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论学习态度与方法

周 桂 钿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在学习上，董仲舒不主张只通一经。他认为只通一经，局限性太大，有些思想难以明白。而且各经有自己的特点，只通一经，就不了解其他四经的特点，同时也不了解这一经的特点。所谓“通一经”也就要打上引号了。是不是越博越好呢？也不是。书太多，学习不过来，负担太重，会产生厌烦情绪。而且，贪多嚼不烂，多则惑，没有思考的时间，死背硬记，不能理解。董仲舒主张以六艺为基本教材，所谓“简六艺以赡养之”，再辅以其他参考书，如《公羊传》等。对此，他说：“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春秋繁露·玉杯》)太博和太节，是两个极端，也是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循此错误倾向，必定会给学习带来伤害。正确的是介于两者之间，博节适度。究竟多少为适度？汉代以六艺为适度，宋明时代以“四书”“五经”为适度。可见这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如何研究，关系极大。汉时一些注经者注一经至百万言，少时入学，皓首才能穷一经。对于一般的学者来说，六经就太多了。所谓博节适度，只是一个原则，如何做到适度，何谓适度，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有一点则是需要肯定的，那就是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因为“学而不思则罔”。

如何思考？董仲舒提出一个连贯法：“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春秋繁露·精华》)。他举例说：鲁僖公在乱世即位，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治内难以正，御外难以正”(《公羊传》鲁僖公元年)，是个贤人。鲁僖公十六年三月，季子卒。以后鲁国乱难不已。到二十六年，派公子遂“如楚乞师”(《公羊传》鲁僖公二十六年)。鲁僖公没有变化而鲁国衰危，原因就是没有季子这样的贤人。鲁国是这样的，别的诸侯国也是这样。天下应该也都是这样。“此之谓连而贯之”(《春秋繁露·精华》)。他从这个连贯中得出结论：天下虽大，古今虽久，有一条共同的规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春秋繁露·精华》)。从此又推出，鲁庄公知季子贤而不能任用，导致国危；宋殇公知孔父贤而不能任用，自身遭弑。知贤不任，国危身弑。董仲舒对此深感痛惜，“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春秋繁露·精华》)。此外，董仲舒还联系《春秋》中的逄丑父代齐顷公赴难，齐桓公执陈国大夫辕涛涂，鲁季子追庆父，吴王阖庐请吴季子任国君 4件事，阐述“贵志”的道理。董仲舒提出“志邪者不待成”“本直者其论轻”两项原则。董仲舒对逄丑父和祭仲的事阐述经与权的关系，以及行权的原则。董仲舒以春秋时代的史事进行联系分析，连而贯之，阐述一些理论问题，既有唯物主义成分，又含辩证因素，颇多合理性，因此，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

学习《春秋》，董仲舒极端强调深入思考。圣人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不认真思考，就不能领会。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在简单的辞的后面包含深刻复杂的意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春秋繁露·竹林》）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有同感，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难为浅见寡闻道之。”（《史记·五帝本纪》）浅见，是思想肤浅；寡闻，指所知古今之事甚少。好学深思与浅见寡闻是相对的。从此可见，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提倡深思好学。如果不好学，那就无法“多连”“博贯”地思考。有的人认为自己素质差，天赋不足，想不到那些复杂的问题。董仲舒引孔子的话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春秋繁露·竹林》）只是没有深入思考，哪有什么达不到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