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

张传官

秦汉两朝是字书迭出的时代，秦代的旧“三苍”(《仓颉》、《博学》、《爰历》)，汉代的新“三苍”(《苍颉》、《训纂》、《滂喜》)以及《凡将》、《急就》、《元尚》等层出不穷，或修订前著，或另撰新篇，在中国早期字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这些字书的性质，学界大多认为是幼童识字教材，属于古代蒙学的范畴。但是，从古至今，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唐代颜师古就曾质疑:“至如杂宝奇绘，殊俗异服，及疾病刑狱，官曹职务，岂非当时庠校之内悉自有乎?”不过，他随即将这种情况视为“皆泛说耳”。［1］这一解释虽然语焉不详，却基本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清代陈本礼在《急就探奇》中认为《急就篇》是史游“勤心纳忠”之作，不是一般教学童识字的蒙本。但该书“把此篇视为史游讽谏元帝的一篇政论，其中字字微言大义;而且又把阴阳五行和程朱理学牵扯在一起来注释史游的思想。结果，不但不能真正探明《急就》的大旨所在，反而制造了混乱”(沈元1962:86)。陈说避实务虚、求之过深，显然不通。沈元(1962:78)指出:“汉代的宦官中很有一些人是善于书记的，皇子幼年时期的保傅兼启蒙老师，多半选择老成而多职的宦官担任。”在其位谋其政，史游编书很可能只是为了教学需要或进行教学总结。

近年来，张金光研究秦汉教育史，颇有创见。他对秦汉字书的性质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张先生于1984年首次提出他的新观点，又在2003年再次加以强调。［2］两处论述除个别文字不同外，观点基本一致，今引述后者如下:

秦之《仓颉》《博学》《爰历》，汉之《急就篇》，皆系当时学吏者识字、学书、识名物所使用的课本，并非一般的启蒙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