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档案拍卖争议调查

梁启超不知道，他感情深厚的二弟梁启勋，在北平沦陷后会为日本人做事；他也不知道，他所乐见的梁氏大家庭会因此事而破裂；他更不知道，年老的梁启勋为兄长的信札认认真真一页一页编号粘贴时，是怎样的心情。当然，他更不会知道，梁启勋精心保存的兄长的信札、手稿、藏书等物，马上要被换成钱了，而且打着其兄长梁启超的旗号。

9月17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召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出现于今年12月5日到7日的匡时秋拍。北京匡时还与中华书局、清华大学签署合同，将定于11月前就拍品举行以“梁启超与现代中国”为主题的出版与展览。

在匡时提供的资料中，拍品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及梁启超使用过的家具等共计950件物品。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在发布会上表示，梁氏档案拍卖将不会采取整体拍卖的形式，而是根据类别分成100到200个标的，总底价是5000万元。事后有业内人士评估，拍卖价可能超1亿元。

发布会有梁启勋外孙孙军出席，他介绍了“南长街54号”的相关情况。在孙军及匡时的描述中，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共同居所，甚至为“梁启超在北京事实上的故居”。

10月8日，梁启超的直系亲属却委托媒体就此事发表声明，称梁启超逝世后，其后人已遵照遗训，将藏书、信札、手稿等捐献国家图书馆及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这次以“梁氏后人”为重要宣传点的拍卖，令他们感到蒙受委屈。声明指出，南长街54号为梁启勋故居，而非梁启超故居。声明上签名的人，包括梁思礼（梁启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

那么，这次拍卖到底是谁的物品？为何梁家人会有不同表述？匡时拍卖公司又有何解释？一场拍卖竟牵扯出纷繁的家族往事。

“梁家人该捐的都捐了”

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知道“南长街54号”的“梁启超档案”要拍卖的事情，是在新闻出来的几日后，一个朋友跟她开玩笑：“听说你们家要发财了。”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的并不止那位朋友一人。1997年，梁家后代将梁启超400多件书信手稿捐献给第一历史博物馆，当时参与捐赠仪式的一位在场者也联系了吴荔明：“你们家还有那么多东西啊？”

“我们家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凑不出这么多件东西。”吴荔明回忆她看到报道的第一反应，“梁家人该捐的都捐了，公公的纪念品我们各自有一些，但是用于珍藏，绝对不会拿去变卖的。”

身在一个传奇家族，梁启超的儿孙辈却尽可能少地与媒体接触。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梁思礼是梁家第二代惟一一位在世者，现已88岁。《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的作者吴荔明表示，舅舅对有关梁家的采访一般能推则推，但这次主动要求出面澄清，因为有一条底线被触犯：拍卖。

生于广东农村，虽是耕读之家，年少时的梁启超也得面临“欲购一潮州刻本之《汉书》而力不逮”的窘境。一方面深知借书之难，一方面致力开启民智，他生前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身体力行者，身后则将其收藏捐赠“以供众览”。

梁启超的后人一直恪守其遗训。1930年2月，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遵父遗嘱，主动将天津饮冰室的藏书、碑帖石刻、墨迹手稿与私人信札“永久寄存”于北平图书馆（解放后改名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仅天津饮冰室的藏书中，刻本、抄本便有3470种41819册，其中不乏珍本孤本。一并捐献的还有1284件自商代至民国的碑帖拓本，在《中国书法大辞典》中收录的中国历代碑刻中，梁启超饮冰室所藏拓本占其半数，其中包括颜真卿的《争座位帖》。

对于这位近代思想家，天下公器重于個人爱好。梁启超上世纪20年代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创办松坡图书馆，后来并入北平图书馆，梁启超生前所使用的书桌文具等一并捐给北平图书馆。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后，专辟“梁氏纪念室”，陈列梁启超生前所用书桌文具及其金石书画等。1954年，为配合北京图书馆善本名家文库的建设，梁启超长女梁思顺（令娴）捐赠了三大箱梁启超文稿手迹及其他墨迹。梁启超生前笔耕不辍，著述1400余万字。这批捐献的手稿不仅包括了收入在《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

即便在改革开放后，梁氏直系后代还是坚持捐赠国家机构的方式。1997年，梁启超子女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向第一历史博物馆捐献了1903到1928年间的梁启超书信，共14册，416件，不仅包括与历史人物杨度、段祺瑞、蔡锷、张君劢等的通信，也有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大量家书。

2005年，吴荔明还向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捐赠外公当年收藏的一锭贡墨。“即便是这些小纪念品，也捐得七七八八了。”吴荔明说。

被梁启超昵称为“老白鼻”的幼子梁思礼，展示了他仅有的三件梁启超遗物：“一幅字本来是思忠的，但思忠早逝，后来就给了我了。另有一支饮冰室的毛笔。还有一幅画，其实是别人的，只是父亲在上面题了字，也就算一件了。”

“南长街54号是梁启勋家”

“我们不想影响他们拍卖，但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实，要说明的是：南长街54号并不是梁启超故居。”在北京西三环的寓所里，梁思礼对记者表态。

在匡时公司的资料中，“南长街54号”被描述成梁氏兄弟共同的故居：1912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梁启勋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在北京忙碌的工作中，他们亟待要觅得一处蔽身之所，几经辗转，最后选定了‘南长街54号。”兄弟俩共同出资、共同营筑，“梁氏两个大家庭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阴”。

事实上，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流亡自日本回国后，在选择京津居所时并非没有犹豫，反而梁启勋极力劝阻他在北京定居。1912年10月24日，进京应酬了4天的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提到：“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攻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矣。” 11月1日返回天津，又给梁思顺写信称：“吾极喜欢北京房子，汝叔始终攻击。谓一返天津，如登天堂，吾不谓然。然吾实不能居京，居京则卖身于宾客而已。”

《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介绍，梁启超回国之初租住在天津日租界荣街，后搬到德租界。1914年他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买了近4亩地，1915年建成前后两栋寓所，在其南侧的书斋饮冰室则要到1925年才建成。

北平（北京）图书馆在1930年与1954年两次前往梁宅接收梁启超藏书、手稿时，接收地点分别是“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及“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前者即饮冰室，后者即王夫人（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解放后在北京的住处。

公认的梁启超故居，除了天津一处，另一处在其出生地广东新会。至于梁启超在北京的“挂牌”故居：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大姐梁思顺所购置，他小时候常去玩。但1929年即去世的梁启超显然未曾住过。

有史可稽的梁启超在北京的住处，一是在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的团城。吴荔明听其母梁思庄回忆，小时候曾在团城上骑小自行车。而另一处，则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教工宿舍。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回忆，他当时觉得自己的家就是清华，但父亲确实会在周末的时候，带他去南长街54号梁启勋家。“南长街54号当时确实是梁启超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但是不能就因此说是故居吧，毕竟那是梁启勋的家，跟走亲戚一样。我去亲戚家里住了两天，就能说这是我的故居吗？”梁思礼说。

在梁启超对长女事靡巨细一一报备的书信里，并没有见到对南长街54号“共同出资”、“共同营筑”的记载。在梁启勋外孙孙军的描述中，当时南长街的地段并没有那么值钱，梁启勋分三次买了地开始建房。而另一位梁启勋的孙辈听来的说法是：梁启勋当年购地建房时，梁启超作为兄长曾出钱资助。而当梁启勋要还钱时，梁启超说：“不用还了，我也要住。”

“梁启超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是不分的，不光是跟梁启勋，跟其他兄弟姐妹、小辈，乃至夫人娘家的一些人，都是在他身边，靠他生活的。梁启超是长子，他父亲去世后，亲戚生活没着落都会找他。”解玺璋说。

梁启超去世后，梁家经济转困，天津的王夫人卖掉了原来的寓所，住在饮冰室。1950年，因为想念都在北京的儿孙辈，她将所余书籍捐献，将饮冰室卖了约合3000匹布的价格，购置了西单手帕胡同一处小四合院。吴荔明认为，如果“南长街54号”真的跟梁启超家有关，那么王夫人迁居北京就不必那么折腾，“我们那时候每周末说去婆婆家，指的就是手帕胡同，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公公在南长街54号还有房子”。

“梁启超基本还是住在天津，在清华讲课的两年，是比较集中住在北京的时候，平时住教工宿舍，进城的时候住在南长街54号。这些都有很多书信、记录可以证明。资料显示，房子是梁启勋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北京大学教授、梁启超研究者夏晓虹认为，房子不是梁启超购买并日常居住，因此不能称作故居。

“兄弟二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两家断交”

梁启超与梁启勋兄弟感情甚笃。梁启超流亡海外时，梁启勋负责护送其家人去日本。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时，因梁启超正生病，在中国同时举办的文定礼，便在南长街54号由梁启勋主持。梁启超的正室李夫人去世时，梁启勋负责操办墓地，在条件艰苦的香山上待了两个月。

“梁启勋是梁启超同父同母的弟弟，梁启超活着时，他们两家关系非常好。梁启超会要求他的儿女每个人都给梁启勋写信，梁思顺有次一个月没写，梁启超就写信给梁思顺催她给二叔写信，说二叔老问你。”解玺璋说。

但这种家族情感在梁启超过世的八年后结束。1937年12月，留在北平的梁启勋出任伪中華民国临时政府外汇局调查室主任，调查日伪各银号经营情况和市面金融动态。其婿杨正彦在2010年发表的《梁启超的纪念馆应当设在哪》中，并没有将这段历史隐去：“日伪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给了他（梁启勋）一个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虚职，报酬有限，不得不把大部分的房子租出去，靠这笔收入维持生计。”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从大后方回来，就率领兄弟姐妹跟梁启勋断交了。”吴荔明回忆。

在这次拍卖的宣传中，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长街54号”担任了秘密基地和庇护所的功能。但梁思萃表示，南长街54号确实帮助过学生转移去解放区，但具体负责的，并不是梁启勋，而是他的儿女们。解放前夕，梁思萃在北大上学，当时她有3个同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她考虑到南长街54号“深宅大院，便于隐藏”，便跟梁启勋的女儿梁思明提出能否帮助转移。“那是1948年8月，我二伯在圆明园避暑不知情。这件事是思明接手的。他的儿女们确实做了很多贡献，这些都是事实。”

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回应

“事先并未想到会引发梁启超后人的不满”

许荻晔/ 文

记者：为何将“南长街54号”宣传为梁启超事实上的故居？

董国强：名人故居应该由谁来定、怎么定，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思考。到底是家属、专家还是国家有关部门说了算？我们说南长街54号应该可以算作梁启超事实上的故居，首先依据的是梁启勋后人的回忆，据说梁启超在这里居住过比较长的时间。而这一点在梁启超的一些书信、记录中也有所体现。我们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如果梁启超在一个地方居住了较长时间，这个地方该不该算是他的故居？而且我们了解到，这地方正面临拆迁。

目前梁启超在北京的故居定在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但梁启超并没有住过，梁启超的后人和一些专家也认为这个故居确认得有点草率。相比东城区的故居，我觉得南长街显然更有资格作为故居。衡量一个人住过的地方能不能定为故居，我觉得相较时间长短，更要考虑他的历史地位。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他住过的地方应当受到重视。

出于对梁启超的崇拜，我们非常希望南长街54号能定为梁启超故居，毕竟这么伟大的人物，确实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当然他的家属也可以认为这个地方不是故居，或者说必须有产权才是故居。我们希望这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探讨。希望梁家后人不要曲解我们的好意、善意。

记者：梁启超家人可能认为匡时的宣传美化了梁启勋以及南长街54号的历史。

董国强：其实在宣传中，没有对梁启勋做过多评价。在梁启超给梁启勋的信当中可以看出，兄弟两人的感情很好，梁启勋确实给予梁启超很多帮助。至于说抗战时梁启勋为日本做事，有人说他是汉奸，这是另外一回事。汉奸怎么认定，其实跟故居怎么认定一样，并不是简单的一两个人说了算的。

这次拍卖，希望能把对梁启勋的了解更丰富一些。希望通过这批东西还原一下梁启勋，还原历史人物并没有错，还原并不意味着就是美化和歌颂。如果能通过挖掘这次拍卖的资料，让更多人关注和了解梁启超，进一步光大，不是好事吗？所以，我们联合中华书局将这批资料出版，同时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研讨会和展览，目的都是为了弘扬梁任公的精神。

记者：梁家人是遵照梁启超的遗训进行捐献的，对于“梁家后人”拍卖“梁启超档案”的说法，他们情感上难以接受。

董国强：我十分理解梁任公后人的感受，所以，在我们对外发的稿件中，是特别注明“梁启勋后人”的，但是媒体的用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很多时候他们就简化成了梁氏后人，乃至有的不了解梁启勋的直接将梁启勋写成梁启超。但深究的话，梁启勋的后人确实也是梁氏后人，这种表述也不能说不对。

记者：梁启超的后人也否认了“两个大家庭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十余年的光阴”这样的说法。

董国强：在过去我们没有了解到梁启超后人的意见之前，我们所依据的仅仅是梁启勋后人的陈述。根据对他的采访，我们只是简单做了一个视频。将来还要做一个更为详细的片子，也会参考梁任公后人的意见进行修改。

梁启勋后人已经是第三代了，从他听长辈回忆，到自己回忆，口述与事实也许会有出入。有些事情是始料不及的，比如我们并不了解两家后人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作为我们来讲，始终认为弘扬梁任公是好事，但家属不满意，这个我挺意外的。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拍品中的家具、物品等到底是梁启超还是梁启勋使用的？

董国强：现在在跟委托方沟通。因为委托方确实说这些东西都是梁启超使用的，现在既然梁启超后人本身有不满，我们需要更加慎重。现在主要是书桌、拐杖等一些家具、物品可能会引起争议，我们也希望委托方出示梁启超确实使用过的证据，我们并不希望拍卖处在争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