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老师也是先生

傅国涌

汪曾祺在苏北高邮长大，一辈子忘不了小学的校歌，忘不了校歌的作者，他五年级时的国文老师高北溟先生和其他老师们。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与沈从文等先生相遇，得以走进文学的天地，但小学老师对他的影响也许更深远，乃至成为他小说的主题。

金庸在香港创立《明报》，不善言辞的他喜欢以纸条治报，凡事都写纸条给下属，这是其中的一张：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心想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

当年他在浙江海宁袁花镇上小学，五年级的国文老师兼班主任是陈未冬先生。因为他在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老师翻出《辞海》，给他指正。陈老师还让他主编级刊《喔喔啼》，他自述，“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六十年后，师生重逢，金庸还提到当年的错字，老师不禁大笑，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少年时代是启蒙时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遇到的老师很可能影响人的一生。出版家范用、作曲家周大风、学者金克木等只读到小学毕业，他们的成就固然是依靠自学、自我摸索，但他们都对早年的老师们充满感恩，是小学老师打开了他们最初的视野，开启了他们通向未知世界的通道。

钱穆、叶圣陶等人都曾长期做过小学老师，这一经历构成了他们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或者说他们是从小学老师时期开始展开绚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