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是对世俗人生的撕裂与超越

⊙毕国珍［菏泽学院中文系， 山东 菏泽 274000］

作 者：毕国珍，文学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数学论。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解构了电视统治的时代与大众，在那个时代，“我们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并“将毁于所热爱的东西”。而现代社会无疑已经走向了更远的电脑统治时代，众声喧哗中，我们面临争夺话语权的纷乱；爆炸的信息，让我们面临不缺乏选择却不知该如何选择的窘境；创造了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却也创造了追求刹那快感的眼球经济，网络正与大众轰轰烈烈地构建起一个新的大娱乐时代。我们不再思考、不再崇高，“杯具”成为流行语，这恰恰是对我们这个缺乏悲剧精神时代的最好戏谑。

殊不知，悲剧与苦难有天壤之别。正如朱光潜所说：“实际生活中的确有许多痛苦和灾难，它们或者是悲惨的，或者是可怕的，但却很少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他们没有‘距离化’，没有通过艺术的媒介‘过滤’；它们缺少伟大的悲剧中理想的人物和形式的美。”①社会现实投射到很多文学作品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作者对世俗苦难的描写混淆了读者对真正悲剧的辨别，非但不能以崇高的悲剧精神引导读者，反而将其引向自卑自贱的怨恨心理，无法体会到命运的皈依感。但是“艺术的生命实质在于美；作为审美者的人类生命的有限性，以及其审美愿望的永恒性，包括美本身的脆弱性，已经注定结成永远无法拆解的矛盾。故此，从艺术的内涵到它所呈现出的况味，无不应是具有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