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

魏本权

（临沂大学文学院，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山东 临沂 276005）

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

魏本权

（临沂大学文学院，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方兴未艾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这一概念转换以及与当下社会语境的关联，是当前文化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但学界对之探究甚少。这里尝试构建适应红色文化研究的概念逻辑，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对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加以研究。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都是以革命为主导理念的文化形态；但红色文化同时还是当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一概念转换是在重新认识革命与革命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发生的，红色教育、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产业开发，是红色文化兴起的主要契机，凸显了当前社会对革命文化的资源属性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后革命时代境遇下革命话语的转型。

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概念史；概念转换

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主题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使中国红色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进入国人视野，推动了近年来的红色文化大众化趋势。红色文化以铺天盖地之势，通过不同媒介得以生产与传播，形成当下中国新的文化景观。红色文化从革命老区走向全国，从革命遗址旧迹走进万千大众的日常生活，并浸入人民群众思想灵魂的深处。唱响红歌、重温红色经典、再造红色经典、反思红色历史、再现红色记忆……，红色俨然成为当前中国主流文化的文化标签。如何认识这一颇为值得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概念史的角度首先厘清：我们为什么从对革命文化的关注转向了对红色文化的关注和利用？在厘清二者内涵的基础上，对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提出粗浅的看法。

一、概念史研究方法与问题的提出

米格尔·卡夫雷拉在《后社会史初探》一书中指出，在研究概念的历史兴起与转型的工作方面，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工具。［1］（P15）所谓“概念史”，主要是研究概念的历史，侧重分析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脉络。［2］概念史的分析方法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在西方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概念史”一词最早见于黑格尔的 《历史哲学》，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二战以后，德国的莱因哈特·科塞勒克等人对“概念史”（德文为Begriffsgeschichte）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科塞勒克曾与维尔纳·孔策、奥托·布伦纳共同主编8卷本巨著 《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奠定了概念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此外，科塞勒克还主编有《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书，并出版英文文集《概念史的实践》。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指出，概念史与观念史不同，概念史研究方法在讨论文本时非常关注“词语”，注意到词语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动态关系。概念来自词语，词语的含义可能是清晰的，而概念则是含混的；当词语凝聚了社会的、政治的经验和意义时，它就变成了概念。［3］（P5）准确地说，概念史的研究与历史语言学的工作相近，不过它更注重语义在时间传承和空间转换过程中的文化背景分析。［4］

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创了英语学界概念史研究范式。昆廷·斯金纳提出用概念寻绎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将“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并特别重视考察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5］（P175）“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他们最终消失。我承认，在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 ”［5］（P180）昆廷·斯金纳将概念与特定历史语境相关联，并特别注重“概念转换”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对本文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概念是“从具体观察得出的抽象观念，作为理论的基本结构元件或元素”。［6］（P119）正是因为概念在学科理论范式中的基础性地位，概念的变迁最直观地反映了新旧理论间的范式转换，理论的发展依赖于对概念的重构。库恩在 《科学革命是什么？》一文中也曾提到，概念的变化往往会成为理论变化的核心，成为科学革命的重要标志，语义的变化之大导致了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因此，我们可以将概念的变迁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角度，从中整理我们的认知进步和前景，这就支持了斯金纳“用概念寻绎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的观点。

昆廷·斯金纳认为，“概念史的研究有两条线索，其一，概念内涵的变化；其二，概念名称的变换。概念史研究的方法在于呈现每一个历史时期动态的、多维的、交错的概念网络，并深入挖掘这些概念变化后反映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以及和其它领域的关联。”［7］国内学界已开始尝试将“概念史”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化研究、文艺批评学、伦理学等领域。著名文化史家冯天瑜提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强调在概念的变迁中探讨历史文化的演进，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强调通过对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涵。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超越学科门类和语言文化限制的研究问题的方法。［8］

作为刚刚兴起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这一概念转换以及与特定历史语境的关联，学界探究甚少。本文所要回答的是，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两个概念到底存在何种关联，两个概念的转换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本文力图深入探究两个概念移转背后的深层动因，注重概念转换以及语境之间的关联研究，对这一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进行深入解读。

二、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革命文化

“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9］（P1），革命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的演进一直与革命形影不离。革命不仅改变了政治格局，也深刻地改变着社会与参与其中的人。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 ”［10］（P241）这种变革一般首先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起，进而引起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动，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变迁景象。因此，革命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是手段急遽、影响深广的整体变迁，革命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亦即“革命”自身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形态而具有独特价值和功能的文化形态。［11］革命文化，无疑是20世纪最强劲的文化形态之一。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进而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继续推进。虽然20世纪末革命已经淡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但20世纪前期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形成的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革命理念和革命文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为耀目的文化景观之一。围绕中国革命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学界已经在 “革命文化”概念基础上进行了颇多探讨与反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化”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2］（P708－709）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地方，首先和主要的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13］不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发展空间还主要局限于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等区域，尚未完成主流文化地位的构建。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本应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重新建构，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革命文化”仍是这个时期“占主流的文化形态，……包括各种类型的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学艺术文本，各种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叙述、话语、符号等等。”［14］借助党的全国执政地位的实现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各种管道，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仍然突出了革命性。“它最鲜明的特质之一，是它不断宣称的革命性。”这一革命性特质契合了那个时代对革命文化的需求，因此，革命文化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成为“覆盖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即新中国的官方文化、主流文化。 ”［15］（P179，181）可以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是一个红色经典辈出的时代。借助“红色经典”的传播和主流传媒的铺天盖地般地宣传，革命文化实现了从边缘文化到主流文化、从区域文化到全国文化的嬗变。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逐渐走出以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窠臼，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方针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表征的新时期文化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质。对“革命文化”的认知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而继续深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革命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中被重新加以解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视野中，“革命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进文化。在先进文化建设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 ”［16］（P278）有学者就此将革命文化界定为：“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革命现实、凝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独特思想和精神风貌的文化。……它不但是中国革命时代的先进文化，也是中国目前多元文化格局中重要一元”。［17］上述界定反映了“革命文化”概念内涵的演变与意识形态建构和主导文化建设的关系，它以与时俱进的姿态，适应了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需求，其内涵也随着时代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

（二）红色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中，出现了“红色文化”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相关研究已经在红色文化的名义下展开，相关论题已经得到深入探讨，这由最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中的相关立项项目逐渐增多，即可窥其一斑。但是迄今为止，作为红色文化研究前提与基础的红色文化概念，学界仍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红色文化的内涵、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红色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中的学术地位、红色文化研究的范式建构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与重构。

“红色”原意为一种颜色。《辞海》中，红色除了象征吉庆、欢乐和吉祥之外，还具有以下几种注释：（1）共产主义的；（2）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3）革命的；（4）“左”的政治的；（5）强烈信仰的；（6）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等等。［18］（P1686）最先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红色经典”概念，衍生了“红色”的更为丰富的涵义。“‘红色经典’指的是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19］（P107）从符号学角度而言，“红色”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指作用，是革命的象征符号。“红色”这一符号的能指，指向的是“革命”这一含义，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救国、独立等意涵相互关联，因此红色就成为革命的表征。将红色与文化结合而形成的“红色文化”概念也是基于红色所指称的象征符号内涵。

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来看，2003－2004年间，学界开始以“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等概念指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①彭央华、项波《利用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思考》（《南方冶金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张茂枝《广元市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与建议》（《四川党史》2003年第4期）两文，较早以“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涵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并探讨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价值。刘寿礼提出，红色文化“从很大范围来说就是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井冈山和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红土地’之上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其中，井冈山精神和苏区光荣革命传统是苏区“红色文化”中最核心和最精华的部分。［20］还有学者则径直认为红色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1］可见，“红色文化”概念刚刚提出之时，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交相错结，难分彼此的界限。

近几年来，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界定更为明确。汤红兵指出，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并在后来加以整理开发的革命历史文化，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方面指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遗址等历史遗存及后来修建的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堂等；软件方面指包括革命事迹、革命文献、革命文艺等在内的革命历史记录及蕴涵其中的革命精神。［22］王以第认为，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23］李水弟则认为，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在本质上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倾力打造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24］何克祥认为，从广义上讲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是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在建国后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狭义上讲红色文化主要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红色根据地）时期的革命文化。［25］

由以上所引学界的界定可以看出，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概念所指具有某种程度的混杂和纠结。大多数学者认为，狭义的红色文化就是革命时期的历史文化，体现为革命时期形成的物态的、精神的、行为的与心态的文化遗存。也有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将革命战争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着力构建的主导文化统称为红色文化。这样，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内涵所指就出现了交错混杂的现象。显然，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二者的相异与继承，或者简单地讨论二者的宽泛窄狭，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语境下，对此加以分析探讨。

三、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

在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问题上，目前学界少有涉及。赖宏、刘浩林认为，“‘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又超越了革命文化的新质的文化形态，它是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方式以及文化观念。”［26］但是，基于革命文化而又超越革命文化，仍然不能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笔者认为，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的崭新文化形态，既区别于传统文化，也有别于近现代以来其他阶层与党派的文化创造。它是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统一整体，构成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就形态而言，它应该包括“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革命为内核的文化；就其内涵来说，红色文化是以革命理念为中心的文化；就其外延而言，红色文化还是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还应该包括当前对革命文化的利用与开发。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角度来说，红色文化是与革命文化内涵一致、但外延比革命文化更广的概念。也就是说，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即二者都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有学者认为“革命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革命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文化性状和文化追求。”［27］这一界定实际上也指明了红色文化的内涵。革命理论、理想信念、革命精神、革命伦理、革命文化作品，不但构成“革命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同时也是红色文化包容的基本范畴。但是，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两个概念的外延却是不一样的，红色文化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存在。红色文化的概念之所以比革命文化更易为各界所接受，并出现当前红色文化大众化的趋势，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当前的红色文化已经演变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所体现的是对革命文化的资源属性的释放和利用，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的资源禀赋来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开发提供历史文化资源支撑。这样，唱响红歌、重温红色经典、再造红色经典、体验红色之旅、红色育人等等，也就成为弘扬“革命文化传统”与“革命精神”的必然要求。

就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二者关系而言，革命文化是红色文化的历史根基，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当代呈现。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12］（P663）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文化理念的提出，创造了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为标识的中国革命文化。这是一个革命文化的时代，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念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完善，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念相继提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文化的退隐，革命文化以新的姿态标立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这就是“红色文化”的兴起。红色旅游的兴起、红色经典的重塑、红色歌谣的传唱、红色文化产业的勃兴，充分显示了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红色文化的姿态得以传承和再现。

总而言之，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概念在内涵上都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是，红色文化概念的出现以及当前红色文化的大众化趋势，则反映了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在外延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唯有在概念转换所体现的时代语境中方能进一步的解读。

四、概念转换：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

如何理解从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概念的演变呢？显然，仅仅在两个概念所指的历史时段、空间范围、所指对象上去理解是很不够的。“概念是抽象的，但是决定概念发展变化的历史实践是具体的物质的”，［28］因此，只有将概念本身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才能深入探讨概念的演变、移转及其内在关联。近年红色文化概念的出现，同样是新的时代语境的产物。笔者认为，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概念的转换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认识革命、重新认识革命文化的背景下实现的，体现的是与时代语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首先，从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概念的转换，是在重新认识“革命”与“革命文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共革命无疑是影响、决定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因素，革命主导了20世纪20－7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图景。但是，进入“后革命时代”，学界对革命与革命文化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动。既往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受到“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挑战和冲击，阶级斗争并非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一元多线的调和“革命史”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历史书写方式，以翻身、解放、战争、独立为象征的革命话语，与以富强、民主、改良、建设等为象征的现代化话语并非截然两立。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革命”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革命文化也因此被赋予新的内涵。因此可以说，革命文化是革命战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针对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诞生的概念；而红色文化是新历史条件的产物，是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而产生的。革命文化更多意义是破坏后的建设，首先强调的是破坏，然后才是建设；而红色文化则强调建设而放弃了破坏。重视红色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发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倡导的理论、理念、价值观和伦理等历史资源，以构建社主义核心价值的主要范畴。

其次，从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概念的转换，是20世纪中国社会时代主题变动的必然结果，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红色文化产业开发是当前红色文化兴起的主要契机。从革命到建设、从战争到和平、从斗争到和谐，时代主题的变动与文化建设相互因应，从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概念的转换，凸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对革命文化的资源属性的高度重视。由此，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开始得到学界、革命老区地方政府等的极力倡导与实践，形成了一股“红色文化热”。红色文化的价值形态、德育功能、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红色旅游等论题开始进入学者视野，研究视角与学科视野也趋于多元化，文化生态学、文化发生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得以借鉴与运用。

红色文化在革命传统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和实践，以及“红色教育”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借用，使红色文化在教育领域获得了极大空间。红色文化在政治教育、品德教育、文化传播、精神传承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决定了其自身的资源属性。因此，红色文化资源成为重要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社会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有效资源。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新的理念的提出，红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红色旅游的兴起与持续升温，则体现了红色文化与消费主义的相生相长。与一般旅游经济不同，红色旅游作为一种体验式、感应式、教育式的精神体验活动，在对红色物态文化的体验基础上内化红色精神，是一种红色精神的体验活动。红色文化的产业化开发，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文化现象。红色文化的产业化在注重红色资源社会效益的同时，将红色文化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纳入革命老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在对革命老区红色资源赋存的研究开发、红色文化创意与产品的演绎、红色经典的推陈出新与复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因此，红色文化研究的兴起是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重新认识革命与革命文化，近年来大力深化红色教育、发展红色旅游和开发红色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经出现就得到政学各界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肯定，成为近年来颇受瞩目的一个文化现象。这是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中国主导（主流）文化研究的一大特征，实现了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这一概念转换是当前文化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但是红色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式、概念逻辑尚未完成自身建构。红色文化研究的深化，应借鉴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种理论话语，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构建适应红色文化研究的概念逻辑和理论框架。本文即是这一努力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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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volutionary Culture to Red Culture:A Study and Analysis in Conceptual History

WEI Ben-quan
（Colleg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Institute of Yimeng Culture Studies，Lin Yi University， Linyi 276005，）

The thriving red culture studies in China need foremost a conceptual shift from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to red culture.This shift,together with its relation with current social context,is an academic phenomenon deserv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but so far less probed in cultural studi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logic concept for red culture studies,and by that conceptual history methodology probes into the shift from revolutionary to red culture.Both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red culture are revolutionary－ideology－dominated,but red culture is additionally a cultural phenomenon.Such a conceptual shift is an occurrence in context of re－understanding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s.The rising of red culture owes mostly to the red education,red tourism and red culture development,a fact which highlights the current social emphasis on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s a resource and the transition of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the post－revolution era.

revolutionary culture；red culture；conceptual history；conceptual shift

G41

A

10.3969 ／j.issn.1674－8107.2012.01.003

1674－8107（2012）01－0016－06

2011－10－21

魏本权（1976－），男，山东莒南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红色资源与红色文化、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史研究。

刘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