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隐形杀手

王晓

抑郁症病人徐怀谦跳楼自杀的消息，并未让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副主任王刚感到意外。

“他之前在我们医院住过几天，最后因为闹绝食，就让他回家了。”王刚回忆，近一年多，他认识的抑郁症患者中，已有四人选择用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王刚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全国抑郁症协作组秘书长，做精神科医生已有20余年。

抑郁症一词，源于拉丁文“压抑”（deprime）。1665年，英国作家巴克尔用此词描述一些人在精神上的严重压抑。此后，该词被收入医学词典，用以界定隐性和生理上表现出的情绪低落。19世纪末，德国精神科医生克雷丕林提出了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概念，用抑郁代替了压抑。

“抑郁症之所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主要在于其高发病率和一定的自杀率。”王刚向本刊记者透露，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显示，抑郁症终身患病率超过17%。在我国，北京地区2003年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社区15岁以上人群终身患病率为6.87%。

是心病，还是脑病

“抑郁症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据王刚介绍，其根本原因是内在的，与遗传有关。“抑郁症是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单纯具备遗传因素，而不具备导致发病的诱因，不一定会得病。反之，只有诱因，本身不具备遗传因素，也不见得会得。”

在现代精神医学或心理学中，抑郁症被认为是一种心境低落和活动减少的状态，其主要临床特点是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表现为精力减退、持续疲乏、活动减少及兴趣感丧失等。也因此，抑郁症常被误以为是单纯的心理疾病。

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研究人员就发现，抑郁症与脑内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失衡有关。神经递质失衡则和基因的表达调控有着密切关系。

而这一病症在中国，则被长期忽视。北京回龙观医院抑郁症主任邸晓兰回忆，1983年，她从医学院毕业进入精神病专科医院时，精神病院还被叫做精神分裂症医院，医生则被统称为奋乃静医生。“因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都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奋乃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

甚至一度有说法认为，情绪低落意味着思想不红，带有政治色彩。“文革”时，精神病院的病人出操的时候都得亢奋地喊口号：我们都是分裂症，天天都吃奋乃静。

邸晓兰透露，上世紀80年代以前，我国精神病学界对抑郁症诊断概念狭窄，诊断率非常低。1993年，WHO（世界卫生组织）多中心合作研究显示，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平均为55.6%，当年，中国上海的医院内科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1%。

“直到现在，老百姓理解的精神病，往往指的是精神分裂症，这和我们医学上的说法是不同的。”王刚告诉本刊记者，为避免歧视，精神科医生更愿意将“精神病”称为“精神障碍”，而抑郁症则属于重症精神障碍之一。

谁是“中标人群”

在一些医院精神科的宣传栏上，有时会写着“抑郁症跟意志、品行无关”等宣传语。

“抑郁症发病原因十分复杂，但确实无关意志、品行。”从医20多年来，王刚发现，从发病年龄上来说，35岁左右属于抑郁症高发期。其中，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产后、更年期则是女性抑郁症的高发阶段，且文化水平越低，经济水平越差的地方，发病率越高。

“这个需要解释一下，”王刚指出，“很多人认为文化层次高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或容易因抑郁症自杀，这是因为这个群体就诊率高，引起的社会关注度高。实际上，不管北京市流调还是国外流调都显示，患病率和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呈负相关。”

在性格上，王刚认为，性格粘滞、追求完美、注重细节的人更易患病，“但我们这里说的性格特点是放到整体中去看，具体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很难讲。另外，这20年，社会处于变革期，人们感受到的应激压力比过去更大，而且这种压力往往是长期持续的。但目前，并没有数据表明这20年来，抑郁症发病率比以前提高了。”

“一般来说，不管任何原因导致的情绪低落，只要连续两个星期，就需要看医生了。”王刚给出了患者自我检测最简单的标准。

在精神科医生们看来，目前治疗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不够。

2003年北京市流调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就诊率不足10%。这显然和社会歧视不无关系。几年前，IBM公司就辞退过抑郁症员工袁毅鹏，后者将其诉诸法律，该案件也因此成为“反抑郁症歧视第一案”。另有精神科医生出诊时发现，一些患者宁可自己花钱治疗，也不愿走医保；还有人就诊时不用实名，怕被单位知道。

“包括我们医务工作者自己都存在误区。”王刚说，他曾给一个同行下过抑郁症诊断，对方拿着诊断书，当场号啕大哭。

是吃药，还是看心理医生

“到我们这儿看病的人，一半以上在来之前找过心理医生。”在王刚看来，这很好理解。首先，找心理医生显得高雅些，患者自己感觉上也舒服些；其次，不会被打上进“精神病院”的标签。“但我国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的队伍大部分人没有医学背景，更没有精神科的专业背景。他们很难区分咨询者有病还是没病。我们给他们心理医生的资质，目的不是让他们诊断疾病，他们的服务对象应该是正常人，是生活中遇到一些心理困扰的人。我相信心理咨询师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先天知识结构缺陷，容易出现误诊误治。”

“国外认为，心理治疗是抑郁症治疗的辅助手段，如果单独使用，只适用于轻度抑郁。到中重度，一定是药物治疗为主。而且不管是轻度还是重度，抑郁症都要有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我个人觉得，一旦明确诊断抑郁症，应该强调的是综合治疗，除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外，甚至需要其他科室加入。”王刚认为。

抗抑郁药物问世于上世纪50年代，它们被广泛用于治疗重性抑郁，同时也对心境恶劣障碍和双相障碍有治疗作用。

从全国范围看，预计到2020年，就疾病负担（GBD）而言，抑郁症将成为继心脏血管病后的第二大疾病。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数目则超过两亿。因抑郁症的各种消耗，全世界每年损失2%—5%的产值。全球处方量最多的10种药品中，抗抑郁药占3种。

但显然，用药也存在一定风险。几乎所有抗抑郁药物在发挥作用前都存在一至四周的滞后期。走投无路的病人在寻求帮助时，往往被告知他们要等上几周症状才会改善。这好比一条小鱼不幸跌落在风吹日晒的石板路上，但那些答应营救的路人却说：耐心等吧，等我们引水来救你。可往往还没等他们引来水，小鱼已经被晒成了鱼干。

在治疗方式上，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有着不同看法。她认为，抑郁症患者并不是只有用药一种方法，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也可以，但必须是正规、系统的心理治疗。“心理医生不是我告诉你要做什么，而是我引导你做什么，然后由你自己一步步去做。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重度抑郁症也可以接受单纯心理治疗，由此来改变神经递质。当然，在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医生的情况下，坚持用药也是很好的选择。”

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忧郁》一书中详细描写了他寻找心理医生的过程。在换了十几个心理医生后，他得出结论，“不要找令你嫌恶的治疗师，不管他的医术有多好，只要你讨厌他，就不会有效果。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医生还聪明，并不一定是你错：拿到精神病学或心理学学位，并不代表这个人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