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与会税差异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盖 地，孙晓妍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天津 300222)

一、引 言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委托代理关系成为企业契约集合中一对重要的契约关系，如何监督企业经营活动并合理地分配利润成为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博弈。当税务机关强行加入企业契约关系、参与利润分配时，企业管理者要分别向税务机关和所有者传递不同内容的会计信息，即纳税申报表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实现不同的会计目标，由此形成企业管理者与企业所有者和税务机关微妙的三角关系。当企业实行激励措施，管理者的薪酬与经营业绩相关联时，企业管理者便始终处于盈余管理与避税的矛盾权衡过程中。一方面，持续、稳定的高额利润可以最大化管理者的薪酬，管理者具有平滑各期利润的盈余管理动机;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在利润分配前的缴纳，高额利润势必造成纳税支出的增加，管理者又期望通过纳税筹划以减少税前利润或增加税前扣除。

我国企业在遵从税收法规和执行会计准则过程中采取适度分离的模式，企业按会计准则对外公布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其填制纳税申报表的基础。无论是财务会计的利润总额(账面利润)与税务会计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或是对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还是避税行为，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会税差异，即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差异。Desai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增加的盈余管理和避税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会税差异的显著增加［1］。

基于以上分析，足以看出会税差异背后隐藏着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财务会计报告的各项指标也是这场多头博弈最终结果的货币化表现，本文以2005—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经验研究方法，拟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视角全面分析影响会税差异的重要因素，揭示不能货币化的非财务指标对会税差异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综述

美国企业的会税差异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2-3］，但正会税差异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大幅上升，终于引起学者们的密切关注。Manzon和Plesko研究1988—1998年美国上市公司的会税差异及其来源时发现，公司的避税行为、经济和制度因素均是造成会税差异的主要原因［4］。Desai认为，折旧计提方法、境外收益的披露、员工补偿的本质变化是构成美国上市公司近20年会税差异大幅攀升的主要因素［1］。

Penman运用会税差异检测关键费用的调整，即若公司估计某项目的实施将产生较高的会计收益，该公司便会确认更多的递延所得税［5］。Revsine等把会计收益/应税收益比率作为考察会计稳健性的指标，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的突然增加(或减少)是收益质量恶化的标志［6］。Palepu等研究表明，会税差异的增加是公司盈余可能存在危险的信号［7］。Hanlon、Hanlon和Shevlin研究持续性问题时，发现高额会税差异的公司具有较差的持续性，投资者也会把高额的正会税差异作为危险信号，降低该类公司的未来盈余持续性的预期［8-9］。

在公司持续经营假设下，无论管理者如何进行各期盈余管理，收益总额等于现金流量总额，管理者最终会把前期提高(或降低)收益的应计项目在以后期间转回［10］，而应计项目的转回会增加当期的会计收益，降低未来的盈余及应计项目的持续性，造成递延所得税项目的波动。

Mills和Newberry运用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分析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对会税差异的影响，发现较高财务会计报告成本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大的会税差异，更高的非税成本发生在较高债务水平的非上市公司或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与非税成本相关的分红计划和财务会计报告模式均影响上市公司的会税差异［2］。Phillips等在假设GAAP比税法更具有谨慎性，且管理者基于谨慎原则调增会计收益不影响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的前提下，研究递延所得税费用检测盈余管理的有效性，得出盈余管理造成的会税差异可增加递延所得税费用的结论［11］。在检测运用盈余管理以避免收益下降和亏损时，Phillips等［11］认为递延所得税费用比Jones［10］模型中采用的总体应计项目和异常应计项目更为有效。

Lev和Nissin认为，FAS第109号的实施并不影响应税收益/会计收益比率对盈余变动情况的预测能力，即实行FAS第109号之前，纳税情况与同期的收益/价格比率无关，而与后期的股票回报率显著相关;实行FAS第109号之后，纳税情况与同期的收益/价格比率显著相关，而与后期的股票回报率弱相关［12］。Weber的研究表明，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出现失误后，会税差异无法继续预测未来盈余，股票定价出现错位［13］。

目前，国内的会税差异经验研究较少。王延明在定义实际税负率(即本期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损益)和执行税率(即应交所得税/应纳税损益)的前提下，分析我国上市公司1994—2001年会税差异，发现投资收益是引起会税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14］。叶康涛和陆正飞在研究200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的关系时，把会税差异和纳税调整项目作为研究变量［15］，与王延明［14］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5］。基于税法与会计制度的相互协调，戴德明和姚淑瑜考察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会税差异的成因，认为制度因素是造成会税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以固定资产折旧和投资收益为主［16］。关于盈余管理与税费负担之间的关系，田培源等借助会计差错更正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通过盈余管理虚增盈余的上市公司并未增加税负，纳税申报反而发生虚减现象，对会税差异的分析可有效地揭露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17］。

以上文献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是结合财务会计报表中引起会税差异的项目、股票回报率及盈余的持续性，探讨引起会税差异的原因、会税差异的解释能力或盈余管理的程度等财务问题。本文认为，财务会计和税法(通过税务会计)的会计基础差异是影响会税差异的财务指标，而会税差异还应与管理层人员变动、兼任情况及激励措施的实施等非财务指标有关，即管理层人员变动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处理方法和投资决策等重大措施的实施;管理层兼任情况主要会影响到董事会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激励措施与管理者的薪酬相关，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之一;重大会计差错会对企业的当期纳税情况产生影响;若股票回报率较高，则管理层可能会在应税收益不变的情况下调高会计收益。最终，这些非财务指标都会间接地影响会税差异。因此，有必要在模型中引入管理层人员变动、兼任情况及激励措施的实施等变量，融合财务状况和盈余管理的财务指标研究结果，全面解释会税差异，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三、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

(一)有限理性经济人

经济学中最经典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斯密描述其为经济活动中通过得失与精密计量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人划分为两类:一类界定为理性经济人，把人们的行为刻画为有意识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从而规避所有的风险与不确定;另一类称为有限理性经济人，人们的理性受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决策者追求的利益只是有限理性下的次优标准。

(二)信息不对称

基于当前经济现象的经验研究结果，信息经济学认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双方利益的失衡，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中获取更多的剩余，交易双方始终在进行无休止的信息博弈。税法是刚性的，任何企业都应依法纳税。企业的应税收益是在其财务会计收益真实、有效、及时的假设前提下，在会计收益的基础上调整而得。但因税务机关无法完全掌握企业真实、完整的经济活动情况，税务机关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再精确的财务会计报告也只能是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近似映像。

(三)机会主义行为

在有限理性经济人与信息不对称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便是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为获取自身的更大利益，具有不完全如实披露信息的动机，甚至还会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这样就会增加契约双方的交易成本。如果说有限理性制约决策的最优程度，那么，机会主义行为则影响他人的最优决策，纳税人的逃税行为便是机会主义的行为表现。

四、研究设计

(一)会税差异的推算

本文的研究起点是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尽管我国税法具有统一所得税税率，但因税法的复杂性、纳税申报表的保密性、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多样性等因素，导致会税差异存在较大的计量误差，削弱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在推算会税差异时，给予统一的界定:

第一，应纳所得税=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当期发生额-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期发生额。

第二，应税收益=应纳所得税/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第三，会税差异=会计收益-应税收益=利润总额-应税所得。

第四，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取自RESSET数据库，若适用的所得税税率=0，则应税收益=0。

第五，若公司当期利润总额≤0，则应税收益=0。①因本文引入非财务指标，则保留应税收益=0的研究样本。

第六，当财务会计报告中出现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时，选取合并财务会计报表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第七，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0，则应税收益=0，会税差异=利润总额。

(二)研究假设

财务状况是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资金筹集与运用的状况，是资金运动相对静止时的表现，通过货币化形式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状况。资本结构是考察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可按价值基础具体划分为资本的账面价值结构和资本的市场价值结构、资本的目标价值结构。相对于发行(增发)股票，借款具有税盾的功能，可减少所得税的支出，企业有利用借款达到避税的目的，从而引起会税差异的波动。MM理论指出，在理想条件下，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若存在公司所得税，公司价值会随负债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前文界定的应税收益推算方法，本文认为，公司所得税=0时，公司价值不随资本结构波动发生改变，会税差异达到最大;公司所得税＞0时，公司价值随资本结构的上升而增加，尽管负债的增加可减少所得税的支出(税盾)，但不会降为零。相对于所得税=0时产生的最大会税差异，公司所得税的存在，会缩小会税差异，而且会税差异与资本结构的变动方向相反。因此，MM理论隐含着资本结构与会税差异之间的关联。据此，本文采用资本的市场价值结构作为财务状况的替代变量。虽然国外的经验研究已经证实会税差异是管理层盈余管理结果的反映，但国内仍停留在规范研究的阶段，鲜有经验研究的论证。由于企业的应税收益是依据税法对会计收益的强制调整，方法选择的弹性很低，而会计政策和估计却具有较大的选择弹性，使会计收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9］。因此，相对于会计收益来说，应税收益是固定的，企业可在相对固定的应税收益情况下调节会计收益，实现主体收益的最大化。本文在证实企业确有盈余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会计差异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假设，采用利润总额/总资产考察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会税差异与企业的财务状况负相关，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为全面考察会税差异，本文引入股票回报率的同时，还在模型中采用管理层的人员变动、兼任情况、激励措施的实施和重大会计差错等非财务指标，全面探讨这些非财务指标对会税差异的影响，并由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管理层兼任情况、管理层人员变动、激励措施的实施、重大会计差错和股票回报率对会税差异影响较弱。

(三)模型设计

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界定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界定

(四)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09年在沪深两市交易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不含金融类上市公司)，并按模型中变量的设定，从中截取2005—2009年的相关数据，剔除数据不全的已退市、ST的上市公司，共获得1 17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所得税税率来自RESSET数据库，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自CCER数据库，分析工具是Eviews和Excel。

五、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按计量经济学中面板数据分析的要求，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只有具有平稳性的序列才能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本文涉及的各变量单位根检验如表2所示。由于PARTTIME、ACCERROR和INCENTIVE是为研究而设置的名义变量，故不考察其平稳性。本文运用IPS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涉及的各变量均具有平稳性，无需协整检验，可进行面板数据的继续分析。

表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汇总表

(二)描述性统计

本文仅列出BTDIFF按年度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BTDIFF按年度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3中BTDIFF的均值，可得到2005—2009年会税差异的均值变化情况，与美国企业日益扩大的正会税差异不同的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会税差异为负，且波动幅度较大，犹如坐上“过山车”。会税差异在2006年度便开始向上攀升，在2007年度达到最大值，2008年度急剧下降至最低点，2009年度又迅速回升。

从样本总体的标准差来看，2005年的标准差最接近样本总体的标准差，这说明研究样本的数据在其他年度的起伏较大，主要是2007年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和2008年实施所得税法导致的。同时，不排除有的上市公司在2006年公布新会计准则后，有目的地进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可能性，导致2006年的数据受到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以后年度的数据。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会税差异的描述性统计，除了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税法，企业外部的经济环境剧烈波动也是影响上市公司会税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应采用的模型类型。3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表明应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面板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模型(1)主要刻画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1)ELMV估计结果

相对来说，若不考虑前期AR(1)和AR(2)的影响，ELMV受OF、POR和EBIT的影响显著，受RE的影响较弱，其中与OF和POR为显著负相关，说明OF和POR引起ELMV的反向变动，RE和EBIT引起ELMV的正向变动。该结果表明，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流向更能影响资本结构。

2.盈余管理分析

模型(2)主要刻画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模型(2)ETP估计结果

若不考虑前期AR(1)和AR(2)的影响，当期分析中的AE对当期ETP的影响最大，GPM的影响次之，OAE和ALR对ETP产生负的影响，说明OAE和ALR引起ETP的反向变动，GPM和AE引起ETP的正向变动，但OAE和ALR对ETP的影响远不及AE和GPM的影响。由此可见，若上市公司较多地运用AE和GPM调整利润，会比运用其他变量更易实现期望目标。

综合对模型(2)的分析，本文认为若上市公司结合前期财务会计报告的业绩，有目的地调整模型中涉及的指标，会导致利润指标的大幅波动，上市公司运用模型(2)的自变量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加大。

3.会税差异分析

结合ELMV和ETP的估计结果，模型(3)主要描述会税差异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模型(3)BTDIFF估计结果

若不考虑前期AR(1)和AR(2)的影响，当期分析中的BTDIFF受到ETP的显著影响，ELMV的影响较弱且为负，PARTTIME、REPMO、INCENTIVE、ACCERROR和SR对BTDIFF的影响则非常微弱。估计结果表明:首先，盈余管理指标(ETP)引起会税差异非常显著的正向变动，说明对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型(2)中的各自变量)是引起会税差异的重要因素，盈余管理后的利润总额单位变动，引起会税差异87%的波动幅度，管理层极有可能在保持应税收益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会计收益，最大化其任期的个人收益;相反地，财务状况(ELMV)引起会税差异的反向变动，即资本结构的上升增加上市公司利用税盾进行避税的可能性，会税差异缩小，资本结构的单位变动引起会税差异缩小23%，估计结果支持H1。其次，管理层兼任情况(PARTTIME)、管理层人员变动(REPMO)、激励措施的实施(INCENTIVE)、重大会计差错(ACCERROR)和股票回报率 (SR)对会税差异的影响不大，分别为0.01、0.01、-0.002、0.01和0.01，估计结果支持H2。事实上，PARTTIME、REPMO和INCENTIVE对BTDIFF的影响也可佐证Watts和Zimmerman提出的分红计划假设，即PARTTIME可影响董事会对会计政策选择、重大发展战略的决策，REPMO通过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变化影响其个人收益，INCENTIVE可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ACCERROR对BTDIFF的影响较小，说明对外公告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中，上市公司对前期差错涉及所得税补交的比例不大，不是影响会税差异剧烈波动的重要因素。另外，若SR能显著影响BTDIFF，管理者也有可能会在应税收益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会计收益，从而加大BTDIFF。但估计结果显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是一种松散的约束，SR不能引起管理者对BTDIFF的大幅调整。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1994年，我国实施工商税制改革，采取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适度分离的模式，这种分离造成的会税差异波动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相继实施之后显得愈加明显。当契约理论最终促使企业管理者、所有者与税务机关之间形成相互博弈的三角关系之后，管理者如何运用盈余管理和避税行为等手段以实现其个人收益最大化、公司税负最小化，便成为管理者重点关注的事项。会税差异的经验性研究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而我国的研究文献囿于理论分析与预测，受限于数据的收集及计量的困难，一直难有突破。鉴于此，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列报的会计信息，以2003—2009年1 17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推算会税差异，并得出如下结论:暂时性差异的存在使会税差异受前期影响较大，但不排除管理层运用暂时性差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对利润的盈余管理会显著地影响会税差异，是构成会税差异剧烈波动的首要因素，对利润的调整程度越大，会税差异的波动越明显;上市公司确实存在避税行为，与会税差异负相关，是会税差异上下波动的主要原因，影响程度仅次于盈余管理;虽然会税差异受管理层兼任情况、管理层人员变更、重大会计差错、激励措施和股票回报率的影响较小，但这些非财务指标对会税差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会影响到财务会计报告的列报，也为会税差异的经验研究提供新的成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本研究证实盈余管理和财务状况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会税差异，税务机关可针对会税差异波动较大的企业进行重点稽查和监控。其次，由于企业可在相对固定的应税收益情况下调节会计收益，实现主体收益的最大化，税务机关应加强税法与会计的内在协调，压缩会税差异的波动空间，避免盈余管理的过度滥用。再次，虽然企业可运用债务进行避税(资本弱化)，但应有度，因为资本弱化行为不但使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都下降，还导致企业偿债负担增加，甚至财务状况恶化的不良后果，是得不偿失的避税行为。最后，有关上市公司的非财务指标也是影响会税差异的因素，上市公司除了有度地运用借款的税盾，降低公司的所得税税负，还应关注非财务指标的影响。若财务指标造成的会税差异缩小，非财务指标(即使与会税差异的相关性不变)对会税差异的影响被相对地放大。因此，非财务指标与财务指标同样重要，都是会税差异的影响因素，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企业对会税差异的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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