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历程——兼论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在属于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面的研究却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有所开展。在此之前，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限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把它误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为什么会开展起来，开展进程又是怎样的呢?本文仅就我所参与的部分，作一些回顾性的阐述。

一、从临时性的政治任务到较长时期的研究专业

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不久，就找学术情报和哲学两个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说，中央某领导在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他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一份这方面的材料来供参考。但这两位所领导都说没有听说过这种思潮，任务没法下达。这时，正在现场的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主任，就向乔木反映了他在我的文稿中看到过这方面信息的情况，乔木当即要我整理出一份系统地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情况的材料，几个月后这样的一份材料在经乔木的首肯后上报中央。哲学所科研处的同志为让更多的同志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就让我在哲学所的一个小范围内作一些介绍，谁知这个信息很快传到了院外，中央联络部西欧局邀我去讲葛兰西，高教部邀我去它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举办的高校暑期政治教师讲习班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接着是全国许多高校、党校、部队院校和一些讲习班、研讨班纷纷邀我去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促使我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转变成为我在尔后10多年内的研究专业。

从表面上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具有偶然性，但在实际上，这里有必然性在强烈地发挥着作用。这个必然性就是把我们党的对外开放政策也贯穿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贯穿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性影响，就是因为它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显然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需。而在对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直接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比较、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我国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出版及其社会影响

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我曾习惯性地按照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这种思潮；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渐渐感到苏联模式关于它的观点，有一些是无限上纲、站不住脚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模式的观点，有一些却是事出有因、并有一定道理的。这使我认识到必须重新确立观察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坐标：不能以苏联模式的观点为标准，而必须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评价指针。

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我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一方面，它的许多代表人物在主观上都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确实提出了一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见地的见解。但由于从一开始它就用西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把不同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奉为指导思想，同马列主义相抗衡，这就使它同马克思主义区别了开来，不能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划等号，不能认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遭到忽视乃至偏离的问题，又冲破了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些缺陷和弊端。这就决定了要把它看成是在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所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思想资料。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在1982年发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专著。可以说，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看法，既区别于苏联东欧一些学者把它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又区别于西方一些新左派学者把它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以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继一些报刊发表积极评价本书的书评文章之后，1983年第1期《新华文摘》长篇摘载了该书第1章；1985年10月，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把它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1987年第51期《瞭望》杂志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高阳的《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前后》一文，希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较为熟悉和鄙薄的人都来读这本书，以便进行比较和鉴别；香港《广角镜》杂志第126期发表鲁凡之的文章，说本书“可以说是我所见过的最系统而完整的一本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中文著作”；1988年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该刊记者的采访文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徐崇温谈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报道了本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1988年12月5日，英文版《中国日报》以1/4版的篇幅，发表题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看法”的文章，把《求是》杂志的上述文章摘译成英文对外报道；在台湾，本书被谷风出版社排成繁体字版本出版后，又被一些书商多版翻印。台湾《中国论坛》杂志第359期发表潘光哲文章指出：“在台湾，大陆的优秀作品颇能引起共鸣，当然也就造成一书数版的现象。如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曾在台北知识界带来一阵风潮，各种地下版群雄并起”；1992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由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书中除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辞条介绍这一思潮的内容外，还专设辞条介绍本书的内容，并评价本书“着重于原著的引证与重要概念的分析，既有综合性的论证，也有分析性的阐明，并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该书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著作之一”；1993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该报记者的采访文章，说本书作者“堪称中国研究西马第一人”；1993年12月，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三、对如何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各种意见的剖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被日益频繁和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胜而在西方却相继失败的情况下，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而主张借助于现代西方的一些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去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我国学术界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来的历史说明，在我们党强调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我国学术界有一些同志就倾向于接受前苏联、东欧一些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性质到作用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予以全盘否定；而当我们党强调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学术界有一些同志就倾向于接受西方新左派学者就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看法，把它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鼓吹指导思想多元论，而这样那样地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它的思想内容。

倾向于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私货”，“在本质上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而且“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起着消极作用”，“极大地损害着进步的革命运动”。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错误和失误，但它毕竟提出了或者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略或者偏离的问题，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试图引进20世纪西方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并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弊端和缺陷。他们在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中推出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探索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新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料。所以，无论在性质还是作用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然而，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在我国学术界毕竟只占极少数，大量的意见，则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用西方唯心主义去“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一本质属性视而不见或者估计不足，因而竭力主张把它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鼓吹指导思想多元论的观点。正是这种意见和观点，从1988年开始，在我国引发了一场历时多年、扩展到海峡对岸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论战。下文即是对当时大论战中的代表性意见及我的相关评论的总结概括。

第一种意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赖以建构的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本国实际的结合。这种意见显然是把两种不同类型的“结合”混淆了起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导致的是世界观的统一和切合各国不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发展，而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则并不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而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它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在我国则会导致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第二种意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行的这种折衷混合，说成是“不把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氛围中孤立出来”。这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主张广泛吸取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同马克思主义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而反对折衷主义这样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割裂了开来，用前者去否定后者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实行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和教条主义方向相反的歪曲，从而导致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第三种意见，借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各派观点迥异，其代表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倾向也不尽相同，因而反对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笼统定性。然而，在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之间的差异性，同一个代表人物前后不同的倾向性等具体情节，并没有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各种不同倾向都用西方的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共性，而正是这个共性在决定着我们不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上等号。

第四种意见，把葛兰西和卢卡奇的实践哲学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以此作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上等号的根据。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由于葛兰西、卢卡奇都用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的实践观，这就使他们的实践哲学不能不成为一种不同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东西。

在《狱中扎记》中，葛兰西认为，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派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则回到了康德主义。这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就又重现了，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更高水平上进行综合仍然是必要的。葛兰西提出了高扬实践、恢复马克思强调实践作用的哲学世界观的方案，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一件很有意义的重大事情。然而，在实际上，葛兰西高扬实践的动机却表现为主张把自然涵盖在人类历史之下，把它归结为被人所支配和利用的对象，把客观事物融解于人的实践中，强调要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去认识客观实在和物质，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认为外部自然界依存于人、依存于人的实践，是实践内部的对立的同一性中的一方的唯实践主义。

卢卡奇则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意识即实践，“意识的行为就推翻着它的对象的客观形式”，以及把实验和工业排除在外的观点。卢卡奇提出和重申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卢卡奇的这个命题在集中注意力考察作为物化劳动的“第二自然”的时候，忘记了去考察“第一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在力求解决自然和历史的两分法的时候，干脆忘却了自然，在要求废除主观和客观的两分法时，完全否认了客观性的要求，这就使卢卡奇陷入到和实证主义唯心主义方向相反的、浪漫主义反自然主义的泥潭中去了。而把意识本身说成就是能改变对象的实践，那就更加唯心了。

正因为这样，葛兰西和卢卡奇就没有能够像他们在主观上所希望的那样，纠正机械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对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所作的歪曲，恢复和发展马克思的实践观，而是对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了一个和机械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方向相反的歪曲。事情正如卢卡奇在1971年会见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时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柯尔施、葛兰西和我曾经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遗留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解决掉它，葛兰西也许是我们三个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也未能解决它。我们都错了，今天如果搬出那个时期的著作，说它们在今天正确，那会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我国的那些竭力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特别对于那些鼓吹“要想研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想发展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去深入研究卢卡奇的思想”，认为卢卡奇所“开辟的道路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之路”的同志来说，重温卢卡奇的这些经验之谈，重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这一段经验教训，无疑意义很重大，能帮助我们清醒头脑、辨明方向。

第五种意见，在其创始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回答西欧革命道路的战略、策略，乃至理论的侧重点上不同于列宁，而这是由东西方具体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不应把它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而应把它看作是对列宁主义的必要补充。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客观事实。以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为例，他在其中把列宁主义同考茨基的新老正统派当作一方，同以卢卡奇和柯尔施自己为代表的“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作为另一方，在“一切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问题上”明确划分开来和对立起来；他宣称列宁还是一个黑格尔派，而否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两条根本不同的哲学路线；他指责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路线，就是回到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两极性，使唯物和唯心的整个辩论倒退到康德、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所已经超越的历史舞台上去；他指责列宁坚持反映论就是摧毁了存在和意识、理论和实践的辨证的相互关系，用倒退的方式修正马克思、恩格斯，而赞赏康德主义的二元论；他还指责列宁把其唯物主义哲学变成评价各学科发现的“最高司法权威”，造成了“特种的意识形态专政”。这就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者的不同，是在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路线上的根本对立，因而是两种理论思潮的不同。

第六种意见，根本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用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去折衷融合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显然是在抹煞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先以卢卡奇为例，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意识即实践的命题，就是一个用黑格尔唯心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实例。在那里，他在论证无产阶级是历史同一的主体和客体的观点时说，“既然意识在这里并不是对于对立的对象的认识，而是对象的自我认识，那么意识的行为就推翻着它的对象的客观形式”，当然，“只有无产阶级的实际的阶级意识，才具有改变事物的这种能力”，“那就是说，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开始表述其要求的时刻，当它是潜在的和理论的时候，必须也是它创造着一个将能动地干预整个过程的相应现实的时刻”，卢卡奇据此把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意识的一种活动，并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首要的地位。十分明显，卢卡奇的这种意识即实践的实践观，来源于青年黑格尔派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而用这种黑格尔主义去解释和“结合”马克思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只能带来有害的后果，因为它根本忽略了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还必须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所以，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的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该书中提出的实践观是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观”，它“滑到唯心主义的思辨之中”，如果它能“变成革命的实践的话，那才真是一个奇迹了”。

再以葛兰西为例，他用“实践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但他赋于实践哲学的含义，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企图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实践一元论。这种实践一元论，一是把自然涵盖在人类历史之下，把它归结为被人所支配和利用的对象；二是把客观事物溶解在人的实践之中；三是认为物质本身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这种实践哲学是一种只讲实践而不讲唯物主义的哲学。葛兰西本来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从克鲁齐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对它所作的工具性使用中赎救出来，但结果却把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被克鲁齐唯心主义挑选出来和孤立起来的特征突出了，而当葛兰西接受了唯心主义者认为唯物主义和宗教一样是“先验的”和“形而上学的”诡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原打算反对的、在唯心主义内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一方，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在这场讨论和论战中，为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也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种意见提出了“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引伸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说，认为只要引伸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同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继承关系”，又“提出了与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理论”，那就都是马克思主义，不存在辨析它是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也同马克思本人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所持的严肃态度相悖。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上，只有那些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由此构成的科学体系的理论，在思潮的性质上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反之，要是只搬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词句和术语，那是不能保证这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同样地，提出了与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理论，其是不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还得依它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指导线索、是否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为转移。历史的事实是：自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在工人运动中发生影响以来，就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多样的、有时甚至是跟马克思的本意截然相反的解释和阐述，以马克思主义自诩的思潮有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对于这众多思潮，是否都要不加辨析地说成都是引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的答复是否定的：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针对当时许多年轻的资产者纷纷拥入党内“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用西方的唯心主义思潮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引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原则区别的，不能说它就是马克思主义。

四、系统翻译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

为了使我国学术界的同志，能够不是凭想像、凭主观上的好恶，而是根据客观事实，根据原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作用作出正确的判断，从1988年起，我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主编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1989年出版11本，1990年出版9本，1993年出版13本，1997年出版9本，累计共出版了42本。

在这套丛书中，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著作之列的有：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下卷）；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卡尔·马克思》；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辨证法》；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辨证法》；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动理论》（第1、2卷）；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列斐伏尔的《论国家》；德拉-沃尔佩的《卢梭和马克思》；莱斯的《自然的控制》；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威廉·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还有一本为帮助大家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代表基本情况而选译的由罗伯特·戈尔曼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

属于我国学者阐述和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思想之列的，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西方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五、从重点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到全面揭示它的基本理论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现代西方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潮，因此，彻底弄清楚它的性质，就必须分析它的哲学基础，厘清它同现代西方某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联系。在这方面，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思想倾向中，各选一种作为重点来分析其哲学基础：在人本主义思潮倾向中，选择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存在主义哲学》等著作中，分析了它的哲学基础；在科学主义思想倾向中，则选择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阿图色》(即阿尔都塞)等著作中分析了它的哲学基础。

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文明遭到严重冲击的一种哲学表现，它反映和表达了人们被捆绑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器上，认为自己处在一个异己的世界里，完全没有安全感的感觉和心理状态，它企图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抛入到非理性的、无法控制的事件洪流中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历程和严峻考验上去研究人。这种哲学在一战以后的德国肇始，而在二战以后的法国特别流行，它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法国哲学家萨特，其代表作则是《存在与虚无》。萨特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时持盲目抨击的态度，在40年代中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后，态度有所改变，在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以后，萨特一方面同苏联、法共断绝来往，另一方面又在其存在主义伙伴梅劳-庞蒂又是建议又是批评的帮助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在1960年发表的《辨证理性批判》第1卷(以及在其生前未曾发表的第2卷)便是这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由于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萨特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运动，《辨证理性批判》一书又被认为惊人地预示了“五月风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因而，萨特就被推崇为造反青年的精神导师，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被奉为指导青年造反活动的思想理论基础。

萨特之所以要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另一方面，又把苏联的所作所为混同于马克思主义，从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排斥人、把人吞没在概念里，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在凡是有人所在的地方到处去寻找人”的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搞“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存在主义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方向，同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社会的方向，是相互冲突而不可调和的，所以，所谓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用存在主义去攻击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如用“（个人的）存在先于（个人的）本质”的纯粹内在主观性，去抨击和取代唯物主义；用（意识“自己规定自己”的）内省体验论去抨击和取代能动的反映论；用（作为人学普遍适用的方法和普遍适用的规律的）人学辨证法去抨击自然辨证法、取代唯物辨证法；用（异化-造反-再异化-再造反以及个人实践-群集-集团的）历史人学去取代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评析，台湾《东海哲学研究集刊》第1辑发表蒋年丰的《沙特，在大陆》①一文评论说，它“对沙特从《存在与虚无》到《辨证理性批判》的思想转变以及这个转变与梅劳-庞蒂之间的纠结有着极其宝贵的誊理，尤其可贵是徐先生还介绍了尚未出版的《辨证理性批判》第2卷的内容，其步伐已赶上欧美，这些学术成就绝非台湾学界所能望其项背的”。

在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思想界就发生了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的情况，特别在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在《野蛮人的心灵》中猛烈抨击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时，结构主义就轰动地登上了法国的思想舞台，但却只是随着“五月风暴”的失败，法国政治哲学气氛的转变，结构主义才确立了它在法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哲学原理上，如果说存在主义顽强地把人的主观性作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因人而取得意义，只有主体才是能动的，从而引出其人本主义的话，那么，结构主义则与此相反，认为人只是构成结构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它本身没有独立性，只是由结构所决定的，所以不是人赋予世界以意义，而是结构赋予人以意义。1965年，当法国共产党党员阿尔都塞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道主义广泛泛滥的政治形势进行理论干预，发表《保卫马克思》、《读解＜资本论＞》的时候，他所依据的就是这种结构主义，所以，被人们称作创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阿尔都塞矢口否认人们给他贴的这个标签，但他的理论建构却充分说明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是主张在阅读马克思著作时，要用“对症解读”法（他经过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而从弗洛伊德那里借用来），从深处拖出其理论框架；二是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从（以主体为唯一构成要素的）意识形态时期到（主体只发挥由过程的机械装置指派给它的作用的）科学时期的“认识论上的断裂”；三是认为马克思主张（与黑格尔的表现因果观以及笛卡尔的线状因果观相反的）结构因果观和多元决定论；四是认为马克思主张反经验主义认识论，进而提出“理论也是一种实践”、“理论实践就是它自己的标准”的“理论实践论”，以及存在着“实在客体”和“认识客体”的“两个客体论”；五是和结构主义否认思维主体能够在认识论上居于哲学思考的中心的“主体移心论”相呼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历史是一个无主体过程的观点出发，否认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六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历史主义；七是主张在强制性国家机器之外，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国家机器。

考虑到自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介绍到我国以后，我们对它的评介，大都以流派和代表人物为主，虽然在当时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也有一些负面影响，这就使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不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局的情况下，不是从这种思潮的基本理论的高度，而只是从它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渊源、党派归属、思想动机上去判断这种思潮的性质，由此不仅引发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身的种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解，而且影响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辨识，乃至把一些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明显不符、甚至相悖的思想观点也奉为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指导思想上的多元论，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此，我在重点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流派的哲学基础之后，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打算借此系统地展示和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方方面面。作为该重点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我所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在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60万字)，并在2001年获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1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首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6个关键时机上去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接着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想倾向所包含的各个流派及其基本特征；随后详细论证了为什么必须以是否根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衡量标准，去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并指出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遭到忽略、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遭到偏离的一些问题，又大搞不同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以致把正确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积极的作用和消极的作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我们必须对其理论观点进行细致分析研究，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既吸取其在探索中获得的一切有价值的积极成果，又摒弃其错误的倾向和观点，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该书第2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从异化、合理性批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阶级、国家、危机等6个问题上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既不同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又不同于马列主义的独特的新左派观点。

该书第3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对苏联模式的批评、社会主义在当代要由科学到乌托邦论、强调社会主义的生物学基础、日常生活批判应该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主体、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等7个方面加以展开，并重点评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观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该书第4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理论》，从8个方面具体展开，而又重点评析其中易于使人模糊认识、混淆视听的两种理论：在本体论方面，以作为实践本体论的典型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为代表；而在认识论方面，则以作过较系统论证的阿尔都塞的反经验主义认识论为代表。

该书第5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理论》，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各派提出的形形色色的辨证法观：有的把焦点放在辨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否定自然辨证法的客观存在上；有的把焦点放在马克思辨证法同黑格尔辨证法的关系，到底是继承还是彻底决裂上；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辨证法主张多元决定论；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辨证法的本质是绝对的否定等等，而把重点放在剖析多元决定论上。

该书第6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展示和评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还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是人的无限自由还是历史决定论，各个自由的个人如何创造出人类历史等问题为轴心的种种社会历史理论，而重点评析了认为理论反人道主义的底蕴就是历史决定论的观点。

[注 释]

① 中国台湾地区学界通常采用“沙特”的译法，与大陆地区“萨特”的译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