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冲突与主奴关系
——从《三十而立》看代际矛盾中秩序与自由的张力

张川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父子冲突与主奴关系
——从《三十而立》看代际矛盾中秩序与自由的张力

张川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中国文化重父权的特点，使以“父子冲突”为主的代际关系呈现“主奴关系”的实质，其间充满了守秩序与争自由两种诉求的背反张力，特定的社会人格的形成，需要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认同和涵养，在代际关系中表现为代表秩序一方的“严父”的督责，现代社会却视追求“自由”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这种矛盾在《三十而立》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现，沿小说叙事的脉络，可以深入剖析矛盾的文化渊源，揭示了现代个体健全人格确立的真正含义和路径。

父子冲突；主奴关系；《三十而立》；王小波；秩序；自由

一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重亲权、重父权的文化，代际的“和合”建立在子对父的绝对服从上，子要“肖”其父，并满足父亲的一切愿望和要求，任何不恭和背叛、反抗都会被扣上“不孝”的帽子，甚至会被治忤逆之罪。父对子一般视之为“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甚或是一种“储蓄”，所以，要求子女有“出息”，以便更多更好地回报（包括物质满足和虚荣心之类的精神满足）于己。

在父母看来，子女的最佳人生是对自己人生或自己认为的理想人生的“拷贝”和“克隆”，为达到此最佳人生，父母或施以情感的笼络和教化、感化，或施以棍棒的责罚，恩威并重，务使子女听命于己，才算完成为人父母的使命，才算未蹈“养不教，父之过”的角色覆辙。然而，这种“肖”与“孝”的教养方式和目的恰恰违背了人类生命发展、进化的要求，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中国文化却奉行“逆退”、“杀子”的原则，表现为：“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1]42“长者本位”的设定很难造就“觉醒的父母”，很难产生以“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为己任和本色的父母，很难见到父母对子女尽到“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的伦理义务。那种理想的父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41——至今仍戴着理想的光环，人们对“他”的认同大抵停留在口头上，落到实处，则不免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形形色色的变形，此中关键，在于中国人很难变父子之间伦理和权力的垂直关系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之间的对等、平行关系。

在《三十而立》中，王二的母亲介于蒙昧的传统的父母与觉醒的开明的父母之间，父亲则更接近前者，他们与王二的矛盾越来越表现为对待“代沟”的截然相反的态度，父母企图阻止王二精神上的“断奶”，永远将之置于关爱的羽翼和监管的控制之下，以“子”向“父”的归顺掩饰和弥平“代沟”，而王二希冀用敷衍含糊、阳奉阴违的态度和办法拓宽“代沟”，以隔断母亲的关爱和父亲的打骂对自我主体建构的消极影响，他不寄望于父亲的“觉醒”和新生、去为子辈背负“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而只想割断“脐带”，不受限制和牵制地自寻成长之路，也即在“不许离”的父母面前选择义无反顾地“离开”。这更接近西方人“断裂——分离——个体化”的成长方式，“使个人脱离人生早期的依附状态，以便及早地培养全面掌握一己人生的自我组织的力量”。从而避免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悲剧：“只要年长者一息尚存，年轻的一代就几乎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这些承受着铁一般强硬压力的人，头脑被束缚了，有益的变化和发展也被阻碍了。”[2]138

王二父子的关系特征首先表现为，生命的繁衍本身失去了庄重和神圣的特性，化为一桩闹剧和笑谈，这为王二的人生命运打下了颇为尴尬的基调。王二的出生对父母而言，完全是一次意外，甚至是“事故”，“他们用的那个避孕套（还是日本时期的旧货，经过很多次清洗、晾干、扑上滑石粉）破了，把我漏了出来。”继而“拿凉水冲洗了一番”，不但没有把王二扼杀于萌芽状态，反倒使他时常做“发大水”的“噩梦”，因早产两个月，放在老式的“早产儿保温箱”里，差点被粗心的护士烫死，若干年后还被熟知其底细的人们戏称为“烫不死的小老鼠”。这些描述说明：王二的生命是在偶然、漠然和茫然的氛围中获得，并在一种“忽略”的“自由”中蓦然长大，在其“成人”的关口，不期然碰到了至为严密刻板的“关注”。

日渐长大的王二不断惹麻烦，以其“后进”成了追求上进的同学借以表现自己的“稳定的好事来源”，这也成为父亲对他施以棍棒惩戒的口实。王二的父亲颇似苏珊·福华德所谓的“有毒的父母”，这类父母“倾向于将反抗或个体差异看成人身攻击。他们通过强化子女的依赖性和无助性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不是促进子女健康发展，而是下意识地暗中破坏这种发展；他们经常自以为是在为子女的最大利益而行事。”[3]137他们常常扮演的是“控制者”及“言语和肉体施虐者”。尽管优势占尽，与顽劣异常、诡计多端的儿子相比，王二的父亲总是显得招数有限、外强中干，他教子的办法主要诉诸武力，“严刑拷打”，“鸡毛掸子一买一打”，甚至将王二的耳朵改造成了“起重机的吊钩”，却不能改变他的脾性和内心——哪怕是一丝一毫。老来仍放不下父教尊严，且更加好为人（子）师，以“现身说法”——求学时永远高居头名的“光荣历史”——炫耀自己、苛责儿子，胡编数学题目迫儿子求解，解不出正好证明了儿子的“一文不值”，而“一文不值”的儿子没有理由拒绝父亲的训诫。王二对他这种施虐式的为父之道反感至极，称之为“痰气”发作，避之尤恐不及。以理想的父亲对待子女的三原则——“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来考评王二之父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徒劳的，尽管他接受的是完全西式的教育，而且成绩绝佳，但他坚持“父为子纲”的信念和父子关系定位，这决定了他的“为父之道”倒向“三原则”的反面，尤其“完全的解放”在他那里成了最犯忌讳的论调，他不断对儿子自求解放的努力施以惩戒和设置障碍。在王二父子身上，看不到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反而与猫鼠的天敌关系颇为神似，他们之间似乎永远难以摆脱内在的对立和紧张，王二拒绝像舜一样在父不慈、母不爱、弟不恭的前提下依然选择做孝顺的儿子、友善的兄长，以维持家庭的完整、和合，维系伦常秩序的合法性和正常运转，也拒绝像高觉新们一样在不完全认同这一伦常建构的前提下依然无保留地接受它对个人的宰制。王二这个“不肖子”揭露并质疑了父子伦理“非人”、“杀子”的弊病，且以一种义无反顾地自行其是的逆子强势翻转了文学史上的“弱子”形象。

二

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西方人一般不把子女视为自己的私产，而认为子女是“上帝暂时寄托在我们这里的”，所以，父对子不具绝对和永久的权威，子对父不必绝对顺从和依赖，两代之间的“监护/被监护”的关系在子女成年后即告结束，变成平等的个体对个体的关系，而且由于年轻一代渴望独立、彰显自我的倾向如此强烈，两代之间的关联和亲情变得十分淡漠，甚至形同路人，与被传统观念“绑”在一起而貌合神离的中国人的代际情感状态有殊途同归的趋向，但前者强调了断裂式的个体成长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个人本位与幼者本位给生生不息的人类预留出无限的变动不居、万象更新的空间。《圣经·以弗所书》借保罗之口宣谕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可见，受基督教文化浸染的西方家庭成员关系（包括夫妻和代际关系）是双向的——责权平等、情感对等，它没有“三纲五常”制约下的稳固的上下尊卑等级，每个个体在“主”面前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争取救赎的权利和机会。所以，它支持代际之间的“断裂”，建构了“个人本位”的成长模式和生存法则。中国的伦理虽也讲究“父慈子孝”，但一经“父为子纲”的笼罩和制约，所谓的平等、双向关系便为父权专制所替代了。而且，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信仰，没有类似基督教的“主”的至高认同，如果欲寻一差堪比拟的参照物的话，大概只有父权制的“（祖）宗法（度）”与之最具价值地位的相似性。显而易见，王二的“弃父”行为在理念上与西方接近，当然，他认同和强调的是个人主体的确立和张扬，而非摆脱生身之“父”的束缚的同时，去寻求一个更大的抽象的“父”——无论是依托此岸的作为权力象征的“国父”，还是皈依彼岸的宗教意义上的“天父”。但由于中国家庭与社会同构的现实，使他摆脱任何意义上的“父亲”——“在上者”——都十分困难和无法彻底，因此，家庭内外的“父子冲突”构成一种相互印证和加强的个人困境。

如果说，王二遭遇的父子冲突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是一个普遍和常态的现象，那么，不难发现，很多儿子选择与母亲结成联盟，来化解这种力量悬殊的冲突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和伤害。他们常常避免陷入与父亲剑拔弩张的对峙僵局，躲在母亲身后，使之凭借亲情充当冲突的减震器。这种曲线救己的办法虽有很大功效，却不免使儿子落入母亲的“怀柔”之网，母亲的温情关爱往往是较父亲的“大棒”更具杀伤力的软暴力，“长不大”的儿子在“不许离”的深渊中愈陷愈深，终至沉沦。王蒙《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诚便是这样的悲剧人物——在母系长辈的怂恿、教唆下染上吸食鸦片的嗜好，从此自我了断了探寻、开拓“外面世界”的志向和能力。王二与母亲的接近更多出于“利用”的机心，而非观念上的认同，他选择的依然是“断裂”——并非离断母子之情，而是斩断亲情对自己的缠绕和束缚，也即，“我也爱我妈，甚至比爱老婆还甚。但是我一定要证明，我和她期望的有所不同。”[4]99

王二的母亲较之其父有开明之处，她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强行使儿子向这个中心看齐，而是保持与时俱进的心态，努力跟踪儿子的变化，甚至不惜采取令王二深以为苦的贴身紧逼的战术。比如，她有一个长达20年的“积习”——定期与儿子讲“悄悄话”，内容之广，甚至涉及儿子内裤上的“问题”，这种不设限、不设防的关心令王二手足无措、尴尬莫名、不堪重负，母亲却不作冒犯儿子隐私之想，反有一种光明正大履行人母职责的坦然，为此，想方设法“侦察”，变本加厉窥伺，包括王二与小转铃恋爱的细节以及他写给恋人的情诗，都在母亲掌握之列。这种类似恢恢天网的密集追踪，把王二变成了“褪毛的鸡”——“连个遮屁眼的东西都没有了”。虽然母亲对儿子充满赞许，鼓励有加，甚至对小转铃说出“人生是一条寂寞的路，要有一本有趣的书来消磨旅途”这样难得的聪明话，认定王二正是一本“有趣的书”，并指导小转铃“这种书只有拿性爱做钥匙才能打得开”，但她只能扮演“异己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始终无法深入儿子“自我持存”的腹地，皆因她在尽显自己风采不减当年的人格魅力时，却完全忽略了儿子希望成为一个“独立单元”的感受，所以，王二自称最终弃小转铃而娶二妞子，“多少有点和我妈抬杠的意思”，这是逆反心理的极端表现，其最大的目的是谋求与上一代的主宰暴力彻底脱离干系。在王小波的另一篇小说《似水流年》中，我们看到的是对王二的青春期性冲动严防死守的一对团结协作的父母，寻求父（母）子之间上下和从属关系的“断裂”是子辈拒绝被阉割的唯一办法，在王二看来，非如此不足以摆脱牵制，非如此不足以确立自我，只有首先从视儿女为傀儡和玩偶、财产和工具的父母那里挣脱出来，才算争得了建构自我的机会。

三

从上述的具体分析中不难发现，王二置身于由父、母、子所组成的核心家庭的三角结构中，但三个顶点并不具备几何学意义上稳固支撑的作用，最为明显的是，作为夫妻的父母是徒具婚姻契约并据此履行家庭义务的一个非常松散、脆弱、充满罅隙的二人共同体，他们之间缺乏情感、观念的契洽，导致共同担负对子女的社会抚育任务时，暴露分歧乃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应该说，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矛盾弥散在日常生活中，且随灭随生，属司空见惯的婚姻生活常景，但如果没有情感在其间充当粘合剂和润滑剂，在夫妇双方分工不明、合作受阻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如同王二父母那样的争夺抚育权的大战，一般情况下，这会在子代人格形成中造成认同混乱和情感压抑等负面影响，不过，王二所取的双重拒绝的意向不仅规避了负面影响，而且使父母的矛盾变成了可能为子代利用的突破口。但这个可资穿越的“突破口”至为狭小，还不足以使王二顺利脱身，因为在父母的矛盾之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执行双系抚育的社会义务时的共同原则，他们代表了文化、权力、社会规则等个体被抛入此世之前久已生成且至坚至大的外部总体环境的要求，对子代进行以权力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要求为准绳的强化训练、矫正疗治和监管控制，使“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的子代能够在正式、完全地进入社会继替和竞争之前受到尽可能充分有效的适应性训练。父母和家庭一方面充当了新个体与文化、环境等“不相谋和”之矛盾的调解者，起到了缓冲、减压、庇护子代的作用，应该说，无论父亲的“施暴”还是母亲的“怀柔”都首先包含了、传达着对王二的爱，这种爱是人类情感本能和社会义务要求在父（母）子关系中的双重体现，另一方面，或说更为显性和常态的表现是，由于父母是被派定“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于社会的本性”的人，“因之生物和社会的冲突一化而为施教者和被教者之间的冲突，再化而为亲子间的冲突。”[5]142更由于父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子女视为自我的一部分、自我的延伸或一个有着新的起始和选择机会的自我，他们在施教过程中必然存在将被现实蹂躏而不得实现的理想自我转嫁到孩子身上的强烈冲动，亲子之爱在文化这副沉重的“担子”之上又加了一笔无法清数的分量，这些都是对子代个体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构成压迫的因素，而且任何一笔负担都可能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在“生物个体的断隔”和“社会文化的绵续”这一矛盾中，几乎所有的文化和社会制度都作出了以后者为核心和旨归的选择，然而，在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对个体价值认识的差异和分歧，仍然呈现并左右着不同文化程序中的个体命运及其在文化绵续中的作用。中国文化以伦理秩序建构的“和合”、“不许离”、“去分化”、“反断裂”的核心原则，所赋予施教者和“在上者”的绝对权力，社会性断乳的不彻底，等等，其利弊在王二身上得到显影。故而，伸张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合法性和权利要求在这一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背景下显得尤为正当和迫切。

在家庭这个社会抚育的实施基地和适应秩序要求的新个体的养成所，家长意志是权力意志在社会细胞中的化身，父母身处社会和新个体之间，兼有被教化者和教化者的双重身份和职能，作为已成的被教化者，他们处于客体地位，即使兼任教化者，也主要充当助推文化传承和社会运转的渠道和接力媒介，其工具化的职能价值不仅使其残存的主体自为成分几乎丧失殆尽，而且在繁殖生物个体的同时也繁衍了文化和社会秩序的规范。代际伦理对子代（新个体）的束缚在整个社会文化的秩序架构和权力结构中是一个基本模式，亲子冲突是个体与社会文化冲突的最初和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这种关系模式和冲突模式稍加变异、不断推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形成捆绑个体的天罗地网，同时复制的还有“怀柔——施暴”、“礼乐——刑政”、“胡萝卜——大棒”等管理和奖惩方式。

纵观王小波的文学创作，不断出现已符号化的“类父”、“类母”形象，构成一个“在上者”（“领导上”）系列，其社会身份以政府各种职能部门的官员和职员为主，通常以师/生、医/患、警/犯等关系出现，在扩大化的一国之家中，前者充当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父母，即，抽象的监管职责所落实的每一具体的社会“角色”，他们不仅仅是，或说不主要是某一生命个体，而更接近于负载某种职能的“符号”。这一带有“家族相似性”的人物群落十分庞大、驳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角落，包括《黄金时代》中的“军代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以“莫须有”的受害者身份对王二实施长时间死缠烂打的老鲁，将王二置于类似主仆关系的“帮教/被帮教”关系的X海鹰，《白银时代》中的女上司“克”及主人公所写小说《师生恋》中的热力学老师、埃及女王克利奥佩屈拉，《未来世界》中定期对“舅舅”的小说进行审阅的F，对“写手”们实施鞭刑的小姑娘，《2010》中患有“数盲症”的领导，《2015》及其他“反面乌托邦”小说中在碱场司职监督犯人的女“管教”们，《黑铁时代》和《黑铁公寓》中的公寓老板和训导员，《东宫·西宫》中的警察，《红拂夜奔》中的公差和官军，《寻找无双》中的狱吏、刽子手、官媒，《万寿寺》中向薛嵩不断灌输和强化“建功立业”思想的老妓女，等等，作为权力结构——不论是拥有支配权和裁决权的统治者还是自诩掌握话语权的卫道者——“在上者”，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或依靠政治和伦理等地位、角色的支持，或倚恃主流政治和道德话语的先在正确性。一些细节突出了一组组“父（母）子关系”的趋于极端的“统治/屈从”关系实质，带有鲜明的主奴关系特征，如X海鹰命令王二作她的贴身随从——时刻跑步追随并俯首贴耳听命于她，女管教们对犯人的所作所为类似《白银时代》中虚构的埃及女王随意处置其手下臣民，“黑铁系列”小说中更是充斥着以捆绑和鞭笞为标志的类似主奴角色设置的虐恋表演。小说的很大一部分叙事动力和情节张力来源于这种上下关系既依存又对立的回环复沓和推衍变异，在控制与反控制的谐谑叙事中，暴露控制者的虚伪和虚弱，呈现这种以控制为主的体制与人际关系的专制性和反生命的特征。

勿庸置疑，王小波把“在上者”的干涉视为个体成长的障碍和羁绊，是需要摆脱和克服的异己力量，但这种斗争的目的——所谓长大成人的标志——与其说是针对“二元关系”中相对于对立面的胜利，毋宁说是对“二元关系”本身的质疑、批判和解构、超越。幼者、子辈、“在下者”抗争的目的并非权力角色的倒置，由“在下者”翻为“在上者”，从“受虐”的劣势变为“施虐”的强势，而是从设定的种种二元关系中脱出，力行对“关系”本身的改写、改良、改善，即，寻求和提供全新的建基于个体自主与自为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支持，应该说，主奴关系和专制统治的解脱对双方而言都意味着自由，这是个体自觉所争取的结果，是争取个体自由的前提，是“成为自己”的先决条件，是探寻自我“存在密码”的起点。

四

主/奴、上/下、统治/被统治等关系的脱落涉及到主体确立和相互承认以及主体间关系的意义重大的变革，因为，“自我意义不在于抽象的自我或自我意识，而是具体的主体间的冲突关系中确立下来的客观性。这意味着自我必须被另一个同样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承认。自我意识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够被把握。”[6]109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阐明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辩证法”，他指出，存在“自我的”和“对象的”两个“自我意识”，并借后者强调了“自我意识间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承认”和“为承认的斗争”。

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框架内，“人的真正满足”无法实现，其原因在于：

“只要主人与奴隶对立，只要有统治和奴役，特殊和普遍的综合就不可能实现，人的存在就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不仅仅是因为奴隶没有普遍地得到承认，也不仅仅是因为主人自己没有得到真正的普遍承认，由于他不承认一部分承认他的人——奴隶。这种综合之所以是不可能的，是因为主人仅仅能够实现和要别人承认在人身上的普遍因素，而奴隶却把他的存在归结为一种纯粹特殊的价值。”[7]218因之，“本义上的人，自由地创造历史的是个体，是奴隶，而不是主人。”[7]681故而，上述权力专制的等级关系如果不能变为相互承认的平行、平等关系，关系双方都不会成为主体自为的存在，不会拥有真正的和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更不会变成“超越了狭隘的自我意识的‘概念的实体’”，而且，自我意识更为薄弱尤需拯救的反在“在上者”，即“主人”一方。“主人”的悲剧性在于他是由自己所不承认的人承认的，因此他所赢得的承认是毫无价值的，“主人”不能脱离这种以主奴关系界定的生活世界，“奴隶”却可以凭借创造性劳动超越给定的世界并改造自己及其与他者的关系，因此，主奴关系造成的奴役现实所实现的是奴隶意志，而非主人意志，这一点决定了胜败的最终结局。在超越和改造的过程中，权力秩序作为维护和加强这种主奴关系的制度和结构力量，属扬弃它的阻力，自然就站在了自我意识和自我确立的对立面，成为反抗的对象。自由和秩序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个体自我争取其存在合法性和相应权利的斗争，其中，“奴隶”是动力来源和斗争主力，他以对“主人”的背叛和逃离，以双方关系的改写，导向主体建构的诉求和实现。对王小波笔下的王二等人物而言，无论是“苛责”的父母，还是咄咄逼人的“在上者”，都存在此类相互承认和追求自由的主奴困境，王二们摆脱主奴关系、自寻出路的努力，不仅使“主人”的身份界定变得可疑和岌岌可危，更将后者的“自我确证”推入复杂和困难的境地。

当然，关系的解构并非取消主奴名分这么简单，要在改变其背后的支持力量——由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共构的秩序。这是“子”和“奴隶”的自救以及“子”对“父（母）”的拯救、“奴隶”对“主人”的改写的关键所在。“父子冲突”及其投射于“家”之外的种种冲突，就其本质而言，体现了个体的自由意志与群体的秩序规范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由于个体及其自由意志深植于群体长期形成的文化和权力秩序中，后者对个体的包裹一方面不乏建设性的因素，是安全的保障和滋养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规范和束缚，这种规范的束缚性常常是内在的和隐性的，它如清朝八旗子弟所玩的匏器，让葫芦依着模子长成四方、八角的样子，外壳的图案也是事先在模子上抠出，使之随葫芦的成长嵌进肉里，得其浑然天成的效果，而不必事倍功半地斧凿刀刻，作为“葫芦”的“常人”是感觉不到“规范”这个至大而无形的“模子”的，只有理性和感性都很发达的个体，也即主体意识觉醒的个体才会察知和反思这种束缚，渴望自由的个体必然遭遇卢梭曾经精辟概括的悖论，即，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作为个体之“他者”的群体秩序不仅大于、多于前者，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是一种全包含的关系，个体的反抗既指向“他者”，也指向“自我”，而且永远在包含关系的内部展开。针对“家”之代际伦理和“国”之权力结构施之于个体的束缚，针对这种禁锢自由的秩序，王小波没有选择以取消秩序为目的而与现行体制直接对抗的方式，在他看来，“自由是获得正确发展的机会。正确发展就是朝符合我们理性的理想生活发展。”[8]276那种完全失去秩序约束的自由既无现实可能性，也是十分可怕的。

应该说，强调个体自由和认同群体秩序都有其人类本体意义上的价值和合法性，要在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度”，也即，使对二者的总体控制在其重视程度和分配比例上找到并达到最佳结合点，而这一最佳结合点与特定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变动不居是其常态，它是在畸轻畸重的震荡中力求趋近平衡的，因之，考察个体自由和群体秩序哪个更具实践的迫切性，必须基于对相关现实的实事求是的调查和评估，综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状况，王小波选择强调个体自由以摆脱过于强大的群体秩序束缚，更具现实的合理性和迫切性。

基于自由与秩序既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和互补的关系，王小波在处理种种悖论式冲突时，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个体自由的叙事态度和灵活的斗争策略，这种策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奔逃、挣脱的办法应对强硬的惩罚性教化，用非对抗性的姿态抗拒秩序对个体的俘获；一是通过分化、争取教化者，使其不能很好发挥秩序渗透的媒介和工具效应，这既是对秩序过度束缚的剥离和涤除，也是对更多个体更为有效的救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王小波惯于变初始的教化者/被教化者的关系为爆发了爱欲的两性（或同性）关系，最典型的转变发生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的管教与囚犯身上，女管教总是爱上男犯人，在《似水柔情》这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中则是警察小史最终爱上了因同性性取向和性行为而屡被拘留的阿兰。父（母）子代际关系的亲情则借助对子辈性探索的开明且开放的支持态度（如《三十而立》中王二的母亲）和性禁忌的松动、妥协（如《似水流年》中王二的父母）得以体现，由之，爱欲通过亲情的释放渠道反向改写了亲子冲突中占据伦理秩序主导权的一方。此时，权力秩序藉两性关系来建构和凸显，爱欲所释放的柔韧而连绵的创生能量使种种统治与屈从关系发生变化，彼此近距离的试探、推挡、渗透，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渐次缩小和缓解了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张力，秩序依然健在，但它对个体的刚性笼罩力度却因传输媒介的松垮和松散等趋向于分化和多元化的现实效应而大打折扣，这也是王小波的小说创作着力于以“性”为关键词的爱欲书写的深层动机和深刻意蕴。

[1]鲁迅.鲁迅杂文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刘文飞，刘晓旸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3][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王小波.黄金时代[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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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8][美]查尔斯·诺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Conflict with the master and sla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From thirty to see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ension of order and freedom

ZHANG Chuan-ping

patriarchal Chinese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heavy,so that the“parent-child conflict”base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have shown a“master-slave relationship”the essence of which is fraught with a free two kinds of orderly and fight back against the demands of the tension,specific social personality formation of families in need of this recogni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social cells,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rder represented one of the“strict father”of the Governor's responsibility,modern society has regarded the pursuit of“freedom”as the individual natural rights,such contradiction in the thirty in a nuanced show,this narrative along the novel context,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individual to reveal the true meaning of a sound personality and to establish the path.

father and son conflict;relationship between master and slave;thirty;Wang Xiaobo;order; free

I207.4

A

1009-9530（2012）01-0102-06

2011-10-18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重点课题（201102033）

张川平（1970-），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