问号蜂拥而来：

羌族离开了大山，还是羌族吗？

为什么不在原县城所在地曲山镇重建？

五个选址方案，为什么除了擂鼓镇，永安镇、安昌镇、桑枣镇、安昌镇东南都在安县？

为什么最终确定的是安昌镇东南？

……

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县里居住着众多羌人。羌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宗教和风俗，又因为惯于生活在高山地带，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北川原来的县城所在地曲山镇，也是在群山环抱之中。这成为持异议者提得最多、也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这样的一个民族，分明应该归于大山，平坝怎会是他们的栖息之地？“下山”了，还叫羌族吗？

让我们从北川、从羌族自身找寻答案。

实际上，与人们印象大相径庭的是，羌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居于群山之中的民族，羌人的足迹，更曾遍布天下。

羌族最显赫的“形象代言人”，也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之一的大禹，就是最早成功走出山地的代表。大禹生于北川，葬于绍兴，治水的行程横跨神州，“八年治九河，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尽人皆知，他的儿子启所建立的夏朝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能诞生这样一位首领的羌人部族，又如何会困居山地，不思变迁呢？

南北朝时期，羌人姚苌在举世闻名的淝水之战后，起兵擒杀战败者前秦皇帝苻坚，定都长安，建立了以姚氏部族为核心的羌族政权，史称后秦（公元384-417年）。开国君主姚苌不但长于战阵，在政治制度上也有所建树，他大量任用汉族士大夫为官，下令全国“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这种以考试成绩录取官员的做法称得上是科举制度的先驱。后秦第二代皇帝姚兴在文化方面同样有突出表现，他邀请龟兹名僧、在佛教历史上与玄奘齐名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到长安传播佛法，听到这个消息后，从全国各地赶来就教者有五千人之多，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

后秦同时控制了西汉的都城长安和东汉的都城洛阳，据史书记载，疆域“南自汉川（今湖北省汉川县），东逾汝（河南省汝阳、今汝南县）、颖（安徽省汝阴，今阜阳县），西控西河（甘肃省西部），北守上圭（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灿烂一时，颇具中原气象。

公元417年，后秦被东晋所灭，在甘陕战败的部分羌人从北面进入四川，当他们想穿过山地进入肥沃的成都平原时，遭遇到了原住居民的抵抗。在民族矛盾较为激烈的时代，经过一番拉锯，包括北川在内的岷山山地终于成为羌人休养生息的驻留之地。北川曲山镇旁的高山上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曲山关，残存的两道关墙中间有一条崎岖山路穿越而过，关口的一面通往曲山镇，一面则是群山巍峨入眼帘，曾经是北川汉区通往羌族地区的惟一道路，也作为隔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一道屏障。这处历史遗存的著名古迹，印证着历史中那页翻过去的篇章，这座400多岁的老关卡，已经在“5·12”地震中彻底毁坏。

宋代时，羌人中的一支——党项羌建立了西夏国，西夏立国持续近200年，先后与宋、辽、金对峙。与大部分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不同，西夏不但在政治文化上模仿宋朝制度，还继承了大禹治水的传统，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使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撑，宁夏银川也因此成为享誉全国的塞上江南。连由汉族王朝编订的史书也承认，西夏“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更令人惊叹的是，西夏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它属于表意文字类型，共6000多个单字。当时，西夏设立了藩学院与汉学院以传承文化，政府文书也一律使用西夏文，在西夏于1227年亡于蒙古之后，西夏文一直使用到了明代中叶，前后达500多年。因为文化的绵延，西夏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明末，灭亡了明朝的著名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就曾自称是西夏王室后裔。

元代以后，散布在西部地区的羌人逐渐与各个民族融合。

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把羌族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接受羌族“输血”的民族包括汉、藏、彝、白、土家、哈尼、纳西、景颇族等，古老历史上羌族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或分化繁衍、或直接演变为其他民族了，唯有分布在四川西北的羌人保留了较多的祖先习俗和信仰，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羌族。

从历史的视野着眼，住在山里的羌人是羌族，住在平原的羌人也是羌族，羌族是一个常变常新、与时俱进的民族，北川羌族，与居于中国大陆“第二阶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康巴藏族仿佛，因其与汉区毗邻，在本民族中显出更多交融、变迁的特色。此外，根据乾隆版《安县志》记载，安县“县小地僻，为古羌人旧国”，新县城的选点，对于北川的羌人而言，何尝又不可以说既是新址，亦为故地呢？

在新县城重建的诸多选址中，在曲山镇原地重建是最早被排除在外的方案之一。

北川这个有着近1500岁高龄的古县，其县城设在曲山镇的历史，其实只有短短56年。

北川置县是在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最初的县治位于今北川县禹里镇腹地的河谷中。唐代开始，更为平坦开阔的治城（现禹里镇）成为了北川县治所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县城才搬迁到了曲山镇。

治城是水城的意思，湔江与白草河二水合一于此，这里也是中国远古第一个君王大禹的故里，有誓水柱、刳儿坪、洗儿池、禹穴、禹床、血石流光等众多关于大禹史迹与传说的名胜之地。

从有案可查的历史可以知道，北川从来都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带。19世纪中期到解放前，北川曾有过8次大洪水的记载，暴雨、滑坡、泥石流，冲垮了北川下属的多个乡镇，大禹能练出一身治水的好本领，或许正是因为他幼年时在家乡饱受了水灾之苦。

县城搬迁到曲山镇之后，依旧没有摆脱洪水的困扰。1953年，山洪呼啸而过，淹掉多个行政单位，将县委堆积在泥沙之中，县政府的食堂也被洪水冲垮。

北川的老人们大多还记得1964、1977、1981这几个年份，每一次都是暴雨连绵，积水没膝，田毁屋塌。

让所有人更加警惕的则是“5·12”后2008年的“9·24”洪灾。地震过去不到半年，连续的暴雨又令北川境内松动的山体产生大面积泥石流，曲山镇再次受到强烈冲击，很多已经倒塌的房子被泥石流淹没，原县委入口处高达数米的石质门楼，在泥石流过去后已经和地面齐平。

2010年8月11日，北川又一次迎来暴雨，老县城降雨量高达105毫米。西面山坡大面积的裸露山体遭暴雨冲刷后，大量泥石流顺着山涧沟壑，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老县城奔涌而去。如果不是地震后建设的大批泥石流防治工程，老县城地震保护遗址将再次经受灾祸。

据地质专家考察，曲山镇处于两条地震断裂带交会处，特别是“5·12”特大地震的震源断裂带（北川—映秀断裂）从曲山镇穿过，动力地质作用强烈，场地极不稳定。自1952年以来，在距北川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相继发生过十次以上强震，如1958年什邡金河6.2级、1970年大邑6.3级、1976年松潘平武7.2级、1978年黑水5.4级、1999年绵竹汉旺5.0级地震等。

这些地震一度对北川造成了严重影响。1961年2月，在曲山镇发生4.7级地震后，部分干部提出迁回治城的动议，此后的数十年中，呼声一直未息。在1986年至1987年间，北川还多次请来某某地质学会的专家进行勘察，商议迁城的必要性，并产生了相关报告。据之后出版的《北川年鉴》记载，地质专家的报告“从曲山东西两侧山体的构造、现状、水文、工程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局部性灾害存在，毁灭性灾害不可能发生’的结论”，更由于当时地方财政无力解决2亿多元的搬迁费用，迁城的动议从此偃旗息鼓。

除了地震带来的直接灾害，曲山镇区内分布的砂岩、页岩及灰岩，受构造运动影响，岩石节理裂隙发育，岩体破碎。其中砂岩、页岩属软质岩石，易风化，强度较低，还极易产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曲山镇的地基土又多为历史上滑坡、泥石流形成的松散堆积物，地层松软，均匀性差，在地震作用下易产生震陷、砂土液化，使地基土承载力丧失。在“5·12”地震中，北川县城有很多建筑物歪斜、大部分多层建筑整体沉陷，就是上述地质问题的表象。

此外，曲山镇的主体位于“V”字形峡谷的河谷平坝，四周山体陡峭，建筑用地狭窄，几乎没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地震之前，北川县城的发展已经受到环境的限制，无处开拓，只好拼命从自然手中争取土地，沿湔江进行开发平整。

不管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城市发展考虑，曲山镇已经失去了成为一个县城的基本条件，连它自身作为一个场镇的重建都必须另行选址，原地重建县城的倡议，在北川人和规划专家的眼中，更是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现实的方向。

久经大难的北川人，极度渴望安宁的生活，新址的确立也需与之吻合：“以人为本、安全第一”。要求新县城的选址必须安全可行，应该在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地质灾害与不良地质作用、水文地质条件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和较高的安全性。

除去安全的基本考量，北川确定的选址原则大致还有这么几条：可利用建设用地充足；有利于北川更好更快地发展；与四川省、绵阳市灾后恢复重建城镇体系规划的要求一致；符合灾区群众的选址意愿。

根据这些原则，2008年5月下旬，北川县委县政府很快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提交到李晓江的手中，这份方案包括四个选择：安昌镇东南、桑枣镇、安昌镇、永安镇。不过，这四个地方均在安县境内，都涉及到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所以也有人提出选择位于曲山镇东南、属于北川所辖的擂鼓镇进行重建。

北川新址拟选擂鼓镇的消息曾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声称“奔赴灾区的专家通过地质调查和反复论证提出，擂鼓镇是最理想的备选区”。

李晓江向笔者坦言，中规院当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北川新县城的选址方案报告，在得知此事之后，他非常着急。

“因为擂鼓是我们觉得（在备选地中）最不能选的地方。我赶紧给院里打电话，叫他们帮忙查一下国务院的简报，随后便给绵阳和北川各一份报告，我说如果北川选址在擂鼓，那北川的重建将要出大问题了。随后我吩咐项目组3天之内把我们的报告写出来，在5月29号我们的两个报告差不多同时完成了，一个报告是论证北川不能旧址重建，另一个报告是对几个选址的论证，出来后马上向市委汇报。”

规划专家们对擂鼓镇的情况非常清楚。擂鼓镇原本属于安县，是在1952年北川县城迁到曲山镇后才划拨而来。它和曲山镇一样，位于龙门山脉三条主断裂带中的北川—映秀断裂带上，历史上的地震活动就较为频繁，在“5·12”地震中擂鼓镇也是地表破裂最为严重的地区，如果将拥有密集建筑群的县城设置于此，其潜在危险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擂鼓镇与北川原有的其他乡镇差不多，群山环绕，土地面积较为狭小，规划总用地约2.36平方公里，可发展用地只有0.51平方公里，难以承载起北川县城未来的拓展需求。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虽然不适合成为县城，擂鼓镇在政府的未来规划中也有着重要角色，在加强安全设防的基础上，它将被建设成禹羌民族文化村，从农业集镇转变为旅游集镇、商业集镇，成为未来旅游产业的枢纽——从成都到老县城地震遗址博物馆、唐家山堰塞湖，都需要在擂鼓镇中转，最后再到九寨沟，形成一条旅游环线。

李晓江和他的团队连夜开工。

北川原有行政区划内九成以上是山地，几乎没有选择性，于是专家组根据县域内缺乏建设县城条件的情况，以及新县城选址沿安昌河谷地区分布的基本原则，拿出了包括安昌镇东南、擂鼓镇、永安镇、桑枣镇在内的选址论证，还附带有一份简单的规划报告，于5月29日一早提交给绵阳方面。中规院的态度十分鲜明：非安昌镇东南莫属。

6月3日，绵阳市委市政府即向国务院上报了《北川县城“5·12”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选址与规划研究》，其中明确提出：

“安昌方案选址地处河谷平坝至盆地的过渡地段，工程地质条件好；地处北川、安县联系绵阳市区的主要通道上；可发展用地约11平方公里，可发展用地充裕；受现状制约小，文化特色塑造空间大；安昌河横贯、周围被低山环绕，自然景观独特，综合条件最优。建设初期可以相邻的安昌镇作为有力依托，形成规模后可将安昌镇纳入县城发展建设的整体，形成全面发展的态势。因此，推荐安昌方案作为北川新县城的选址方案。”

中规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后任副院长）在其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擂鼓、桑枣有断裂带穿过；而永安选址的用地不足。”而且，擂鼓、桑枣、永安这几个地方属于老镇区，各式建筑众多，安昌东南地段不仅面积广阔，也没有太多的地面附着物，又处于成青、绵茂公路交会处，交通便利，更容易受到绵阳市经济圈的辐射，有利于推进北川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2008年6月9日，位于安昌镇东南，隶属黄土镇常乐村的村民们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画面中，突然看到家门口无比熟悉的安昌河道，还有大家放养在水中那些优哉游哉的鸭子。

新闻里说，北川县城的重建地点初步选在安县黄土镇的板凳桥。板凳桥正位于常乐村村口，周围地势开阔，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道路通畅，开车到绵阳市区只需几十分钟，到成都也就两个多小时。

常乐村的村民们集体一回忆：昨天中午就有几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了好一阵，一定是中央电视台专门来航拍的，这事错不了！

板凳桥一夜成名，接下来的常乐村忽然变得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新朋旧友们打来的电话不断，连附近的受灾群众安置点也因此受到格外的关注，媒体说这里物资不算丰裕，不久之后，一车车最新捐助的帐篷、矿泉水、生活用品就被陆续运来。

消息越来越多，据说新北川的建设投资超过一百个亿，建成后会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县城”，公共设施和道路、房屋都是最先进的，“不但安县比不上，连绵阳都未必有将来的北川漂亮”。

在选址方案待审期间，一度流传的原地重建或擂鼓镇重建的说法也没有影响村民们的好心情，不过从7月份开始，常乐村村民们多了几分忐忑。

这是源于7月中旬的最新消息，绵阳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北川代管安县的安昌镇、永安镇和黄土镇的温泉、顺义、红旗、东鱼四村，几个村支书还跟北川县长经大忠见了面。

这四个村跟常乐村仅有一水之隔，位于安昌河东岸，经济条件虽然不如位于县级公路旁的常乐村，却比西岸胜在空间更加广阔。与此同时，一个“不知名”的工程队也开始在附近展开测绘工作——村民们无从得知，这其实是北川县委县政府邀请来的成都军区某测绘大队，他们提前完成了近30平方公里的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为日后的规划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代管方案正式实行后，北川的行政机构纷纷来到安昌镇挂牌，援助北川的外地人也向这里集中，盘桓多时的安昌房租开始上涨，划归北川代管的四个村也陆续出现新的动向：此前迁出的户口开始回转，超生的家庭主动缴纳罚款，几个月之间，村里的人口迅速膨胀。

常乐村村民们郁闷了。起个大早，赶了晚集？他们决定主动出击，向市里直接申请纳入北川，欢迎从常乐村开始新城的征地和拆迁工作。如果市里没有反应，村民们还准备想办法报到省里去。

市里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心声，没过多久，位于安昌河西岸的常乐、红岩两村也划归北川代管。

2008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川新县城选址，主体部分正是由安县黄土镇划拨北川代管的六个村子组成。很快，民政部的批复也来了，安昌、永安两镇和六个村子，正式纳入北川的辖区。

北川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笔者的采访中，所有北川干部谈话至此，也都不约而同表达了对安县的感激之情，安县不仅仅是在土地上“割肉相助”，地震发生后，北川医疗设施全部被毁，医疗队伍损失惨重，转移出来的北川受伤百姓，第一站必到安县老县城所在地安昌镇，安县人民医院当天便在西苑中学操场上搭建起紧急处理中心与帐篷手术室，这是设立时间最早、距离北川最近的唯一的医疗救治点，它成为北川受伤百姓的一座“生命方舟”。仅仅头三天，到5月15日，这里救助过的北川伤员已经超过一万人次。

常乐村的村民们最终还是得偿所愿，成为了新北川人中的一员。12月初，“再建一个新北川”的大招牌就耸立在村口，正对着绵（阳）北（川）公路，很是显眼。招牌的背后，是关于新北川布局、规划等详细情况的展板，上面的内容让常乐村村民稍微有些失望，按照最初的说法，板凳桥应该是新县城核心位置，现在却成了远景规划用地，安昌河东岸的温泉、顺义、东鱼和红旗四个村子反而变成了近期的主要建设目标。

但村民们还是饶有兴趣地围在展板面前，想搞清楚全国“最大最好的县城”究竟是怎么样。当然，北川新城也许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县城，但显然不可能是最大的。中国最大的县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名字叫做若羌——据说源自生活在昆仑山脉北麓的一支羌人部落，它位于塔里木盆地东部，全县面积差不多有半个四川省那么大。单论县治所在的中心区域，中国东部也有不少建成面积在2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镇，这已经超过了北川新县城在2020年的规划面积。

不过，北川新城虽然还没建起来，它的高知名度却实在无县能及。

200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临北川新县城地址，将这里命名为“永昌镇”，蕴含“国运永昌”之意。这个情景成为当地人乐于传播的骄傲，每一个外来游客几乎都要听到好多次，毕竟，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为一个镇起名，是永昌镇专属的殊荣。

而这个尚未问世便有了名字的北川新县城，将要以最快的速度，变成一座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们未曾想象到、也令世人为之惊讶的新城。

建什么样的城？安昌河边一锤定音

“再造一个新北川，不是重建一个新古董，也不是建设一个没有历史文化传承的时髦城市。”

2008年12月10日，北川新县城的规划汇报会在绵阳召开，审议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拿出的初步方案，院长李晓江在与会时做了上述发言。

三个月前，一切都还是空白。

2008年9月1日，温总理再次来到绵阳，一参加完北川中学在临时校园的开学典礼，他就立刻驱车前往老县城。

途中，他眼中所见的情景与几个月前已经大不一样，曾经让人伤感的场面被忙碌取代，公路边停满了运送建材的车辆，沿途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挥汗如雨的人群，重建的房屋地基正在陆续打下，一座座农房拔地而起。

温总理在老县城里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在遇难者公墓献完花后，他仍不愿离去，看着这片写满灾难的土地，久久不语。废墟看上去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不知名的绿色植物和星星点点的小花，却顽强地钻出了凝结的灰土，开始追逐阳光。老县城将在未来成为北川地震遗址博物馆，构建世界首座以整体保存地震灾难遗址原貌的展示体系，就像意大利著名的庞贝古城遗址一样，用它被灾难固化的瞬间，给予人们长久的怀念与警醒。

在老县城里，温总理遇到了26岁的羌族姑娘王丹，年轻的王丹眼中含着泪水，向总理发出由衷的邀请：“新北川建成时，希望您能再来！”

回答确定无疑，温总理重重地许下了承诺：“我一定会来，我一定会来，这是我一生忘不了的地方！”

这座让国家总理一生都忘不了的城市，此时即将由李晓江所带领的团队画出全新雏形。

“5·12”地震后，唐山市委书记赵勇曾经谈到，当年唐山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存在三大遗憾：受当时的认识能力和科技水平所限，灾后选择了原地重建；没有对地震遗址实行完整保护；城市规划设计总体水平不高。

机缘巧合，受“5·12”震灾波及的所有地域中，能够有机会对唐山市委书记的遗憾做出圆满回应的，只有北川，在前两个问题已经或正在解决的情况下，拥有高水准的城市规划设计，也是北川自身的渴望。

北川是灾后唯一的整体异地重建的县城，但又不仅于此。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在继承与弘扬羌族文化、体现羌民族特色方面自然有更多的期待。如何在建设一座具有现代化水准的新城之时，在城市中蕴含浓郁的个性魅力，展示羌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使之符合“羌族文化城”的定位期许，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规划师们面对的是一张白纸，白纸当然是作画的最好工具，但完全的从无到有，又缺少完整的传统样本进行依托参考，要在新县城城鎮风貌和建筑风格的多种选择之间取舍，颇具难度。

“5·12”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周，中规院便临危受命，组队来到北川。作为建设部唯一直属的规划设计研究院，也就是城市规划设计行业的“国家队”，在这非常时期，自然当仁不让。2008年10月，为北川新县城做规划的任务正式交到中规院手里，对待这个挑战，中规院对此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在专门成立的北川新县城规划小组里，院长和副院长就有三位，总工也有三位，成员更是涵盖了中规院下辖的所有单位。

规划工作开展的初期，设计师们就已经在现代城市功能与羌族风貌特色、经济发展与人民宜居、城镇进步与社会和谐几个方面仔细考量。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为代表的20世纪整体城市建设的经典之作，以及有过震后重建经验的日本城市、我国的丽江等等，都成为了北川新县城规划的参考对象。

巴西利亚是北川要极力避免的典型。

1960年，城市设计史上的里程碑巴西利亚，作为巴西的新首都落成，世界上很少有它这样经过全面规划设计后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亚有着极具设计感的漂亮建筑，高达100平方米的世界最大人均绿地面积，以及建筑与建筑间广阔的空隙，城市中的每一块混凝土都融入了现代主义建筑鼻祖柯布西埃的风格，称得上是现代主义设计的传世之作。1987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人类文化遗产”。

但它也迅速成为居住者的大麻烦。巴西利亚的整个架构宏阔、冷漠又不可改变，每个功能区独立设置，银行与银行在一处，住宅只跟住宅当邻居，与其说它是城市，倒不如说像一个纪念碑式的主题公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巨大空隙中，几乎没有社区服务存在的余地。整个城市缺少由餐馆、橱窗和步行者带来的活跃气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彼此间充斥着生疏与隔膜的空气。艺术批评家罗伯特·休斯对巴西利亚的评价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噩梦”。

相比之下，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和我国的丽江更值得借鉴。

米尔顿·凯恩斯的规划思想来自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它跟未来的北川一样，城市规模较小，人口也不算很多，具有独立的中心配套，与核心城市间拥有便捷的道路，又保持着一定距离。米尔顿·凯恩斯离伦敦不到100公里，有20多万居民，它在建设时率先引入了方格网道路系统，将新城版图划分成许多方格状街区，增强了城市建设的灵活性，同时将商场、学校、汽车站等集中在城市主干道周边，又把居住区域和服务区域混合建设，使居民能就近解决生活所需功能，避免因大量人群集中出行造成公共交通压力。米尔顿·凯恩斯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该城75%的就业人口都投身服务行业，从而催生了众多微型企业，据一项统计数据表明，过去40年在这里注册的5000多家企业中，约2500家的雇员少于5人，有1200家甚至只有一个人，而该城企业的平均规模也只有22名雇员。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建成到现在，米尔顿·凯恩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逐渐衍变为新城镇建设的成功典范，它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动态规划的实践等许多方面，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市政管理代表团前往“取经”。

相比国外城市在硬件上的先进经验，丽江对北川而言，有超出于城市规划之外的示范意义。

双方都历经过地震灾害的肆虐，1996年2月3日，里氏7.0级大地震使得丽江20多万人无家可归。不过，丽江古城属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价值跟北川老县城没有可比性，而且地震后基本格局不变，核心建筑依然存在，所以选择了“原址重建、恢复如旧”的思路，跟北川新县城的另起炉灶并不相同。但与北川相近，丽江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占过半人口的城市，在地震之前，同样源于氐羌血脉的纳西文化并没得到真正重视，人们向往的是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的繁华。直到那场7级地震之后，世人纷纷注目这个南方小城，从古城的恢复性建设开始，到以宣科为代表的纳西古乐会首次受邀赴港参加国际艺术节，都将以纳西族为主体的当地文化放大到了世界平台上。

丽江是如何在重建中充分挖掘自身特色，传承与扩大原本局限于一地的民族文化？在其后的迅速繁荣中，又怎么去保护已经显得脆弱的古老文化生态，不让它们被汹涌的现代化进程所击倒？这一切，对北川的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应该说，中规院的专家们要比当年为唐山重建做规划的专家幸运得多。1976年，当国家建委组织的规划专家们坐飞机来到唐山时，面临的是一座信息的孤岛，没有资料，没有图纸。后来的故事颇有几分传奇色彩，时任唐山市建设局规划科副科长的赵振中，从已经倒塌的建设局办公楼废墟中翻出了一张1∶25000的唐山地图，专家们就从这张地图上，开始研究唐山的震后规划。

而在国家救援中迅速恢复战斗力的北川当地政府，提前进行了两项为规划设计顺利开展所作的保障工作。早在大家焦急盼望新县城选址能够尽快确定的时候，北川就邀请来成都军区某测绘大队，完成了近30平方公里的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又召集各单位预备好规划所需的各项基础资料，做好了自身能做的相关准备。

交杂着数不清的资料查询、不间断的大小会议商讨和无数个靠茶水与香烟撑起来的不眠夜，日子一天天过去，北川新县城的第一张规划图纸，终于在安昌镇外寻龙山的客房中，在临时拼凑的工作台上，顺利诞生了。

规划之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建筑工程普遍按照7度设防标准建设，学校、医院等重要设施按照8度设防标准建设；城市避灾硬件设施健全；安昌河堤按照五十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建设；城市防洪、排涝设施完善。

2008年11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北川新县城选址以后的第六天，温总理又一次来到北川，在未来的新县城所在地，当面听取了关于规划工作的汇报。

作为中规院在“前线”的主要指挥者、副总规划师朱子瑜一直待在北川，亲历了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每一个值得记忆的节点，在这次汇报过去一年半以后，对他这个参与者而言，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做总体规划以前，我们首先做的是对羌族风貌的一个考察。从规划的技术上讲，中规院是建设部唯一保留的一个科研事业单位，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包括对宏观政策的把握与社会责任的担当。中规院院从下属很多所抽调人员组成规划组，当我们规划组考察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县里去踩点，迎接总理的视察。

我们选了安昌河边路边一个采石场旁边的一个小土坡，县里决定当总理来的时候由李（晓江）院长向他汇报，但是必须要有图纸。我们赶紧做了4块很大的图板，每个板子有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选址，第二是以后的生产生活，第三是建设生态城市，第四是宜居，第五是特色，还有一个主题是社会和谐，4块板子融入了这6个主题。

那天天气和平常一样，是个阴天，安昌河的水很多，现场连夜竖了一块牌子“再造一个新北川”，下面用了一张羌族风貌图。

当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去的时候，现场并没有清场，安（县）北（川）路上老百姓是夹道的。我看着总理的车从安北公路开过来，窗户开着，总理一直在跟老百姓打招呼。我们不光做了板子，还在成都连夜做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大概有桌子的四分之一大。总理已经上来了，突然有一个孩子还跑到模型边上转，我们就跟孩子说，别再跑了。这个场面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总理在李院长汇报的过程中几次插话，问了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做到节能，还谈到这次地震给我们建筑业带来一个教训，（设计）在结构上结合川西民居的风格是很合理的，这种房子都没有倒塌。”

与规划师们想象的严肃情景不同，温总理在围观者众多甚至显得有些热闹的气氛中听完了汇报，随后发表了现场讲话，为时十多分钟。整个过程似乎有些随意，算不上什么隆重的大场面。然而，北川将要书写的历史无论如何都绕不过这次现场汇报，以国家总理深思熟虑的讲话为基础，北川未来发展的十二字方针“安全、宜居、繁荣、特色、文明、和谐”，以及将新县城建设成为“城建工程标志、抗震精神标志和文化遗产标志”的三个目标，就是在这一刻，在安昌河边的露天场地上，在无数北川老百姓的见证下诞生的。

北川新县城，亦非北川人独有，它承接着整个国家的注目和等待。

中规院团队的工作速度超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他们加班加点、超常工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拿出了规划的初步方案。

为听取居民们对规划设计的意见，从新城选址开始，中规院在当地曾先后8次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包括总体规划、拆迁安置、公共设施、住房户型设计等，既有总体概况论证，也有小到细枝末节的问题，如此全程开放、公共参与的方式，在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史上，尚属首次。

除此以外，虽然没有竞争对手存在，但中规院的内部比拼却依旧激烈。在短短的时间里，规划师们一共完成了七个方案初稿，首轮即淘汰了三个，在次轮又去掉两个，余下的两个方案齐头并进，再经过最后的比拼、综合，才诞生了正式方案的首稿。

2008年11月26日，北川县审核并原则通过了此方案；

12月10日，经过进一步完善，绵阳市审核通过；

12月20日，建设部与四川省建设厅组织来自建设、规划、能源、交通、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专家对“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灾后重建总体规划”进行联合技术审查，原则同意通过该规划。

这份规划方案，将北川新县城的未来定位成：北川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川西旅游服务基地，绵阳西部产业基地和现代化的羌族文化城和生态园林城。

规划方案正式通过后，于2009年春节对外公示。方案所吸引到的热情比想象中更为高启，一拨拨人流涌动，汇聚的脚步声无比急促，每天都有人围在规划图前面议论纷纷。这些简简单单的图纸勾起了北川人心底最深的情怀，像是振翅的孤雁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栖息之地，许多人热泪盈眶：“知道以后在哪里落脚，未来是什么模样，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

总体规划方案的公布，只是新县城进程中的一个节点。

2009年5月11日，胡锦涛又一次来到北川，在视察新县城规划建设展示厅时，特意作出强调：“不仅要把总规做好，还要做好修建性规划，包括每一个单体建筑都要设计好。”

从总书记到新县城建设者、乃至每一个心怀北川的中国人，这座城市凝聚了太多人的期盼。

而在北川新县城的规划建设项目上，也前所未有的汇集了全国一流的规划设计单位和顶级的规划设计专家。有6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参与了北川新县城规划建设；直接主持北川新县城单体建筑设计的全国建筑设计大师也有6位；参与北川新县城规划设计专家咨询、评审、论证的专家超过一百位；北川新县城规划设计专家咨询论证评审会议超过一百次，亲临北川指导新县城规划建设工作的专家超过一千人次。

李晓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感慨：完全可以说是举中国规划建设全行业的智慧与心血，托起一座北川新县城。

在其中，新北川中学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单体项目，它由中国侨联援建，资金由全世界海外华侨捐献，仅仅规划方案，就经过了12次专家评审，比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还多一倍。根据规划，新北川中学占地面积225亩，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能够供5200名学生学习和寄宿，总投资约2亿元人民币。

2009年5月12日下午，新北川中学的奠基仪式举行，这也是整个新县城里最早开工的项目。

六百余名学生统一穿着背后印有“北川中学”红字的黄色套装，在奠基石前一排排站好，与头戴安全帽的中铁二局建设工人们齐首并肩，庄严肃立。

14点28分，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首先为地震中遇难的同胞默哀一分钟。接下来是奏国歌、致辞、培土，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手拿铁锹，站在一群人当中，默默地铲起泥土，向奠基石撒去。

从这一刻起，一座传世之城，即将拔地而起。

九百多个日日夜夜铸就史诗，弹指之间，北川奇迹般崛起。

国家行动、山东力量、中规院智慧、四川精神、北川意志、海外华侨与港澳台同胞的赤子情怀、全国党员、人民子弟兵的拳拳之心，华西集团、同济大学……爱心、汗水与智慧，在北川播种、浇灌、耕耘。

2010年9月25日，一座“已具备了居住、医疗、教育、商业、旅游、休闲等基本功能，展现了特色羌城基本形象，构筑了现代新城基本框架，具备了承载生产、生活基本能力”的传世之城脱颖而出。

2011年元旦前，分房摇号、领钥匙、搬家，在板房里熬了两年多的北川人感觉天天在过节。

到2011年春节，共计九千余户、近三万老县城居民、黄土拆迁农民搬入新县城新居。腊月二十九。搬进新家的居民，燃起熊熊篝火，载歌载舞，数万人满城狂欢：“开城啦！”

穿越大难、经历大考，北川交出了灾后重建极为难得的优秀答卷。

从悲壮到豪迈，仅仅两年多，中国力量在北川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咬紧牙关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生路，高起点、高质量快速复兴的典范，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2008——2011年，中国新北川创世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披上了一挂熠熠生辉的羌之红。

太阳升起来了，如此新鲜，如此动人。

责任编辑 肖 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