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与价格：从瓦尔拉斯分析、马歇尔分析到凯恩斯分析

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实物与价格：从瓦尔拉斯分析、马歇尔分析到凯恩斯分析

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瓦尔拉斯分析的特征为一般均衡。这种依赖于调整局部均衡以期形成一般均衡的做法，由于“一方面想证明市场有趋于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想证明市场能够保持均衡的稳定”因而本身是矛盾的。马歇尔分析的特征为局部均衡。将局部分析扩展就变为一般分析。然而，成交未必反映真实需求，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局部均衡未必一定有一般均衡。供求总量均衡假设包含严格的基本条件，只要某些基本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供求总量均衡假设必然是不适用的。凯恩斯分析的特征为宏观总量均衡。尽管凯恩斯认为就业量是由企业主决定的，但我们从凯恩斯推论中却导出就业量最终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货币数量、价格、实物数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谜团。

实物;价格;总量均衡;货币数量;利息率

“理论经济学家是所有学科的领头羊”这句话，总有“炫耀数学知识”之嫌［1］302。仅以把全部社会现象归结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板块而言，根据笔者对三者的概括——政治即秩序管理、经济即供求组合、文化即知识延续，三者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谁决定谁的问题，如果决意不考虑“一定条件”，那么三者中谁也不能决定其他。明确这一点，也就知道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种分析工具［2］278，用来分析经济关系，仅此而已。正因为经济学理论仅仅是工具，所以“离开了由统计资料或非统计的描述所提供的事实，就不能产生具体的结果”［1］558。一旦知道经济关系必然涉及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这一问题，与“谁决定谁”问题纯属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也就甩掉了自烦自扰带来的那些所谓经济和政治纠缠不清的思索包袱。

一、瓦尔拉斯分析

19世纪末，杰文斯、瓦尔拉斯、帕累托等学者主要用数学方法，特别是边际分析方法分析经济问题，“这种方法的基本逻辑使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达到了一个系统化的程度，这是早先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不可比拟的”。它标志着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主要运用数学来表达经济关系，开始显露出力图使经济学成为等同“精确的科学”这样的“纯粹经济学”。

属于后来人的萨缪尔森之所以偏爱用数学探究经济问题，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将经济基本行为假定为数学问题，那么就能通过证明其数学表达式的性质推导出重要的定理［2］122—123。由此说来，数学是用以推导经济学理论的工具，经济学理论是用以分析经济关系的工具。然而，这又让我们反思经济学理论的产生途径，经济学理论的产生途径也就是通过什么推导出经济学理论。梳理经济学方法论，大致有两种方法，即归纳—推理方法和假定—推理方法［3］4—6。前者从个别归纳出一般，意味着通过归纳而总结出一个模型(数学表达式);后者假定通过类比而模仿出一个模型(数学表达式)。作为共有因子的推理，就是通过证明这个数学表达式推导出经济学理论，“产生结果的推理本身具有明显的数学性质”［1］300。

问题在于模型有“近似模型”，也有“漫画式的模型”，亦即“通过夸张手法建立的模型”，说穿了，“它们都是建立在‘严格地说，是错误的’假说的基础上”。当然，“对于前者，人们希望‘它的结论有充分的能力来接近真理’，因为假设是有充分的能力接近真理的;而对于后者，人们希望‘模型的假设描绘了经济形势的大致特征’，而且‘随着描述方法的变化它的结论是富有活力的’”。也就是说，近似模型必须“给出一个越来越令人满意的有关现实的描述”，漫画式的模型必须“选择那些最富有生气的描述”。令人失望的是，经济学理论“求助于不好的模型”，即“不是近似而是‘虚构’”，本来“假说有可能被用来进行精确的预言，但是，通过一种弗里德曼的‘仿佛’式的辩护，理论经济学家所剩下的是不具有任何真实的解释”［4］170—171。这应当责怪“现在存在一整批抽象经济理论的分支，它们已经脱离具体的现实，与纯粹数学几乎没有二致”［3］269—270。

“除了若干不必要的细节上的改进外，数学推理并没有给经济学增添什么东西”［1］303。何况，变异为“纯粹数学”的“纯粹经济学”在胡说八道［4］246。这只能责怪某些人无才在数学圈子里有所建树，却有“才”混迹于经济学圈子。前辈虔诚地创新出传世佳作，后辈违心地造假出欺世赝品。

指责归指责，现在回顾瓦尔拉斯分析。瓦尔拉斯分析被后来的学者看做一般均衡。就致力于经济学数学化的学者关心“确定的均衡”来说，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无论以多高的抽象水平也无法证明存在着唯一确定的均衡——或者无论如何，证明存在着若干种可能的均衡，那么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便真是一片混乱，无法加以分析了”。这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均衡概念在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的思想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1］321。瓦尔拉斯均衡认定，市场价格决定消费者收入和生产者利润［5］。假设消费者a选择效用最大化商品q(a，p)，生产者选择利润最大化生产计划s(b，p)，当市场价格p满足下列关系时，可达到均衡：

其中，A为消费集合，B为生产集合，e(a)为消费者a最初的资源，g是商品的数量，Z(p)是g的一个矢量。这个古典的均衡观点表述，价格以这种方式调整以便实现均衡，均衡是一个过程中的静态点。可以看出，假设以函数Z(p)来调节价格，只有当Z(p)=0时，这个过程才不能改变价格。把这样一个价格调整过程看做u(p)，从而寻找u(p)的一个固定点，或者p*=u(p*)，如果u是一个函数，或者如果u是一个对应值，p*∈u(p*)。这个摸索过程Pt=λZ(Pt-1)+Pt-1，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标准例子。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固定点的存在并没有保证这个过程是稳定的［4］133—134。德布鲁试图给均衡找到“相协调的价格体系”，假设某个经济具有一个准均衡［(xi*)，(yi*)，p*］，且因为有无成本抛弃假设，p*可以非负，同时某种商品存在供大于求，这时如果某些(并非所有)消费者出现了：

那么这种商品价格必为零［6］362—365。也就是说，“德布鲁选择一个调整过程使得那些供大于求的商品价格不是最大而是零。根据定义，尽管这样一个过程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存在着一个固定点。”［4］134

可见，让价格均衡出现非常困难。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实物数量与货币数量的相互对应上有一个盲区。即便人们认为均衡这词不释自明，但有一点是潜意识认同的，这就是均衡与确定性、稳定等问题相关。(1)关系确定，货物或劳务的价格和数量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彼此同时确定，是构思均衡状态的必要条件。关系，其数学表达就是方程。“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象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1］374。瓦尔拉斯分析是由许多关系构成的，这些关系“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价值”，也就是“确定了所有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及所有家庭和公司在完全均衡和纯粹竞争的条件下的产品购买量和要素购买量”［1］362。(2)稳定性问题，瓦尔拉斯把它与“他的方程式的数学解与现实市场过程的关系问题”联系在一起，由此又涉及“竞争市场的机制如何驱使该体系趋于均衡并使它保持均衡”。假设价格取决于所有商品的需求量与供给量是否相等，按照“瓦尔拉斯提出的那种反应机制”可达到的“这种均衡将是唯一的和稳定的，而且这种均衡中的价格和数量就是我们从理论解中得到的那些价格和数量”［1］373—374。

瓦尔拉斯均衡的问题出在，均衡价格是通过“价格被调整后，数量跟着也被调整”这种“反复试验”建立起来的，那么，当修正某些部门没有使供求相等的价格时，就会因此而破坏其他部门的均衡，这些部门的价格也就不再是均衡价格了。因为它们能使供求相等，只是由于存在某些部门不能使供求相等的价格，以至于又不得不调整其他价格。瓦尔拉斯的唯一理由是“很有可能”存在“新的结构比原有的结构各方面更接近于均衡”。但这种证明“缺乏严密性”，显然“瓦尔拉斯一方面想证明市场有趋于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想证明市场能够保持均衡的稳定”，这本身就是矛盾的［1］375。

人们难以接受瓦尔拉斯假设，质疑“在经济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如果出现，它们是否趋于稳定”［1］381。不过要注意，瓦尔拉斯分析并不否认价格适应于数量和数量适应于价格同时存在［1］383。熊彼特指出，瓦尔拉斯体系实质上是一个计价商品体系(类似实物体系)，货币在它上面只是装饰物，最终“为了实用货币理论，瓦尔拉斯决定放弃他的一般分析方法而采用部分分析方法”［1］396。

前辈库尔诺已意识到的“要全面而严密地解决与经济体系的某些部分有关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到整个经济体系”，但认为“这将超过数学分析的力量，超过实际计算方法的力量”，因而又预见到“也许可以用一些总量来处理这些问题”，可以说“正是瓦尔拉斯要做的”［1］307。当研究走入货币数量与实物数量相互对应的盲区，以往指责部分分析使自身一些假定相互矛盾［1］351的瓦尔拉斯，现在只能不再使用一般分析，转而求助于部分分析。当然，部分分析的大师是马歇尔［1］351。

二、马歇尔分析

“和杰文斯共享发明边际分析方法的卓越成就”［2］21的马歇尔，“精通于运用数学来表达经济关系”［2］122，特别是“为使其概念能用数学表达而进行了理论推理”［1］311。马歇尔分析被后来的学者看做局部均衡。马歇尔均衡主要以价格均衡模型反映出来，均衡价格是供求均衡时均衡产量的价格。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部分分析与一般分析并没有鲜明的分界线截然分开，而是随着那些本来是为部分分析设想出来的概念的范围不断扩大，部分分析逐渐变为一般分析”［1］356。马歇尔的弹性概念可作为典型例子，它“成了一般分析的工具，也就是说可以用这种工具考察这样一些经济关系，对于这些经济关系我们之所以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也出现于整个经济之中”［1］355—356。“假如马歇尔深入地研究，他会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微观分析方法中，而不是在自成一体的总量分析(即宏观分析)中寻找部分分析的必要补充物”［1］362。

如果说瓦尔拉斯分析主要研究交换领域，那么马歇尔分析同样如此。价格决定依然处于关注点，供求关系被看做主要因素，马歇尔将它综合为生产成本通过市场供给方、边际效用通过市场需求方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相对价格。思考更多地放在需求方面，并引出定义需求曲线、需求弹性、消费者剩余等问题。

假设xdy/ydx表示价格的灵活性，弹性指其倒数为ydx/xdy，这个实质上的-ydx/xdy就是马歇尔的需求弹性，也叫需求的价格弹性。它属于“点弹性”，只适用于价格与数量的无穷小变动，不精确性随之增加。要想保证一定的精确性，恰当的做法是在需求曲线上认定一个有限长度。对马歇尔需求弹性的这一修正，属于“弧弹性”［1］353—354。

图1

图2

平均成本递减与企业规模的扩张有关。企业从大规模生产中获得的利益，又涉及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外部经济指利益是行业或经济的整体扩张所带来的。内部经济指利益是多种因素带来的，譬如使用更多更有效的机器，大量采购而获得的数量折扣，享受更广泛的分工，雇佣更优秀的管理人才，获得更优惠的贷款条件等。马歇尔注意到消费者剩余、平均成本递减、下降的需求曲线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图1说明，某行业在成本递增下进行生产的事实由这个行业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SS'表示，这条曲线与此行业的需求曲线DD'相交。在均衡点，此行业产出为OA以价格OR销售;消费者剩余为DER。假设此行业税收为ST，这意味着现在每生产一单位的产品，成本增加ST。供给曲线TT'高出曲线SS'每单位正好是税收量ST反映了这一事实。曲线TT'现在和需求曲线DD'相交于点F。消费者剩余明显减少了NREF。这时税收量为NFLK，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量NREF要大。所以税收收入比消费者剩余损失大。

图2说明，此行业在成本递减下进行生产的事实由这个行业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SS'表示。在均衡点，此行业的产出量为OA以价格OR销售。消费者剩余为DER。对此行业每单位产出给予补贴ST，将使供给曲线或生产成本每单位减少ST，新的供给曲线为TT'。由于企业产出从OA扩张到OB，使消费者剩余增加了NREF。显然这比总的补贴成本NKLF要多，所以消费者剩余得到增加。［2］26—28

研讨马歇尔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动态图式［7］37，现在把它从局部均衡假想为一般均衡：

图3中，曲线S1表示供给变化，曲线d1表示需求变化。曲线s1和曲线d1相交于q1p2，这点为均衡点。现在我们考虑的是，两个总量原本不等。在产量q2点，总需求范畴的价格总量不等于总供给范畴的价格总量相当于图3的需求价格p1不等于供给价格p3，但这时的总产量是同一的q2。这反映出相等的总产量对应不相等的“虚”总价格。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q2=∑q2对应∑p1≠∑p3。而∑p1≠∑p3又意味着，按价格计量，需求总量不等于供给总量。之所以叫做“虚”总价格，是因为必须成交才有价格实现，而成交是不相等的“虚”总价格的合二为一。显然，非成交点总价格相当于成交点总价格的倍数，且“虚”总价格实际上不能计量，毕竟它只是个心理价格。当然，如果总供给和总需求都以均衡点来确定，那么供给的实物量和需求的实物量达到均衡，供给的货币量和需求的货币量也达到均衡。均衡点实为成交点，在这个点，实物只有一份，货币同样只有一份，买方拿走实物，卖方拿走货币。回到我们的考虑：

第一，假定产量由q1增加到q2是因为需求大于供给，若供求双方都认可原价格，则供给方希望涨价和需求方希望降价的不同念头都要打消。这时，曲线s1下移为曲线s2，曲线d1上移为曲线d2。那么，在q2点，原总价格p2=新总价格p2。

第二，假定产量增加原因是需求大于供给，若供给方执意涨价到p3，同时若需求方因必需而接受p3，则成交点总价格为p3。这时，曲线d1上移到q2p3点。那么，在q2点，原总价格p2＜新总价格p3。

第三，假定产量增加原因是盲目生产导致供给大于需求，若需求方执意出价p1，同时若供给方接受p1，则成交点总价格为p1。这时，曲线s1下移到q2p1点。那么，在q2点，原总价格p2＞新总价格p1。

简单的这三种可能性反映出：有2/3可能性是新总价格不等于原总价格。虽然理论上讲在q2点总要出现一个成交点总价格，但成交未必反映真实需求。“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在劳动力市场中甚或显现出顽固的反均衡”［3］203。况且供求总量均衡假设包含严格的基本条件，只要“某些基本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供求总量均衡假设必然“是不适用的”［3］203。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上的供求总量均衡假设与经济生活中的供求总量不均衡现实明显不吻合。

一定价格下销量与既定的购买力有关，既定的购买力又与工资有关。用降低实际工资来增加就业量，那么，工资品价格相应也要下降。否则必然又连带出工资小于工资品价格下的工资品滞销，而这必然使总供给和总需求非均衡。

图3

三、凯恩斯分析

在确定存在非自愿失业后，凯恩斯假设现实经济中存在以下前项取决于后项的因果链条：就业数量←产量←投资←利润←销量←消费需求←购买力←可支配收入←货币工资。其中，若消费需求为有效需求，则有效需求=可支配收入的购买力，这意味着就业水平取决于有效需求;若投资量相当于生产量，则投资增加=生产扩大，这意味着就业水平取决于投资。可以看出：

第一，工资只能用于消费工资品，不能分解为消费+工资储蓄。否则在工资品供大于求的状态下，工资储蓄转化为制造工资品的投资将加重供大于求。若工资储蓄转化为制造中间产品的投资，但中间产品只为制造最终产品而制造，最终产品供大于求，自然不会需要中间产品。若工资储蓄转化为制造利润品(奢侈品)的投资，则利润品应当对等属于利润消费的有效需求。经济趋向制造奢侈品而不是制造工资品，这是不可思议的。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总储蓄是针对利润的收入分解，还是针对工资的收入分解，尽管多处含糊其辞，但有一处明确为“社会上所有个人储蓄”［8］56，59—60，72—74，77。这实际上又给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带来非均衡隐患。

第二，利润如果分解为利润消费+利润储蓄，则分析框架中的生产部门需要增加利润品部门。若为了简化分析过程，不设置利润品部门，这意味着利润只用于储蓄，然后储蓄转化为投资。当然，这一简化也让工资储蓄转化为制造利润品的投资不存在，从而工资=消费+工资储蓄不成立。

第三，根据因果链条的显示，就业水平最终取决于货币工资，用凯恩斯的话说“我们的因变量是，以工资单位计量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衡量就业量的单位，我们称之为劳动单位，一个劳动单位的货币工资称之为工资单位”［8］229，39。但凯恩斯又说，“就业量(因而产量和实际收入)是由企业主决定的”，而且“就业量是由企业主对有效需求的估计决定的”［8］73。由此可见，对“消费需求→销量→利润”的估计引出投资决策，投资实现引出“产量→就业数量→货币工资”。那么，凯恩斯假设现实经济中所存在的那些有着因果关系的经济现象，就不能看做因果链条，而应当看做因果链环。环状是个闭合系统，无所谓谁决定谁，每一个既是后一个的“因”，又是前一个的“果”。投资与否的决策属于个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是否投资完全自由选择［8］60。问题在于，不投资就没有利润，利润是产量和销量带来的，就业量处在产量和销量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量是“因”，投资是“果”。就业量带来销量和利润，所以要投资以获得利润。

凯恩斯说，“我们研究的主旨是探索在任何时期什么决定就业量”［8］295。他对因果链环还补充了如下所示的因果分析［8］75：

产量、就业量→工资→借贷款人之间收入再分配→总收入→储蓄量

货币数量→利息率→收入量和收入分配→储蓄量

上行反映出，不论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动，还是工资的变动，都将产生储蓄量的变动。下行反映出，货币数量变动引起利息率变动，同时引起收入的量及其分配的变动，由此引起储蓄量的变动。

如果“储蓄与投资恒等”［8］79，那么储蓄量变动必然投资量变动，则就业量为“因”投资为“果”。这样，就业量→投资→就业量这个线路无疑成了循环论证般的无解问题。于是又要考虑另一个线路，即由货币数量为“因”投资为“果”所构成的货币数量→投资→就业量。不过这样一来，虽然凯恩斯说的“就业量是由企业主决定的”仍然成立，但投资决定发生变化，而且货币数量并不在因果链环之中，所以，就业量最终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

经我如此解读，好端端的凯恩斯学说似乎成了奇谈怪论。也许我没有说错，因为凯恩斯把讨论的落脚点放在价格上。利息是货币的价格，货币工资是就业劳动的价格。前者关系到比较投资利润和现行利息，后者关系到比较投资成本和投资利润。在这里，如果消去可看做同类项的投资利润，那么最终就是比较现行利息和现行货币工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把其著作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原因，“投资的平均所得，是超过、等于还是低于流行的利息率”;“货币的利息率在对就业量水平的限制上，似乎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利息率会为资本资产必须得到的边际效率建立了一个标准”［8］137，206。

第四，利息率既影响储蓄，也影响投资。凯恩斯说：“利息率的上升将诱使我们储蓄更多，如果我们的收入不变的话。但是，如果较高的利息率阻挠投资，则我们的收入将不会或者不能会是不变的。收入必定下降，直到储蓄的下降能足够抵消较高利息率对储蓄的刺激。”［8］101—102

实际上凯恩斯对“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状况”和“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有他的看法，他说：“一旦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决定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种货币经济的完整的理论”;“货币的重要性主要来自它是联系现在和将来的一个环节”［8］277。他又给出的结论是：

货币数量→［(→工资单位)+(→就业量)］→价格水平

其含义是，货币数量变动引起工资单位变动和就业量变动，后两者变动之总和引起价格变动。由此，凯恩斯又把货币数量论阐述为：“只要有失业存在，就业量将和货币数量同比例地变动;而当充分就业存在，价格将和货币数量同比例地变动。”［8］279在这里，如果消去可看做同类项的货币数量，那么无论失业存在还是充分就业存在，都将是就业量和价格非同比变动。凯恩斯认为，“价格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渐上升”［8］280。注意，上述讨论必须盯住凯恩斯为“储蓄=投资”列出的必要条件，即“只要同意：收入等于现行产品的价值，现行投资等于现行产品中不被消费的那部分价值，储蓄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由此必然推论出储蓄与投资相等的结果……任何系列的定义，只要能满足上述条件，就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只有否定其中的这个或那个的正确性，这个结论才能被否定”［8］59。

四、实物与价格

凯恩斯分析主要依据的一个假设是：总供给=总需求。

从实物方面显示，因为总供给是以产量表现出来的，所以，产出的实物数量=消费的实物数量+投资的实物数量。消费的实物即最终产品，投资的实物即中间产品。

从价格方面显示，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都是以实物价格表现出来的，所以笼统地讲，产出的实物价格=消费的实物价格+投资的实物价格。已知，总需求=消费+投资。按理有投入才能有产出，有收入才能有投入，所以总需求等于收入。又知，收入=消费+储蓄。为简化问题起见，等于总需求的总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且工资对应消费，利润对应储蓄。有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又有利润对应投资。由此得到，产出的实物价格=工资+利润。

部分工资(微观)是变量，否则也就没有因工资问题而出现的劳资纠纷。变量的部分工资下不可能有总体工资是不变量。可见，不变量的总体工资只能存在于抽象范畴，而现实中的总体工资必定为变量。再说消费的实物价格，它无疑是变量。有一点很清楚，价格决定涉及多种因素，工资只是其中之一。从经济现象的因果链条来看，因为一定工资相当于既定的购买力，所以工资决定主要涉及消费的实物价格。然而，这又说明一定消费的实物价格决定一定的工资。这样一来，避免矛盾就会有工资并不直接决定消费的实物价格，即低工资只能决定消费的实物销量下降。如果随销量下降而价格下降，和工资提高到与消费的实物价格等量对应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又说明工资是随消费的实物价格变动而变动，仍归结为一定消费的实物价格决定一定工资。显然，工资和消费的实物价格经常处于不对等状态。

论证1：工资≠消费+工资储蓄，否则，利润=未付工资(剩余价值)不成立。由此，储蓄≠利润储蓄+工资储蓄，只能是：储蓄=利润储蓄。

部分利润(微观)是变量，至少部分工资是变量就可证实这一点。变量的部分利润下总体利润不可能是不变量。可见，不变量的总体利润只能存在于抽象范畴，而现实中的总体利润必定为变量。再说投资的实物价格，它无疑是变量。可以说，投资的实物价格的决定与利润完全无关，其价格并不因利润存量变动而变动，主要还是和使用中间产品的投资者考虑成本有关。在这里，中间产品的生产商定价时不会考虑买主是否有足够的利润储蓄转化投资以及是否需要贷款等，但使用中间产品的生产商考虑成本必定影响中间产品的销量。中间产品的生产商考虑自家利润所做出的为保证一定销量的降价，与利润存量无关，因为即便他的利润不变，但买主的利润也可能是不变的(价高少用，价低多用)。显然，利润和投资的实物价格经常处于不对等状态。

论证2：利润≠内生利润储蓄+外生利润储蓄，否则，利润=未付工资(剩余价值)不成立。由此，储蓄≠内生利润储蓄+外生利润储蓄，只能是：储蓄=内生利润储蓄。

综上所述，在抽象范畴，不变量的总体利润、不变量的总体投资的实物价格、不变量的总体工资可以给出一个平均利润率，即r=∑si/∑(ci+vi)。在现实经济中，首先实物价格始终是变量，消费的实物价格影响工资，投资的实物价格影响成本，从而或反向再影响产品价格，或正向直接影响产品利润。都是变量，使得r=∑si/∑(ci+vi)不成立。

论证3：工资=消费的实物价格，则工资品供大于求不成立。只有工资＜消费的实物价格，才能有工资品供大于求，出现滞销。但这样一来，又会使三部门投入产出联立方程不成立。“没有瓦尔拉斯式推理的先在背景，投入产出分析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至少从其普遍解释上看，也不过是一种简化的三部门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和外在决定的货币工资率。”［3］208

“边际革命”它“涉及的推理形式”是“简化为去寻找一个凸集的凹函数的最大值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4］143。德布鲁曾说，20世纪50年代瓦尔拉斯均衡的研究“需要解决偏好理论、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这导致把数学的不同分支中借用的新的分析技术引入经济理论。它不时地使寻找纯数学问题的答案成为必要”;在瓦尔拉斯均衡中，“对于每一种商品，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瓦尔拉斯和他之后60年的继承者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种论点来支持至少一个均衡的存在性，则他的理论将是空洞无物的”，于是均衡存在性的证明引入支持超平面定理(凸集)、Kakutani定理(不动点)、Sard定理(临界集合为闭，且其Lebesgue测度为0)［9］。当德布鲁等学者将均衡存在性、偏好、效用函数和需求函数弄成纯数学解题时，凯恩斯关注的利息率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金融不稳定性表现在放款和存款的比率会导致不均衡;“哈恩难题”认定帕廷金均衡模型是物物均衡而不是货币均衡;本位商品供需变化无常引起总供求失衡;商品篮子“本位”意味着购买力指令物价决定货币价格;电子资金转账系统下只是计价单位的货币其货币数量是否还会影响价格水平;等等。一旦脱离货币数量的影响，并非能够保证实物的交换比率不发生变化。那么，决定变化的又是什么?

［1］［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美］布雷特，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英］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法］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法］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美］德布鲁．价值理论及数理经济学的20篇论文［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7］［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8］［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9］［美］德布鲁．数学形式的经济学［J］．美国经济评论，1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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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7-4937(2011)05-0047-06

2011-05-26

陈勇勤(1957-)，男，四川宣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从事经济史与理论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