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与北洋大学

张振兴

(天津大学档案馆，天津300072)

张太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学用名“张曾让”。1916年1月至1920年6月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等爱国活动。大学毕业即投身于创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致力于国共合作和武装斗争。1927年12月12日，在领导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张太雷为人处世低调，从不张扬。因此，留存他的有关资料比较少，后人只能对各种资料进行筛选、分析、考证、推理。随着前苏联有关档案和史料的大量公开，给研究张太雷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从张太雷在北洋大学4年多的思想变化以及校内外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等历史根源，阐述北洋大学的学生生活如何促成张太雷走上革命道路，这对于深入研究张太雷具有重要意义。

一、张太雷求学北洋大学，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

1915年12月21日～28日上海《申报》、1915年12月28日～31日天津《大公报》分别连续刊登北洋大学招生启事(简称“启事”)。时为北京大学法科预科生的张太雷看到“启事”，便产生转投考北洋大学的念头。主要原因:一是“启事”称设立“临时预备班”(预科)，学期仅为半年，学费15元。而北京大学的法科预科则要3年，每年学杂费约300元。这对于家境贫寒、全靠亲友资助的张太雷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二是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考生慕名而来愈益增多;三是张太雷符合“有高等(中学)2年以上及大学预科2年以上之程度者”的报名条件。况且法科“临时预备班”考试科目为“国文、英语、外国历史、地理”，张太雷很有把握，毕竟他曾经顺利通过了北京大学法科预科的考试。

张太雷看到北洋大学招收预备班“启事”后，力劝原常州中学、北大法科预科同学吴南如一起去参加入学考试。据吴南如妹妹吴崇兰回忆说:“二哥(吴南如)是个脚踏实地的人，觉得能在北京大学预科按部就班地上学，也很不错，做学问，能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可是张太雷仍一力主张跳班，他认为北洋大学是英美系，是新派的;北京大学是德日系，比较古老。而且，北洋大学的课本都是采用美国的原文本，教授多是美国人。若能考取北洋大学，年限上固然缩短，学程上也全是崭新的。……他极力劝二哥和他一起去考，两个人为了这事讨论多日，二哥终于听他的话，和他一同去考了那个特别班，结果两人都录取了。”［1］，这次招生分设南北两大考点，“天津在本校，上海在青年会”。张太雷、吴南如同去上海考点，1915年12月27日～28日，在基督教上海青年会参加考试，两人顺利通过考试，如愿考取北洋大学“临时预备班”。

1916年1月8日，张太雷到北洋大学报到。按照学校规定，同年8月18日～19日，法科临时预备班的学生进行报名注册，参加升学考试，张太雷与吴南如如期进行了注册。法科临时预备班原有学生26名，经过这次考试被淘汰10名［2］。张太雷与吴南如均以优异成绩升入法科本科，1916年秋季入学，被编入己班，学制4年。

法科为北洋大学初设4大学门之一(其余3门学科为土木、矿冶和机械)。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施行大学区制，北洋大学法科调往北京大学，并令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停止招生。1920年6月，张太雷所在己班修业期满。按北京政府教育部第327号训令“该校法科本年暑假即须终结”［3］，此后北洋大学法科正式停办。张太雷、吴南如所在的法科己班是北洋大学法科的第6届，也是最后一届。

张太雷、吴南如就读北洋大学法科时，两人朝夕相处、同窗共读，结下了深厚的学友之情，尤其是在“五四”爱国运动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中，又融入了浓浓的爱国之情，可谓知己。因此，1921年1月，在张太雷前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工作之际，将家中生活和紧要之事相托，吴南如则许以竭诚相助，这也是很自然的［4］。

二、北洋大学的校训精神和严谨学风，成就张太雷超凡的学识

北洋大学创办之始，即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以“西学体用”为办学方针，管理科学、治学严谨，被誉为“东方的康乃尔”。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张太雷受益匪浅。

1．北洋大学“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一直渗透在张太雷的革命生涯中

“五四”时期，面对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中国人需要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时任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在办学、育人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北洋大学及更名以后的天津大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洋大学“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一直渗透在张太雷以后的革命工作里。“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从他投身革命后所写的许多报告、文章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2．北洋大学灵活的教学方法让张太雷获益匪浅

北洋大学的法科教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一律使用英语授课，讲授方法采用启发式，课堂上只讲课程大意，并指定参考书，要求同学们到图书馆查阅、自求解答。每堂课前，外籍教员经常进行小型口试或笔试，同学们丝毫不敢懈怠，为了能够对答如流课后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认真准备。由于课外预备的学习内容太多，同学们就合作研究，把教员布置的案例分组完成，促使学生之间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这种教学方式有力地激发和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催生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及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而不是造就死啃书本、脑子僵化的书呆子。

张太雷对各种问题都能做到深刻理解、融会贯通，这种能力也很好地运用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不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红色外交使者赴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工作，还是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赴广东处理棘手的整顿党团工作等，随时都要处理接踵而来的棘手问题，既要讲原则，又要有灵活性，更须具备很强的判断力与前瞻性。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张太雷提醒苏联布勃诺夫使团，“右派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试图在第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5］。”

3．系统学习了西方法学课程，为追求政治信仰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北洋大学求学期间，张太雷系统地学习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法理学等16门法科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始终贯穿“严谨”二字，要求学生探寻本源，梳理事物因果关系，为将来司法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不仅为他展示了世界政治潮流，更开拓了视野，有利于他在众多外来思潮中选择追求真理的政治信仰，还为他今后学习和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受到西方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使张太雷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曾得到李大钊等人的赞赏，称他是“才华出众”的年轻人。

张太雷曾两次赴苏在莫斯科独立工作，先后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鲍罗廷等人当翻译兼助手，这些均得益于他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和很高的外语水平。如果探究张太雷的学识和素养形成的诸多因素，最主要是来自北洋大学丰富的课程内容以及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式，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三、张太雷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地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

张太雷选择北洋大学法科学习，希望毕业后能够进入司法部门工作，当律师或做翻译等社会地位比较高，且待遇优厚的职业，甚至还萌生考高等文官的想法。显然，他想尽快承担起家庭重任。资助他上学的亲友更希望张太雷能为张氏家族光宗耀祖，重振家业。最终，张太雷毅然抛弃了当律师等诱人前途，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的思想变化如此之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重要因素。

1．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影响，积极参加校外青年学生爱国运动

张太雷原来就读常州中学，校长屠宽(字元博)，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暗地联络青年教师朱雅竹等16人秘密结社，自任总干事，以推翻清廷为宗旨，常州中学堂成为秘密机关。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太雷也兴奋地剪下辫子。随着知识的不断丰富，阅读范围逐渐扩大，甚至偷偷阅读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谭嗣同《仁学》、严复的《群学肄言》等“书籍”。进入北洋大学后，他取字“长铗”，以战国冯驩自期，持一柄利剑，刺向黑暗的社会［2］19，反映他当时胸怀大志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倾向。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同意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全国群情激愤，并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张太雷和同学们在教员的带领下，集资建筑“对日亭”，举行落成典礼时，师生齐声高呼:“勿忘此日!”［2］20。

张太雷进入北洋大学时，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广大激进青年经常能看到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撰写的犀利文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张太雷等青年学生有机会阅读了李大钊写的《俄法革命之比较》、《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1917年6月，李大钊应天津爱国讲演会邀请，在天津青年会礼堂作《关于大亚细亚主义》的著名讲演，指出列强对亚洲落后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实质，义正词严地批驳了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妄图亡我中华的“二十一条”，使张太雷与天津爱国学生受到极大的爱国主义教育［6］。作为北洋大学爱国讲演会重要成员的张太雷，被李大钊的讲演及其后来发表于《新青年》等刊物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名篇所吸引，深深地受到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激励他积极投身爱国运动。

1918年5月，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北京学生骨干许德珩等人南下联络各地学生途经天津时，天津一些进步学生特地召开欢迎会，其中有马骏、郭隆真、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太雷等。这时京津两地纷纷成立各种社团，为“五四”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19年2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成立了中国大学生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社会改造社”，决心团结青年学子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和科学文明的新中国［7］。

2．张太雷协助《华北明星报》编辑及翻译工作，促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巨大转变

1918年5月，北洋大学法科主任、美籍教授福克斯在天津创办《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张太雷想勤工俭学，便接受邀请去协助编辑工作。这时，福克斯与俄籍汉学家柏烈伟相识。柏烈伟1918年下半年从海参威来华，担任俄罗斯联邦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以各种方式与北京、天津、上海等许多进步文化人士进行联络，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关活动。1921年初，经李大钊推荐，柏烈伟在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张太雷后来才得知柏烈伟与俄共(布)、共产国际等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现已公布的前苏联档案披露他是俄共(布)党员［8］。由于柏烈伟可以得到苏俄方面的消息，福克斯需要这种“独家新闻”，以扩大报纸的影响，吸引不同政治背景的读者。由于出色的英文水平，张太雷顺理成章成为柏烈伟的英语翻译兼助手。

从现存的《华北明星报》史料来看，1919年1月至4月，该报报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以及其他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内容很多。1919年1月19日，华北明星报头版出现一则醒目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宣传者正策划一场世界革命”，报道布尔什维克使用800万卢布的宣传经费，推动在国外的宣传。同年1月27日第3版、2月9日与3月31日的头版，又分别出现醒目的消息:“列宁看世界反对布尔什维克运动”，“列宁敦促德国、奥地利、波兰的布尔什维克参加共产党会议”，“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领袖受到欢迎”。这些重要消息都得益于柏烈伟的特殊身份，从特殊渠道获得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最新信息。最后由张太雷及时将消息译成英文刊登在该报上。

除了为《华北明星报》提供新闻素材，柏烈伟还拿出一些苏俄文献，要求张太雷将其中的有关苏俄情况翻译成英文。这无形中为张太雷打开了一扇神秘之窗，使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早地直接接触有关苏俄革命文献，并潜心阅读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对十月革命文献的翻译与研读成为张太雷学习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点。为此，对渴望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张太雷来说，其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张太雷的常州中学同学李子宽说:“太雷服膺社会主义较早，在天津已参加社会主义文献之译述工作，虽工作进行地相当秘密，但我辈亲近同学已知其事。”［9］

3．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打破了平静的北洋大学校园，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迅即掀起，并与其他学校学生成立天津学生临时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第二天，天津中等以上15所学校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罢课行动。张太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作为天津使者赴京联络，遂成长为京津地区学生运动的骨干。在罢课、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启迪民众、抵制日货、赴京营救瞿秋白等被捕同学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展示出了爱国者的风貌和英勇斗争精神。同年6月2日，天津《益世报》报道了“大学讲演之详情”，生动地记述了张太雷等4人前往塘沽等地宣传“反帝爱国、抵制日货”的情况，张曾让(张太雷)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报纸上。

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把天津各校学生骨干紧密地团结在一起。1919年8月25日，张太雷和天津各界代表几百人分批赴京请愿，要求释放北京爱国学生。此次爱国行动遭到北京反动军警的镇压，最后迫于声势浩大的民众声援，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经过这次请愿斗争，张太雷与马骏、郭隆真、于方舟等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并与北京大学等进步学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

经过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洗礼，张太雷于1920年3月参加了由北京大学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4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委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发展情况，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柏烈伟遂将张太雷介绍给维经斯基作英文秘书。维经斯基等人以天津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见面，酝酿创立中国共产党，张太雷更多地参与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柏烈伟的会谈，并直接参与了上海、北京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这时的张太雷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纵观以上张太雷在北洋大学的学习生活及校园内外的社会活动，这些都促使张太雷的人生价值和理想逐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后坚定地选择了红色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1920年6月，张太雷毕业于北洋大学。同年10月，加入以李大钊为书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员，实现了一个爱国青年的人生转变，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光辉道路。

［1］左 森．回忆北洋大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

［2］刘玉珊，左 森，丁则勤．张太雷年谱［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3］教育部．237号令［N］．教育公报，1920-03-04(7)．

［4］钱听涛．张太雷一封残破家书的由来［J］．炎黄春秋，1995(11):41．

［5］〔苏〕切列潘谱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刘民山．李大钊与天津［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2．

［7］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回忆张太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50．

［9］上海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政治军事)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1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