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欢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44)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开始建立。自2005年7月开始,双方全面启动降税进程,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在各自的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至2010年,在中国和东盟走过了近10年的共建自贸区之路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标志着双方的经贸关系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合作增添了新动力。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CAFTA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一部分事前研究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贸易效应进行预测,也出现很多运用引力模型对CAFTA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的事后研究。
为了研究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效应,巴拉萨在1967年建立了巴拉萨模型,之后很多学者运用这一模型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的贸易效应进行研究,Perera(1998)运用修正的巴拉萨模型对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不同的成员国以及不同的商品会产生不同的贸易效应。巴拉萨模型广泛应用于测量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原巴拉萨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区域一体化前后分别保持不变,而建立一体化区域会改变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如果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加就表明存在总的贸易创造效应,即国内产品被从区域内成员国或区域外贸易伙伴的进口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