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改编改写

方星霞

（香港大学 中文学院，中国 香港）

一、新笔记体小说“聊斋新义”

汪曾祺习惯上被称为“京派”最后一位作家。其新时期的代表作，如《受戒》、《大淖记事》、《鉴赏家》诸篇，的确体现了“京派”的审美风格。不过，汪曾祺作为一位独立的作家，其小说在文体上亦有异于“京派”的一面，这主要表现于“新笔记小说”之中。因此，我们在强调汪曾祺如何上承废名、沈从文之余，也应该重视其开拓精神。

“笔记体”，中国古已有之。古代笔记可从内容上分为“志人”、“志怪”两种，《世说新语》、《聊斋志异》分别为二者之代表。笔记亦是文人借以抒怀寄意的体裁，从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到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沈复的《浮生六记》，无不在记人叙事中流露文人志趣。

汪曾祺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传统：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又指自己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1］249于是，他的小说偏向笔记体，行文用语夹带一股文人雅致，可谓开“新笔记小说”之风。

“新笔记小说”指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具有传统笔记体神韵的小说。这些小说篇幅短小，内容博采广记，语言简约古雅，与传统笔记相互呼应。钟本康把新笔记小说的发展历程归结为80年代初、中、末三个阶段，并以为孙犁的《芸斋小说》率先揭开“新笔记小说”的帷幕，继而汪曾祺的《故里三陈》、《故人往事》、《桥边小说》则令新笔记小说大放异彩。［2］14不过，也有论者认为无论从数量或发表时间来看，新笔记小说的首先发声者应该是汪曾祺，而不是孙犁。［3］69－71其实，孙犁和汪曾祺的发表时间很接近，很难说谁是新笔记小说的首先发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