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阿索林小说中人物的共性比较

⊙卢 军［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作 者：卢 军，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因为读了阿索林几篇随笔而迷上了这个风格独特的西班牙作家，他说“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阿索林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影响、善于描写小城小人物生活等方面，相关论述颇多，此不赘言。二人笔下人物也有颇多相近之处，安命意识就是贯穿二人小说人物的特性之一。

一

阿索林、汪曾祺二人的小说中多以人世的变迁和苦难作背景。所谓“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如何应对苦难人生呢？佛家主张“随缘”，儒家主张“素位”，这种人生哲学在庄子的安命说中得到集中阐释。庄子的理想人格境界，就是心灵的宁静与自由。实现心灵自由有赖于一种人生态度，那就是安顺于命运。庄子认为，安命能够提供一种坚忍沉毅的生存理念，使人无论身陷何种不幸的境地，都能泰然处之。①这种安命说在西方文化中则接近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观点。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称“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是他在乱世中顽强生存下来的精神支柱，并坦诚这种人生哲学主要是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阿索林在《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一文中，展示了他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现在我是一个接受事物的不能改变的神秘的安排的，小小的安命的哲学家了。”安命意识，首先表现为“安穷”，即当苦难降临之际的应对法宝。李渔在小说《鹤归楼》中对其解释为“遇颠危而不怨，是谓安穷”。这在二者小说中都有体现。

在阿索林笔下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没有复杂的情节，多用平淡的文笔讲述对那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平淡琐碎小事的感受。《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中连名字都没有的农夫，在田地里从事繁重的农活，把他的橄榄和葡萄卖给那些投机商，“按照他们愿给的价”，受尽他们的盘剥。他一年顶多吃两三次肉；一把核桃或杏仁对于他就是最美的盛肴。他的道德观念是：不加恶于人，尽力工作。

有时，他收成不好，或是一匹骡子死了，或是他家里一个人病了，或是他没有钱纳税。这位可怜的人既不悲叹也不咒骂，他说：“呃！我们怎么办呢？上帝有数，上帝会解救我们脱离困难。”这位可怜的人微笑了，安命了，他取出他那装着粗烟叶的小袋，做了一个烟卷，抱着两臂，开始抽烟。

农夫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死于古巴的战争，一个死于车祸，女儿则离家出走。这位可怜的人想起这一切时便发出一声叹息，但是不久他便自我安慰：“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上帝是这样规定的！”尽管饱经苦难，但安命心理、乐天态度从未离开过他。

汪曾祺的小说《故乡人·打鱼的》主要介绍的是打鱼人一家的艰辛。小说先介绍了故乡人五种打鱼方式，有张帆打鱼、放鱼鹰捉鱼、扳罾的和撒网的，主人公从事的是第五种：打鱼的两个人，都穿了牛皮缝制的连鞋子、裤子带上衣的罩衣，站在齐腰的水里。一个张着一面八尺来宽的兜网；另一个按着一个下宽上窄的梯形的竹架，从一个距离之外，对面走来，一边一步一步地走，一边把竹架在水底一戳一戳地戳着，把鱼赶进网里。这种打鱼方式每天打不了多少，大都是不到半斤的鲤鱼拐子、鲫瓜子，连不到二寸的猫鱼他们也都要。

在小学校后面的苇塘里，臭水河，常常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打鱼的。一男一女。他们是两口子。男的张网，女的赶鱼。他们的脸上既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淡的，平淡得近于木然。……有几天不看见这两个穿着黄白黄白的牛皮罩衣的打鱼的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按着梯形竹架赶鱼的换了一个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辫根缠了白头绳。一看就知道，是打鱼人的女儿，她妈死了，得的是伤寒。她来顶替妈的职务了。她穿着妈穿过的皮罩衣，也像妈一样，按着梯形竹架，一戳一戳地戳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张帆打鱼的盛况和放鱼鹰捉鱼的快事，是为了和打鱼人一家的艰辛生活形成对比，更表现了这一家人对无奈生活的顺从和适应。这一家人面对卑微、辛酸的生活，表现出的是隐忍的平静。他们没有怨天尤人，呼号哀告，只是默默承受，他们是生活中的真正的强者。

二

《庄子·人间世》篇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依庄子看来，能安命的人，享有最高的道德境界。所谓至德之人，就是不论遭遇何种变故，都能够摆脱外物的干扰，做自我的主人，享有心灵的宁静与自由。在这个认识层面上，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同庄子学说是大体相通的。塞内加说：“一个人的心灵的平静并不靠财富。”“智者什么也不会失去。万物皆备于他一身。智者是自足的……如果他因疾病或战争而失去一只手，或者某种意外事故使他失去一目或双目，他会满足于剩给他的那些。”②

阿索林有篇小说题目就叫《安命》，是对此类人物最好的阐释。主人公多思加诺先生非常富有，爱好艺术和自然，家庭美满幸福。但随着巴黎的一个银行家破产，多思加诺的全部财产差不多都在这次破产中损失了。此后灾难接踵而至：当炮队士官的儿子在古巴战争中阵亡了；两年之后，聪明美丽的女儿又患急性肺炎去世。多思加诺的妻子被接连地降到家庭的不幸所激疯，两年之后故去。亲人相继离世后，多思加诺独自住在一间阁楼里。尽管居所陈设简陋，但对艺术的爱好依旧，默默陪伴他的是房间里的书和在墙上挂着的四五幅古画。他每天除了收拾他的小房间，就是出门到博物院和图书馆去，或到郊外散步。

多思加诺先生戴着眼镜，生着很长的胡须，他衣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他的粗布的衬衫非常干净。他是照例每天换衬衫的。

我对于这位小小的穷老人和他的清洁的衬衫，感到一种真正的崇敬。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吐过一句怨言。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柏勒多博物院碰到他。

“你好吗？多思加诺先生？”我问他。

“还过得去，”他说。“谁能比得上我呢？你看，图书馆和博物院都是属于我的，我有全世界最美的图画，我要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而且，我还有一个可以散步的绝好的公园，那就是莱谛罗。”

无可否认，多思加诺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和哲人，做到了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庸》第14章）他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发自内心的敬重。小说《安命》在结尾探究多思加诺这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幸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就是不要去管我们无法补救的事情，随着它们的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行而乐天知命。”

这种乐天知命、隐忍坚韧的性格也能在汪曾祺小说中人物身上找到。《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书‘四时佳兴’。画室前面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萧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冬天，他总要养几头单瓣的水仙。不到三寸长碧绿的叶子，开着白玉一样的繁花。春天，放风筝。夏天，用莲子种出荷花。不大的荷叶，直径三寸的花，下面养了一二分长的小鱼”。这种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也体现在众多底层人物身上。写于1945年的《老鲁》，描述了抗战时期一所私立中学的老师和校工的生活态度。由于物价飞涨，学校数月不发薪水，校警们还常趴在破墙上去欣赏附近的难童收容所的孩子同声齐唱《武家坡》；帮赶马车的半大孩子钉马掌，去看蝌蚪，看青苔，看屎壳郎，日子过得极其从容。闲来在软草浅沙之中躺着，眯着眼看天上的云朵。“这学校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相当浓厚的老庄哲学的味道：适性自然。”

三

虽然同具安命意识，但相对阿索林，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更乐观。他们敢于正视人生的苦难，既有理性的面对、勇敢的担承，又有调适的聪慧，展现出其足够的坚强和通脱之气。汪曾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应该从积极的意义来理解。“汪曾祺的‘和谐’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在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可能性有清醒认识之后的积极选择和主动适应。在汪曾祺看来，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外在的世界，因此，人生的第一步是勇敢地担当，是知道不可抗拒之后的忍受和承担。而当人一旦有了担当的勇气，他的生命也就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才可能去追求属于自己生命和生活中的快乐，并因此获得个体生命的自足。这种正视现实并尊重个体生命的精神，汪曾祺用‘皮实’概括。”③“皮实”一词，是汪曾祺在评论林斤澜的小说时提到的。汪曾祺认为：“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中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④

写于1981年的小说《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鞋匠高大头，在“文革”中被冠以诸多莫须有的罪名，随之被剃头、游街、抄家、挨打、罚跪，受尽折磨。高大头是个曾经沧海的人，“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史无前例，他却以一种古已有之的态度对待之：逆来顺受。挨斗、游街，随叫随到；挨打挨踢，面无愠色。检查材料交了一大堆，但避重就轻，对强加给他的“反动军官”、“土匪”帽子，字面上绝不硬顶，事实上则寸步不让，让造反派无可奈何。高大头每回挨斗，回来总要吃点好的，理由是：“不吃好一点顶不住。”他还养菊花，没有地方放，就把四盆悬崖菊全部在房檐口挂起来。“这四盆悬崖菊披披纷纷地倒挂下来，好看得很。高大头就在菊花影中运锉补鞋，自得其乐。”写于1996年的小说《吃饭——当代野人》中，靳元戎是剧团里唱丑角的，他凡事看得开。“四人帮”时期被下放干校劳动。他没有满腹牢骚，唉声叹气，而是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干校地里有很多麻雀，他结了一副拦网，逮麻雀，一天可以逮百十只，撕了皮，酱油、料酒、花椒大料腌透，入油酥炸，下酒。干校有很多蚂蚱，一会儿可捉一口袋，摘去翅膀，在瓦片上焙干，卷烙饼。靳元戎和鞋匠高大头一样，在艰苦的生活面前都能保持着通达乐观的开阔胸襟。

汪曾祺和阿索林都是热爱尘世生活的文人，他们坚持的是追求心灵自由、不为外界所侵扰的安命的生活哲学。汪曾祺膜拜阿索林，是因为阿索林于平实人生的重视与人道主义情怀。我们在汪曾祺的许多小说中都可以感受到阿索林，感受到身处变革社会的作者的独特的经历、体验，以及对人生、社会的哲理性思索。

① 王焱.论庄子安命说的意义与局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02）：74.

② [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M].资中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04.

③ 杨红莉.汪曾祺小说“改写”的意义[J].文学评论，2005，（06）：71.

④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A].汪曾祺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