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陕甘总督群体研究

杨海燕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清朝陕甘总督群体研究

杨海燕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清朝陕甘总督辖区几经分合，名称变化频仍，驻地多次迁移。乾隆二十五年其名称、驻地最终固定下来，一直至清朝灭亡为止。自顺治二年到宣统三年陕甘总督共112人。以陕甘总督的任职背景和仕途履历为视点，解析陕甘总督的身份种类、民族构成、籍贯分布、任职经历及其离职原因，可以窥视出清廷的用人之道，折射出清廷和陕甘总督辖区特殊的关系，进而勾勒出这一群体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

陕甘总督群体；任职背景；仕途履历

关于清朝总督群体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一些成果。研究各有侧重点，但都是对清朝总督群体进行总体考察①代表性的论著有, 台湾学者魏春梅采取统计方法, 对各督抚的满汉身份、任职年限和出身地域等做了统计,从量的角度反映督抚制度的变迁状况. 大陆学者刘伟从督抚的权力变化和运作中探讨督抚制度变迁的轨迹. 大陆另一学者龚小峰从民族背景、出身背景和行政经历考察两江总督群体结构. 参见: 魏秀梅.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73, (4) : 42-71. 刘伟. 晚清督抚政治: 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356-380. 刘伟. 晚清督抚政治: 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356-380. 文献[3].，对陕甘总督这一独特群体的专门研究仍属空白。本文试图以陕甘总督群体的任职背景和仕途履历为视点，阐述这一群体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

一、陕甘总督的沿革

由于军事需要，辖区时分时合，名称变化频繁，清朝西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先后的名称有陕西三边总督、山陕总督、川陕总督和陕甘总督等，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梳理。

顺治二年（1645），设置陕西三边总督，总督府驻固原[1]1342。顺治十年（1653），兼督四川，改为川陕三边总督。顺治十三年（1656），改名为川陕总督，总督府迁往汉中。顺治“十四年，停陕西总督兼辖四川，专设陕西总督一人，四川总督一人。”[2]402顺治十八年（1661）九月，改称陕西总督。康熙五年（1666），改名山陕总督，兼管山西，总督府迁往西安。康熙十一年（1672），不兼山西，复改名陕西总督。康熙十九年（1680），兼管四川，又改川陕总督。雍正元年（1723），凡总督授加兵部尚书衔者，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不加尚书衔则俱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谕令“山陕督抚员缺，将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一体开例”[2]404，并于雍正三年（1725），授兵部尚书岳钟琪为川陕总督，这是起用汉人为总督的开始。雍正九年（1731），“川陕总督分设陕甘、四川总督。”[1]1509乾隆元年（1736），又再度废除四川总督，改名为川陕总督，是时辖四川、陕西与甘肃。乾隆十三年（1748），分设四川总督、陕甘总督[2]406。乾隆二十四年（1759），废四川总督，改陕甘总督为川陕总督，川陕总督府移驻四川；另设甘肃总督，驻肃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裁撤甘肃总督，恢复四川、陕甘两总督，陕甘总督府迁驻兰州。乾隆二十五年之后，陕、甘地区总督的称谓固定下来，即称为陕甘总督，此称谓一直沿用到宣统三年（1911）。光绪八年（1882），新疆建省，陕甘总督兼管新疆[2]401。

二、陕甘总督的任职背景

通过对陕甘总督沿革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清朝陕甘总督这一称谓始于乾隆十三年（1748），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此称谓固定下来。本文将陕甘总督以前的陕西三边总督、甘肃总督、山陕总督、川陕总督和陕西总督也纳入研究范围。

（一）总督身份

清朝统治共268年，陕甘总督共112人①文中数据系笔者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统计所得. 参见: 文献[1].。按总督身份，陕甘总督可以分为实授、署理和暂护三种。

为方便研究，我们把清朝划分为三个时期：顺治–雍正时期、乾隆–嘉庆时期和道光–宣统时期。顺治–雍正时期，陕甘总督共28人，实授陕甘总督24人，署理陕甘总督4人；乾隆–嘉庆时期，陕甘总督共47人，实授陕甘总督23人，署理陕甘总督21人，暂护陕甘总督3人；道光–宣统时期，陕甘总督53人，实授陕甘总督26人，署理陕甘总督21人，暂护陕甘总督6人①。

署理陕甘总督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是实授总督因事尚未到任，由署理陕甘总督代理。第二种是实授总督忙于战事，由署理陕甘总督暂署：如乾隆五十一年，总督福康安赴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勒保为署理陕甘总督[1]1433；道光五年，总督杨遇春镇压张格尔叛乱，陕西巡抚鄂山为署理陕甘总督[1]1455。第三种是实授陕甘总督到朝廷觐见皇帝，此时由署理陕甘总督代理：如道光元年，总督长龄奉旨觐见，陕西巡抚朱勋署理[1]1453。第四种是实授陕甘总督被罢免或病、卒，由署理陕甘总督代理：如康熙三十八年，总督吴赫因事被革，吏部尚书席尔达署理[1]1374；同治元年，总督麟魁卒，由户部尚书沈兆霖署理[1]1476；同治五年，杨岳斌病重，由穆图善署理[1]1478。第五种是实授总督职位升降，由署理陕甘总督暂时署理。

暂护总督这一名称出现在乾隆以后，在实授总督因入觐、病假和前后任出现空缺之时，暂护总督暂行代理总督事务。暂护陕甘总督地位比署理陕甘总督略低，共有9人，在总督身份中占的比例较少。暂护陕甘总督本身的职位是甘肃布政使或按察使，因其品级离总督较远，而且暂护时间很短，故而称暂护总督，如光绪三十一年嵩蕃被实授陕甘总督，因事未到，由甘肃布政使李廷箫暂护陕甘总督事务[1]1501。

清朝两江总督共99人，署理总督和暂护总督共17人[3]。陕甘总督共112人，署理总督和暂护总督却有55人。可见陕甘总督中署理总督和暂护总督的比例比两江总督要高得多。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署理陕甘总督大量出现在乾隆以后。究其原因，在乾隆、嘉庆朝，朝廷要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大小和卓叛乱，实授陕甘总督常在前线，因此需要署理陕甘总督来处理日常工作。另外，回民发生叛乱，朝廷常常派遣柱国大将去镇压叛乱，这些大将往往被授予署理陕甘总督之职，用来镇压地方起义。道光以后，署理陕甘总督出现的原因与乾隆、嘉庆朝有所区别。首先，随着新疆行省的建立，陕甘总督兼辖新疆，成为下辖三省的要职，朝廷不会轻易实授。其次，朝廷怕地方总督坐大而影响中央集权，署理陕甘总督更有利于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二）民族成分

表1 陕甘总督民族背景一览表① 此表系笔者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编制. 需要说明: 黄廷桂、尹继善、长龄先后三次任陕甘总督; 那彦成先后三次任陕甘总督, 且任期跨嘉庆、道光两朝; 左宗棠先后两次任陕甘总督, 任期跨同治、光绪两朝; 刘于义、吴达善亦先后两次任陕甘总督. 因此表中统计数字比实际人数多11人次. 参见: 文献[1].

从上表统计结果看，总体上满洲贵族一直处于总督的主要人选，但在各时期的分布又有差别。

顺治朝，朝廷在山陕设立总督主要是为统一全国做铺垫。此时南明残余势力存在西南，农民起义军活跃在巴蜀，所以朝廷要把山西、陕西和甘肃连在一起，以有利于迅速统一全国。清廷通过明朝降将，或者早些时候被征服和被编入旗籍的汉人将领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因此，终顺治一朝，俱用汉军旗人为总督。

康熙朝，时局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应地，朝廷对陕甘总督的任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康熙七年“谕令（山陕总督）俱用满洲”[2]403。尤其是三藩叛乱平定后，清廷政局稳定，因此到康熙中后期，在地方总督任用上明显体现满族本位政策。在康熙在位的61年中，先后有20位陕甘总督，其中满人占77.78%，汉军旗人占22.22%。汉军旗人大都是满族统治者尚在关外的东北老根据地时，就已经融入其政权和军队中的原本居住在辽东一带的非满洲和蒙古血统的成员，主要是辽东汉人。汉军由于被收编入旗，被当作旗人看待，在待遇、地位等方面优于绿营兵，因而也与满洲人、蒙古人一样被看成是统治民族。作为大清朝老根据地中国东北地区的本土居民，汉军八旗成员的家族与满洲和蒙古各族世代通婚，并与其一起统称“旗人”。因此，汉军旗人并不是汉人。此时，汉人无一人任陕甘总督，这恰体现了其“（山陕总督）俱用满洲”的方略。

雍正朝，陕甘总督始用汉人，这缘于年羹尧被罢免，清朝需要一位柱国大臣帮皇帝平定地方起义和叛乱。行伍出身的岳钟琪，由于他曾经揭发书生的反清复明阴谋，得到皇帝信任，所以岳钟琪以汉人得以任总督。究其深层原因，笔者认为是随着国家政局的稳定，满洲贵族不图进取，满族内部难以产生出优秀将领，只是这种趋势还没有嘉庆、道光之后明显罢了。诚如钱穆所言：“大抵为大帅，事定得封爵极赏多满人，而干济成功者多汉将。”[4]在道光以前即使间或有汉人被授署理总督一职，然其署理时间也是很短的。例如乾隆十九年五月戊戌（1754年7月9日），陕甘总督永常被差遣西宁，刘统勋以刑部尚书身份署理陕甘总督，乾隆二十年五月壬午（1755年7月19日）即被召回京[1]1413。在实授总督中，乾隆朝以前，除了岳仲琪外，没有其他汉人担任陕甘总督的记录。

从纵向上看，乾隆时期重满政策达到顶峰，这与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相吻合。嘉庆时期延续了乾隆时期的情形。道光年间汉人总督的数量开始超过旗人总督。咸丰时期旗人总督数量继续下降。同治、光绪时期陕甘总督中汉人总督数量明显高于旗人。这些变化表明“乾嘉以后，汉人渐代旗人，西力东渐后，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下，更倚重汉人”[5]72。同治、光绪时期以后，清廷需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湘淮军将帅成为总督任用的主要选择对象，陕甘总督中汉人总督开始占绝对优势。自左宗棠开始，杨昌浚、曾国荃、谭仲麟和陶模等湘军将领皆担任陕甘总督一职。

从横向上看，康熙一朝全国共有94位总督，其中满人占29.8%[6]51，而陕甘总督中满人高达77.78%；雍正一朝全国共有38位总督，其中满人总督占26.3%[6]51，而陕甘总督中满人占40%。乾隆朝发生了重大变化，乾隆一朝全国共有总督97人，满人总督占65%[6]51，而陕甘总督中满人高达74.19%。在乾隆以前陕甘总督的满人比例显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可以看出，在民族背景的比例上，陕甘总督不同于全国的一般情况。这足以表明：清朝由满洲贵族建立，其政权主要维护满族的利益。在边疆的陕甘总督的任命上必然更加体现出满族本位的政策。

（三）籍贯分布

陕甘总督共112人，包括旗人总督86人，汉人总督26人。旗人包括满洲旗人、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汉人陕甘总督共26人，其中湖南籍7人，江苏籍4人，浙江籍4人，山东籍2人，福建籍2人，四川籍2人，安徽籍1人，山西籍1人，湖北籍1人，江西籍1人①文中数据系笔者根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和《八旗通志初集·直省大臣年表》统计所得. 参见: 文献[8]. 鄂尔泰. 直省大臣年表[C] // 鄂尔泰. 八旗通志初集. 长春: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9.。

根据上面统计，清朝陕甘总督中汉人总督的籍贯分布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分布十分广泛，各省总督数量相差悬殊。湖南籍明显偏多，其原因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过程中，湘军成为重要的武装力量，湘军将领后来多数成为封疆大吏，因此出身乡勇的湘籍汉族官僚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浙江籍4人，江苏籍4人，山东籍2人，福建籍2人，四川籍2人，江西籍、安徽籍、山西籍和湖北籍各1人。其他如陕西、甘肃、新疆和青海无一人，主要因为陕西、甘肃、新疆和青海是陕甘总督辖区，清朝官员任用都实行回避制度。此制度避免了总督权力膨胀、形成势力。从授任陕甘总督的分布地域而言，南方明显多于北方。这是因为江南不但富甲天下，而且文教昌盛、科举发达和人文荟萃，因此此地的人才也较易成为封疆大吏。

三、陕甘总督的仕途履历

（一）任前经历

根据表2，从任职时间统计来看，陕甘总督任期1年以下者46人，占总数41%；1–2年者11人，占总数9.8%；2–3年者11人，占总数9.8%；3–5年者24人，占总数21.4%；5–7年者8人，占总数7.1%；7年以上者13人，占总数11.6%，总体上来看，陕甘总督的任期都比较平稳。

顺治统治的18年中，陕甘总督任期1年以上者占大多数，大将孟乔芳任期达10年之久。大将镇边，有利于镇压前明残党。康熙时期，政治制度趋向成熟，任期3–5年的总督，较其他时期多。此时国内政局尚好，边疆稳定，因此总督任期相对长期稳定。乾隆至嘉庆时期，陕甘总督的职责在稳定边疆，由于西北边事严峻，实授总督名义上任期很长，但一般都忙于前方战事。此时署理总督增多，同时任期都比较短暂，更换频率高。此时一些干练大臣如伊继善、吴达善、那彦成和长龄都先后三次任职陕甘总督。道光时期，由于张格尔叛乱，清政府任用杨遇春镇压叛乱，杨遇春在任达11年之久。在杨遇春忙于战事期间，瑚松额多次署理陕甘总督之职，前后达6年之久。咸丰在位11年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陕甘总督要合防京师，因此要不断陛见和入京勤王，因此出现4人先后署理陕甘总督的现象[1]1457-1462。同治、光绪朝，左宗棠和其幕僚担任陕甘总督这一要职。这些人是国之重臣，加之此时全国各地方总督势力膨胀，朝廷对陕甘地区的控制也相应放松，因此中央权力有所下移，故此时总督任期都很长，从实授总督的任职情况来看，平均保持在3年左右，这与清政府实行的三年一任的制度基本吻合。

表2 陕甘总督任期一览表 (单位: 人)① 此表系笔者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编制. 参见: 文献[1].

（三）离职原因

有清一代112位陕甘总督，其离职原因大致有升迁、改调、降调、开缺、卒于任上、以老疾致仕和丁忧等数种。陕甘总督离职原因中，因升迁离职者6人、因改调离职者45人、因降调离职者23人、因开缺离职者15人、卒于任上23人、因丁忧离职2人、因其他原因离职者2人②文中数据系笔者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统计所得. 参见: 文献[1].。

由上面统计可知，陕甘总督离职原因以改调为最多，有45人。朝廷通过频繁调动陕甘总督，防止其长期把持地方、培植党羽。其次是卒于任上的，高达23人。官至总督者年龄已达相当岁数，同时公务繁忙，这些导致有些总督卒于任上。降调者也有相当比例。可见总督职位高，所受压力也是很大的。陕甘总督除了黄庭桂等少数不称职的官员外，多是干练者。岳钟琪随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在河州、松潘和丹噶尔寺设立互市所，在陕甘两省推行摊丁入地，又在四川乌蒙等地实行改土归流；那彦成治理青海，调节民族矛盾；杨遇春打败分裂势力，维护清朝对新疆主权；左宗棠以陕甘为后勤补给基地，收复伊犁，驱除侵略势力，力主新疆设省，成立“兰州制造局”，堪称能臣。总体来说，这一群体为西北边疆的稳定，为所在地区的近代化，也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维护民族团结，打击侵略势力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结 语

与同时期的所有督抚比较，陕甘总督出身也有其特殊性。在出身上一般世袭和军功占大多数，实授总督绝大部分是军职人员，这与魏秀梅统计的进士在督抚中占绝大部分是不同的[7]；与刘伟的“然而总的来看，同治以前督抚任用大多为正途文人，行伍出身只是极个别现象”[6]55的结论也不尽符合。

“清代总督在国家政治需求下，逐渐演变其角色。尤其清末名义上总督隶属于中央，实际上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地方上之军事财政，中央均少过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出现了如东南互保的事件，在外交上敢不奉廷诏。”[5]58但作为西北边陲的重要官职——陕甘总督，终清朝一代，从未形成与中央集权相抗衡的地方势力。相反，杨遇春、左宗棠和陶模等人定时朝见皇帝，按照朝廷意志办事，从未出现“不奉廷诏”的情况。即使在清廷覆灭之际，其他省总督纷纷易帜独立，而陕甘总督长庚反对南北议和，并在陕西进攻革命军，宣誓效忠清朝，他不仅名义上愿隶属中央，而且实际上也奉清朝为正朔[8]12596。无疑长庚的行为是逆历史潮流之举，但这也从侧面说明陕甘总督在清末有别于其它地区总督。

[1] 钱实甫. 清代职官年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 昆冈.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 龚小峰. 清代两江总督群体结构考察: 以任职背景和行政经历为视角[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 (2): 182-184.

[4]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648.

[5] 古鸿廷. 清代官制研究[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99.

[6] 刘伟. 晚清督抚政治: 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7] 魏秀梅.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73, (4): 268-282.

[8]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Study on Group of Proconsuls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YANG Hai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jurisdiction and title of the Proconsul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had been changed frequently and the station of the Proconsul had not been fixed. Late in the 25th Year of Qianlong (AD 1760), the title and station were finally determined and then used till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all together 112 Proconsuls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in the period from the 2nd Year of Shunzhi (AD 1645) to the 3rd Year of Xuantong (AD 1911).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background of appointment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Proconsuls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ir social origins, nationalities, native places,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reasons for resignation, the employing standard of the Qing Dynasty could be understood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oconsul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could also be reflected. Furthermore, the special status of the group in the whole circle of proconsuls of the Qing Dynasty could be clearly expressed.

Group of Proconsuls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Background of Appointment; Political Experience

(编辑：朱青海)

K249

A

1674-3555(2012)01-006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1.010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6-02

杨海燕(1987- )，男，甘肃礼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