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间断革命思想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辨析

雷 云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 杭州 310025）

问题的提起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曾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的二十年间，被我们党作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基本理论”。从总的脉络看，它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成于1969年的九大，发展于1974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其酝酿、形成、正式概括和“不断完善”有个历史过程。举凡这期间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开展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所有政治运动，都与这一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关系。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文革”，更是直接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和指导发动起来和猛烈展开的，并且由此形成了以“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个始终存在”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

经过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全面拨乱反正，首先面临的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这一理论。不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党和国家就步履维艰、寸步难移，没有希望、何论前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举世瞩目称奇的辉煌成就，同时也付出了社会弊端丛生的令人扼腕叹息的巨大代价。而无论是怎样评价这些成就还是怎样估计这些代价，又不能不联系于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理论，比方说，辉煌成就和巨大代价是否都是摒弃这一理论的结果？另辟蹊径和攻坚克难是否应该重新回归到这一理论上去？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界首先是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并且日益激烈，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出现一个新的高峰。对这一理论全盘否定者和全盘肯定者似乎都言之凿凿、持之有故，观点分歧显然带有根本性和长远性。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什么成为人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始终放不下、绕不开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深层原因，也是为什么笔者认为如今需对这一理论进行一番再思考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之所在。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本文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继续研究，谈谈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一、作为一般的政治理论命题它是可以成立的

通俗地和一般地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是革命宣告终结还是仅仅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个政权还有革命的任务，还需要不停顿地进行革命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通常是指广义上的社会革命，即人们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而不是狭义上的社会革命，即国家政权的更迭。社会革命具有广泛的内容，国家政权问题固然是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不是唯一的或全部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取得了国家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好比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与实现革命的全部任务和最终目标，还相去甚远。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里，“不间断的革命”是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对此有过不少论述，最为经典和广被认知的是：“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共产主义者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时还说过：“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而“经常变化和改革”，实质就是“不断的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曾指出，苏维埃政权已“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并且多次表述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消灭阶级需要相当长的时期的思想。

老祖宗这些经典性论述，中心意思就是阐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深刻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不间断的革命。当然，不断革命并不是说可以不分革命阶段，而只是说革命不能停顿，因为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变，不可把不同质的阶段混淆起来，企图超越某个必经阶段而进入条件尚未成熟的下一个阶段。但是不同阶段之间必须衔接，在实现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后，及时提出下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这叫做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这个原理，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和战略策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其次，在我们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包含有“不断革命”的思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这番话与老祖宗的论述，基本精神完全吻合，实际上是指明了要完整准确地而不是笼统抽象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其后，邓小平就这个问题，特别是改革的革命性意义，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历史决议的观点。他一再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十四大报告也指出：“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十五大报告又指出：“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等等。邓小平和中央文献的这些论述，虽然没有使用“继续革命”一词，但实质上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不间断革命意义上的继续革命。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一般理论命题或政治哲学命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关于不断革命思想的，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出在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它被“左”的指导思想扭曲了，被引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歧途了。

二、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特定含义的理论命题它是完全错误的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式定名和首次完整表述，见于1967年11月6日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文章把这一理论的主要论点概括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称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这一理论而发动的，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

1969年4月九大政治报告的核心，就是阐述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并把它写进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1973年8月十大政治报告，肯定了九大路线和这一理论。1974年12月，毛泽东对周恩来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还指出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个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和发挥，成为这一理论的组成部分。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把这一理论载入宪法。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在政治报告中对这一理论不仅仍予以肯定，还作了高度评价。

我们看问题应当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字面上看，对这一理论的表述并不都是错的，比如那六个论点中的第一点就非常正确。但是从实质上看，特别是从其中的第五点看，它已超越了作为一般政治哲学命题“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的范围，而是已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这一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的阶级对抗，因此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这个应被推翻的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搞“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然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早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既无经济基础，也无政治基础，只能造成严重的内乱、破坏和倒退。

这一理论之所以产生并被一再肯定、高调颂扬和反复宣传，源于五个错误判断：

一是对国内和国际共运形势的错误判断。1957年整风期间，在极少数人中出现了一股怀疑、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右倾思潮。但是党和毛泽东把这种局部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似乎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从上到下，党内党外，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或分子的存在。到了60年代，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愈益严重，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特别是中央已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反革命复辟成为面临的现实危险。对于国际共运，认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已经系统化理论化，苏联正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和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也变成修正主义了，并且把国内的修正主义同它们联系起来，看作是一种互动关系，似乎党变修、国变色，将是势所必至，在所难免。

二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与对政治形势的错误估量相联系，通过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和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推翻1956年9月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正确论断，宣布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并且认为这一矛盾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始终。

三是对党和国家根本任务的错误判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导致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语）、“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语）的科学原理的否定，宣称继续不断开展阶级斗争才是根本任务，一切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都要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中心，都要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强调突出政治，政治高于一切，统帅一切，否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修正主义”或“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

四是对斗争方式方法的错误判断。这是上述三个错误判断直接引申出来的。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已经连续搞了一系列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和思想大批判运动来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还是认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来揭发黑暗面尤其是“中央的修正主义”，搞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斗争，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经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五是对“文化大革命”实践结果的错误判断。“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就席卷全国，接着实行的“全面夺取”更是导致“天下大乱”。但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身居“副统帅”高位的林彪还是鼓吹“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全会通过的公报则引用毛泽东的讲话，对两年来“文革”的实践给予全面肯定。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大上再次肯定“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1971年9月发生林彪叛逃事件，客观上宣告“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自然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对究竟要不要进行这样的“继续革命”的怀疑和议论。接着在批林整风中周恩来力主批判极左，以及邓小平复出后在全面整顿中对“文革”错误力求纠正。所有这些，都引起毛泽东生怕“文革”被全面否定的疑虑和担忧。尽管他也意识到“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特别是通过林彪事件感到问题严重，但还是念念不忘“文革”的功绩，甚至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是因遭邓小平拒绝而未果。可是发动“文革”乃毛泽东视为自己一生中做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无论如何也得肯定，并且还要进行多次，过几年再来一次。

在上述五个错误判断的支撑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及其被反复颂扬和宣传，就不足为奇了。问题在于，五个判断都是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什么是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党内意见分歧问题，没有科学界定和判别标准，从而在基本界限不清、理论前提虚妄的条件下作出的，这就注定了这一理论必然走向荒谬，在它指导下的实践只能是把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严重搅乱是非和颠倒敌我，严重破坏建设事业和社会生产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和灾难。

因此，对具有了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应当给以否定的。不否定这一理论，就谈不上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严重“左”倾错误；谈不上主持公道正义，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谈不上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和口号，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谈不上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一言以蔽之，不否定这一理论，就谈不上全面拨乱反正，结束过去、创造未来。

然而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有些同志包括理论界的某些专家学者，连篇累牍地著文批判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继续赞扬唯有这一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为其“恢复名誉”，重新举起这面“理论旗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正面评价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甚至发出了要求为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翻案的呼声，并且把现实存在的一切社会弊病和消极现象归因于抛弃这一理论，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证”为“修正主义”的理论，借以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妄图使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回到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轨道上去。这种意见和主张显然是违背历史和民意，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贯精神，违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真谛的。

三、联系现实状况来看这一理论命题是应当对它一分为二的

客观而辩证地说，联系改革开放的实践，在肯定辉煌成就的前提下评判利弊得失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说法，对这一理论命题是可以也应当一分为二的：它既是错误的有害的，但也有可鉴之处和警示意义。

一方面，从根本上看，被赋予了特定含义的“继续革命论”是错误的，那种给以全盘肯定，鼓吹要“继续高举”的主张是有害的。

第一，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对这一理论的定性和批判，具有无可置疑的准确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三十年来，党的一切有关重要文献和党的领导人的一切有关重要讲话，始终如一地坚持历史决议的观点，从未有过任何动摇或改变。同时，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也早就对它表示了认同，说明它深得人心。经中央审定、批准于建党九十周年前夕出版的《党史》二卷，是最新的党史权威著作，它对这一理论的评价，仍然遵循了历史决议的口径。可见这个问题不仅是个严谨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如果想在这个早已有了定论的问题上“翻烧饼”，将会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上造成新的混乱，引起新的折腾。

第二，把这一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巅峰，并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把“中特理论”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作为被赋予了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范畴，而是背离毛泽东思想、被实践特别是“文革”的失败证明为错误的理论。“中特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对这一错误理论的否定。如果要说“对立”，仅仅是这个意义上的对立，而决不是与毛泽东思想的对立。把我国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中特理论”，试图从中去寻找“理论根源”，借以诋毁和否定“中特理论”，也是毫无道理的。现实社会中出现种种问题，除了有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有的是由于经验不足外，还有缺乏科学思维、领导决策失误、举措违逆民意、作风骄浮不正等原因，且是主要的原因，而这些原因，恰恰又是未能真正遵循和坚持“中特理论”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所以必须划清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对它的片面理解、与贯彻过程中的错误和失误、与因对其背离而出现的问题的界限，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差”，不能因这些“反差”而把板子打在“中特理论”身上，并作为去重新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旗帜的根据。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例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已经和还在继续发生的种种“出轨”现象，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极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愈演愈烈的道德滑坡现象等等，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毕竟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现实社会中光明的东西毕竟还是本质和主流。何况解决种种现实问题，消除种种社会弊病，还得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三靠政策，归根到底靠沿着正确方向深化和推进改革。如果以付出巨大代价为借口否定改革，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老路上去，似乎这才是中国的出路所在，那无异于缘木而求鱼，或南辕而北辙。须知历史不可复制，不会重演，更不能倒退。时代在前进，社会要发展，人民求幸福，国家谋富强，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谁也扭转不了、阻挡不住的。

另一方面，从精神上看，这一理论有其合理之处，不加具体分析笼统抽象地予以全盘否定，也是不合适的。

第一，前文说过，不断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一般理论命题或政治哲学命题，与这一思想和原理并不矛盾，是站得住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提出的转入和平发展时期仍有革命的任务并且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的论点，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党代表大会报告关于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新的革命的论述，实际上都体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和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和精神，就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停滞僵化，萎靡不振，暮气沉沉，畏缩不前，从而不能完成自己肩负的全部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不断革命的思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啻是一种不懈奋斗、永不停顿，一往无前、持续进取的精神动力。

第二，在一般意义上肯定这一理论命题，才不至于对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产生误解。多年来在一些学者见诸公开出版物的文章中，屡屡出现所谓“革命党”、“建设党”的提法，认为我们党已由过去的“革命党”向现在的“建设党”根本转变。按此逻辑，革命仅仅是狭义上的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一旦政权在手，革命就宣告完成；现在我们党是一个没有革命任务、不再革命、光搞建设的党，是一个不讲革命、“远离”革命、“告别”革命的党。这种对革命的简单化理解，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的形而上学诠释，难道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和要义的吗？事实上，在过去的革命中也有建设，比如在广大解放区，就按新民主主义框架进行着建设；在今天的建设中也有革命，比如全方位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革故鼎新，以及反腐败等政治斗争的社会革命。把革命与建设截然分开，在所谓“革命党”与“建设党”之间划一道分界线，正是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原理的表现，是对“继续革命”作非辩证理解的结果。

第三，对即使被赋予了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毛泽东本人围绕这一理论发表的大量论述来看，也不无闪光之点和足资借鉴的东西。比如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只有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推动我们社会向前发展的论点；我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论点；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要警惕和防止被“和平演变”的危险的论点；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论点；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共产党掌权了条件好了还要继承过去的优良作风的论点；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点；等等，诸如此类的论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些论点寓意深长，对照现实，可充分体味出其极大的警示意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尽管是“左”的理论，但不能不承认他在阐发这一理论时确实提出了不少超乎常人思维的远见卓识、宝贵预见，这些预见已被苏东剧变的惨痛历史所完全证实，也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发生的变化中得到了某种应验。

总之，联系现实状况回头去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是可以也应当对它作一分为二的辩证思考和研究的。笔者认为这样做可能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这样的思考和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党的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有助于正视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的事业始终真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