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毕业即失业”与政府应对措施述评

高鹏程

（南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南通 226019）

20世纪30年代“毕业即失业”与政府应对措施述评

高鹏程

（南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南通 226019）

“毕业即失业”是20世纪30年代民国大学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高校毕业生发起职业运动呼吁政府解决。虽然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无论是1934年成立的全国学术人员工作咨询处和各高校设立的职业介绍所，还是1936年开办的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动摇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信念，读书无用论的寒流泛起。

高校毕业生；职业运动；咨询处；就业训导班

20世纪30年代民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愈发凸显。为摆脱窘境，该时期高校毕业生甚至发起了职业运动，呼吁政府妥善解决就业问题。那么这一时期高校毕业生为何失业，所发起的职业运动怎样？民国政府又是如何应对高校毕业生失业危机的？成效怎样？以上问题值得探究。

一、20世纪30年代的“毕业即失业”与“职业运动”

“毕业即失业”是20世纪30年代民国大学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1934年7月1日，北平应届毕业生成立“北平各大学民二三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有成员四五百人。目的在于“以公开之方式，求职业问题之解决”。为了求职，大同盟宣言声称“或使之投荒西北，或令其深入农村，任何艰苦，均所不辞”［1］。同月，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派代表前往南京，向最高党政机关请愿提出五点建议：第一，设立青年职业介绍机关；第二，扩大中央研究院；第三，未来育人，合理统制；第四，设法录用现在毕业青年；第五，改革考试制度等主张［2］。职业运动大同盟还函请北平铁路学院院长关赓麟担任同盟的导师［3］。各地大学毕业生群起响应。除了北平外，南京成立各大学生失业同盟，上海暨南大学学生也有职业运动的组织［4］。1936年，北平各大学应届毕业生再次组织职业运动，足见当时高校毕业失业状况的严峻。

关于这一时期高校毕业生失业原因，当时就有不少学者撰文探讨。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一方面，对高校毕业生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国内缺乏良性用人机制，人浮于事，用人唯亲的潜规则盛行，而国际经济危机波及和东北沦陷又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雪上加霜。东北四省历来吸收了大量平津各大学毕业生，但是“辽疆万里，一齐沦陷，在异族统治之下，东北有志青年尚须向关内托身立命”［5］。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学生与社会需求不协调。首先是学科培养结构不合理。文法科学生相对过剩，实科（按：工、农、医科等）学生相对缺乏。其次是学生素质与社会预期有较大差距，社会不乏批评。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调查的职业界人士对在职学生的批评结果：“（一）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够用。（二）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三）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较薪俸。（四）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华；不讲礼貌。（五）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滥交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6］其实，20世纪30年代，较之其他群体，高校毕业生失业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并不突出。当时民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共有百余所，每年毕业生约8 000人。1933、1934年度毕业生共15 200余人。经调查，已就业者13 000人，占87%；未就业者约2 400人，约占总数的13%［7］。而除了农民外，1935年中国应该就业的3 000万人中有约600万失业，失业率达到了20%。“纺织工业类种，失业总数虽然达一百零五万七千人，而旧式工业如江西兴隆之夏布，南京之缎业，广东之土布等失业工人合计，已几占百分之七十；饮食品业之失业总数一百四十余万人中，约百分之九十系旧式制盐工人；土石制造业之二十九万失业者中，除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之千余厂工，余尽旧式之瓷业陶业等手工人；火柴业一千五百万失业者中，土制火柴工人竟百分之九十以上”［8］。既然如此，这一时期民国高校毕业生为何要发起职业运动，而且他们的失业问题会得到社会普遍关注呢？归根结底，高校毕业生是当时的“天之骄子”，他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现实形成强烈反差，为求职向当局请愿理所当然。据1935年度调查，全国有学龄儿童6 800万，就学的不过1 700万。平均每4个小孩子，仅有1个进小学的机会。进中学时，又要淘汰去十分之九强，进大学又要淘汰去十分之九。“一个大学毕业生，就受教育的幸运说，真是天之骄子。对国家社会，也就太重要了”［9］。而且国家和社会栽培大学生的代价，可谓不菲。“国立大学及学院的岁出经费总数为一千一百八十八万九千六百十三元，平均每个大学生的岁占数为七百六十一元。省立大学及学院的岁出经费总数为三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二元，平均每个大学生的岁占数为五百十一元。这就是说，国家每年对于每个大学生所担负的教育经费要有五百十一元乃至七百六十一元之多。每一个大学生于四年之间要费了国家的公帑三千余元，而家庭对于每个大学生之供给尚未计算在内。”［10］可见，民国高校毕业生确实拥有向政府寻求帮助的资本。他们坦言：“虽说已往的某时期里，曾幸运的被社会许以‘人才’、‘中坚分子’，一旦毕业的荣冠加到头上来的时候，便会深深的感到‘毕业就是失业’”。他们认为：“给予工作，要求毕业文凭兑现，这不是个人简单的饭碗问题，而是为社会国家的前途着想”［11］。社会各界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看法也是如此。“中国每万人中，平均只得大学生一人，而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数必更少。以这样少数有高等教育的青年，竟至失业，不能用其所学，以贡献于国家社会，这不止是失业者本人的损失，实为国家社会的大损失”。［12］

二、民国政府应对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的措施

20世纪30年代民国高校毕业生发起的职业运动以求职为目的，并没有夹杂政治企图。在时人看来，1934年的职业运动“其动机的纯洁，要求的正当，是谁也应该同情的”［13］。1936年的《北平各大学本届毕业生职业运动宣言》更是直言：“运动的动机，是纯洁的，目的也是简单的，就是促起当局对于大学生服务社会又适当的解决办法，以达分发任用之目的，不仅为现在大学毕业着想，而且是为过去和未来的大学毕业生之整个服务问题的根本解决。”［14］而且职业运动的组织应时而生，作用并不被看好。“各校学生，出路不一，团结不易，所以不多几时，这团体就无形消灭”，“职业问题，非常复杂，单靠一时的结合，求多数人的出路，恐怕是不可能。”［15］尽管如此，时已内外交困的民国政府仍然相当地重视高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并且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1．国民政府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通令高校设立职业介绍机构

1934年10月1日，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成立。虽然当时曾有学者认为，“政府在学生职业运动发动之前一年，即有设立咨询处的动机”［16］，但是咨询处变成现实显然不能排除学生职业运动的影响。实际上，虑及职业运动中曾提出设立青年职业介绍机关的建议，将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视为职业运动的直接产物也并不为过。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的服务对象“学术人员”以“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为限”。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还委托国内各大城市教育学术机关团体，设立代办所［17］。为了配合咨询处的工作，教育部特通令公私专科以上各校，立即成立职业介绍机构，与该处合作，并规定办法：“一，各校应将该机关简章、成立日期及委员会名单呈部备案，并函知该处；二，该机关得商请该处协助办理调查登记介绍等事宜；三，该机关应将会议录及工作状况等件，随时迳送该处，并将每届毕业生名册签订有无职业，函送该处；四，该机关遇有该处委托事件，应负责办理”［18］。各地高校职业介绍机构纷纷成立，其中国立高校的有：中央大学（按：该校为毕业生图谋职业向系由秘书室随时酌情办理，并未另设机构）；北平大学毕业生职业介绍部；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事务部；暨南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音乐专科学校职业介绍委员会；广东法科学院职业介绍委员会；交通大学校友服务协助处；同济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清华大学毕业生职业介绍部；武汉大学职业介绍部；山东大学职业指导委员会；警官高等学校；国立四川大学职业介绍所。省立高校的有：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生介绍委员会；河北工业学院职业介绍股；河北法商学院职业介绍委员会；湖北省教育学院毕业生职业介绍部；山西商业专科学校职业介绍部；江西农业院附设农艺专科学校职业介绍委员会；湖南大学学术工作介绍委员会；广西大学职业介绍部。私立高校的有：东北大学毕业生职业介绍委员会；厦门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武汉华中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职业介绍处；北平铁路学院职业介绍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职业介绍委员会；震旦大学职业介绍部；大夏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武昌中华大学职业介绍部；广东国民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东吴大学毕业生职业介绍所；之江文理学院职业介绍委员会；焦作工学院职业介绍委员会；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职业介绍处；协和医院（按：由校长室办理职业介绍）；齐鲁大学（按：毕业生出路向由校长及各院院长筹划办理）［19］；私立广州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私立华西协和大学职业介绍所［20］。另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8月7日国民政府还公布《职业介绍法》，“该法参考各国成规，特许公私机关团体设立介绍所，并于介绍业加以严密之约束，未始非美备精赅。”不足之处在于“该法对于地方政府无强制性；若省市县不为设置，政府殊无鼓励之方；而可以实施有效者，亦维对于经营介绍业者之取缔部分而已。”［21］

2．国民政府开办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

1936年5月，北平各大学毕业生再次发起职业运动。6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268次例会，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提出的解决青年学生失业问题的议案获得通过。其办法包括：第一，由院谘商考试院，按年举行高考一次，并请酌予变通待遇。第二，由政府于中央政治学校内，举办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招收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近年毕业生之尚未就业者，约一千人，加以短期培训及实习，期满后酌加考验，由政府助其就业。第三，二十五年度内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推广工作所需之师资及指导人员，至少在五万人以上，其大部分拟就初高中及初级师范毕业生之尚未就业者，甄别训练派充之［22］。1936年10月15日就业训导班在中政学院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特别撰写训词，由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宣讲。训词开门见山地说道：“中央为使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能各就适当之业务，克尽最大之贡献，特筹办就业训导班”，“当此国家多难之秋，集如许大学及专科学校毕业之青年，施以就业准备之训练，此为政府直接负责对青年失业问题，谋作实际解决问题之创举”［23］。

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班主任是丁惟汾（按：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训育处主任是张厉生。训导班学生以1933、1934、1935年度毕业生为限［24］。分两期训练，共计1 000人。其中，第一期学员共455人［25］。每期训练4个月，实习3个月。第一期学员1937年1月受训期满，分派实习后，业经各机关任用。第二期学员则在5月开始训练。受训期间，训导班每日上午为学科，下午为训练，晚间自习并予以个别讨论及谈话。所定课程共有33门，除了行政上的专门问题由各部会派人主讲外，另聘专家演讲［26］。实习期间，所有学员实习川资及膳宿津贴等费，均由训导班委员会按照规定办法每月送请实习机关转给。训练期间每学员月给津贴30元，实习期间每学员给津贴40元［27］。实习期满，学员则由实习机关分别任用［28］。除了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外，民国地方政府也主动寻求解决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的途径。如1934年11月广东省政府就通过了《救济大学生失业办法》。办法如下：第一，由各县登记大学专门毕业人数；第二，限制各机关须用合格人员；第三，由政府设立学术研究院；第四，技术专门人才请政府于公营事业机关尽量录用［29］。

三、民国政府应对措施的成效与评价

综上所述，民国政府为应对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的成效如何呢？全国学术人员工作咨询处是国民政府构建的高校毕业生职业介绍平台，但是该咨询处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高校职业介绍机构亦然。成立之初，咨询处登记数百人而介绍就业者仅一二人，可是该处却每月耗费行政经费三千元［30］。到1936年，该处登记的有2 025人，经调查认定合格的1 565人，而各处向咨询处征求的只有383人。咨询处介绍成功的更少，仅195人［31］。作为代办机构之一的上海职业指导所廿四年度登记求职共2 836人，其中国外大学30人，国内大学381人，专科学校177人。介绍成功者总计190人，其中国外大学4人，国内大学26人，专科学校18人［32］。各校职业介绍机构的成效参差不齐。同济大学的毕业生都已分别介绍职业，无一失业者。即便如此，仍无法断定同济毕业生就业一定受惠于该校职业介绍机构。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多靠私人关系介绍就业，由学校介绍的成功者较少。各届毕业生中失业人数为百分之二三十［33］。1936年北平各大学应届毕业生再次发起职业运动，该运动宣言批评咨询处与介绍所“口惠而实不至”［34］。咨询处和介绍所事倍功半的原因为何呢？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固然是首要原因，民国社会历来没有形成职业介绍的良性机制也难辞其咎。“中国公私机关之用人，向由于主官之延揽与亲友之推荐，在普通行政为然，在专门事业亦尔。”［35］“一纸八行书（按：书信），以情谊之厚薄，及自身之利害关系决定取舍，甚至用‘应酬式’的方法用人；又任用私人，更属司空见惯。”即便咨询处和介绍所成立了，也一如既往。以咨询处为例，咨询处是求人的最后选择。“某长官属下要用一个办普通文件的小科员，他‘第一步’在亲朋中物色，如果亲朋中没有，‘第二步’还有亲朋的亲朋来辗转介绍，到了最后才会到咨询处来征求。”而且，经咨询处介绍的工作更不稳定。“中国职业，向无保障可言，每一主管领袖更换，‘随同进退’‘另侯任用’的人，不知要产生多少。同时托人写信恳请维持，成为不可扑灭的例行风气。……谈到咨询处介绍出去的人，更无保障，往往几个月，就会无理由的被辞退，用人之权，操诸他人之手，在咨询处的立场上，亦无法替被辞退者申辩。”［36］

相比之下，在满足就业需求方面，国民政府开办的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更易于获得实效。咨询处和高校职业介绍所只是国民政府搭建的职业介绍的平台，而就业训导班的高校毕业生则是由国民政府直接分派各机关实习，并安排工作。第一期训导班455名学员分派26个部门，其中实业部99人，教育部15人，行政院5人，银行界35人，铁道部50人，交通部25人，国府文官处2人，外交部5人，经济委员会10人，建设委员会5人，海军部3人，司法行政部15人，卫生署3人，财政部40人，审计部3人，主计处3人，铨叙部2人，内政部5人，侨务委员会2人，粤省府12人，蒙藏委员会3人，浙省府12人，皖省府12人，苏省府12人，广州市府4人，军事委员会73人［37］。第二期训导班实习情况不详，可能是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终止了。各机关接收学员后再分派到所属各单位实习。如司法行政部接收的第一期15名法科学员，就被该部分别派往首都地方法院、河南地方法院、浙江杭县地方法院、江苏无锡地方法院、江苏镇江地方法院、安徽凤怀地方法院、安徽芜湖地方法院、山东济南地方法院、江苏铜山地方法院、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江苏吴县地方法院、安徽怀宁地方法院、河北北平地方法院、湖北汉口地方法院、江苏南通地方法院实习。司法行政部要求，一俟学员实习三月期满，就以后补书记官留该省任用［38］。

国民政府开办的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通过行政渠道使各机关接收了高校毕业生，虽然成效立竿见影，但毕竟是非常之举，缺乏可持续性。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开办了两期，而且据现有资料看，其中仅有第一期学员落实了岗位。而且这是行政施压的结果，并非基于政府机关的需要。既有民国政府机关不但人满为患，而且裁汰旧员不易。就1934年首都各机关而言，“现有人员之显然不合铨叙资格者，甚属有限，大多数均有其合乎铨定之资格，而其中尤以学校出身者占十分之八九。若谓为今年大学毕业生谋出路，即当将昔日毕业生之已服务者，咸行驱斥，亦未见其可。”［39］更何况各机关吸纳高校毕业生就是让政府成为他们的雇主，无疑增加了政府的负担。在中国这样一个未工业化的社会里，政府财力实在有限。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个人消费，5%属投资总额，社会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不过4%［40］。至于民国地方政府出台的解决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办法，充其量只能部分地缓解矛盾。

概言之，20世纪30年代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客观存在，高校毕业生发起职业运动呼吁政府解决。尽管较之其他群体，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并不突出，民国政府还是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这明示了民国政府高度重视该群体的立场。1934年第一次职业运动后，国民政府成立全国学术人员工作咨询处，并通令各高校设立职业介绍所，然而收效不尽理想。1936年，国民政府又开办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回应当年继起的职业运动，虽然立见成效，可惜无法持续。民国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相关的应对举措。总体而言，民国政府处理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仍然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其后随着时局的变幻，民国政府再也无暇顾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难动摇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信念，读书无用论的寒流泛起。30年代就业难就让“一般人对于大学教育怀疑”［41］，时至40年代中期，“读甚么书！”成为了社会上时常可以听到的愤慨之语［42］。

［1］钱亦石．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运动［J］．新中华杂志，1934，（15）：5－8，5．

［2］刘迺敬．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运动［J］．时事月报，1934，（3）：111．

［3］佚 名．民二三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上关院长函（八月一日）［J］．铁路学院月刊，1934，（14）：15．

［4］何景元．大学生失业问题［J］．社会半月刊，1934，（1）：92，91，92．

［5］傅孟真．青年失业问题［J］．国闻周报，1934，（40）：1．

［6］醒 愚．大中学生失业问题的探讨［J］．文心，1938－1939（1－12）：489．

［7］佚 名．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调查［J］．河南统计月报，1936，（7）：174．

［8］佚 名．一九三五年中国失业人数估计［J］．国际劳工通讯，1936，（16）：4．

［9］佚 名．毕业即失业［N］．大公报，1947－7－5．

［10］佚 名．北平各大学生本届毕业生职业运动宣言［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6，（5）：43．

［12］佚 名．救济失业的大学毕业生［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6，（5）：36－37．

［15］佚 名．大学生出路与大学教育［N］．大公报，1936－5－20．

［16］龚惠偿．办理‘职业介绍’困难之原因及其对策［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6，（8）：2，4．

［17］佚 名．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委托各机关团体设立代办所规约（二十四年六月十日）［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5，（6）：19．

［18］佚 名．教部令专科以上各校设职业介绍机关［J］．福建教育周刊，1934，（210－211）：52．

［19］佚 名．中国职业介绍机关概况［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5，（4）：32－46．

［20］佚 名．中国职业介绍机关概况续志［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5，（6）：51－55．

［21］赵恩钜．各国职业介绍事业沿革［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5，（8）：11．

［22］文 炳．政院举办就业训导班［J］．挺进，1936，（5）：6．

［23］蒋介石．就业训导班创设的意义与教育之要旨［J］．新北辰，1936，（11）：1 209．

［24］佚 名．政院决设立专科毕业生就业训导班［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6，（6）：37．

［25］佚 名．行政院翁秘书长关于训导班学生实习之谈话［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7，（2）：44．

［26］佚 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开学［J］．教育杂志，1936，（12）：125．

［27］佚 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简章［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6，（7）：24．

［28］佚 名．湖南政府训令（秘一字第四六六一号，二十六年六月十日）［G］．湖南省政府公报，1937，（743）：1

［29］佚 名．救济大学生失业办法［G］．广东省政府公报，1934，（277）：94．

［30］杨公达．可悲痛的青年失业问题［J］．时代公论，1934，（44）：6．

［31］李朴生．救济失业大学生［J］．独立评论，1936，（207）：7．

［32］佚 名．上海职业指导所一年来职业介绍统计［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7，（5）：66．

［33］佚 名．中国职业介绍机关概况（续）［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5，（5）：37－41．

［35］应永玉．毕业！失业！就业！［J］．上海法学院商专季刊，1936，（11）：42．

［36］佚 名．首期训导班学员分配各机关名额已定［J］．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7，（1）：90－91．

［37］佚 名．司法行政训令（训字第九一七号）［J］．司法公报，1937，（169）：18．

［39］佚 名．大学毕业生之职业运动［J］．时代公论，1934，（17）：3．

［40］（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6．

［41］穆 公．读甚么书！读什么书？［J］．锻炼，1944，（5）：18．

On the Problem of“Graduation Means Unemployment”in the 1930s＇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GAO Peng－cheng
（School of Management，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

“Graduation means unemployment”was the problem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to face in the 1930s＇．The college graduates launched Professional Movement and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Although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taken positive response and achieved some success，neither the National Advisory Department of Academic Staff and the employment agencies established by the colleges in 1934，nor the employment discipline classes for college graduates in 1936could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fundamentally．Hard reality of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had shaken people＇s belief in higher education，and the view of“uselessness of reading”appeared．

college graduate；Professional Movement；advisory department；employment discipline class

G529

A

1008－3634（2012）04－0079－06

2012－06－05

江苏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1LSC012）；南通大学人文社科类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高鹏程（1974－），男，江苏扬州人，副教授，博士后。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