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女性叙事的心理探源

⊙周 颖［五邑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20］

作 者：周 颖，硕士，五邑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与研究。

挖掘与表现被意识世界掩盖、压抑、排斥的潜意识世界，包括更多原始的集体无意识世界即神话世界，是现代心理文学的基本倾向。按照荣格的理论，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征，可以将它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即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得到，而是人类原始心理经验作为一种心理“遗传因子”的心理积淀的形式先天地存在于每个个体心理中的，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但是，集体无意识在个体心理中的发展和实现，却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后天经验，就像底片只有通过曝光，黑影才能成为照片一样。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名为“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的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原型”①。阿尼玛原型（theAnimaPrototype）是集体无意中的众多原型之一。人，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他们身上都伏居着一个异性形象。阿尼姆斯原型（theAnimus Prototype）是女性心灵的男性的一面,而阿尼玛原型则是男性心灵的女性的一面,后者通常都是在女人身上得到外象化的。正如荣格所论“:每个男人心中都携带着永恒的女性心象，这不是某个特定的女人形象,而是一个确切的女性心象。这一心象根本是无意识的，是镂刻在男性有机组织内的原始起源的遗传要素，是我们祖先有关女性的全部经验的印痕或原型，它仿佛是女人所曾给予过的一切印象的积淀……由于这种心象本身是无意识的，所以往往被不自觉的投射给一个亲爱的人，它是造成情欲的吸引和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②阿尼玛原型在天才诗人普希（1799年—1837年）的个体无意识心理中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女性情结（femalecomplexes）。普希金是一位经典的叙事大师。叙事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包含有讲故事和故事的两种含义。普希金的一生，一方面是用他的文字为他者讲述故事，另一方面，他也是在用自己的行为在创造着他本身的故事。前者称之为文字叙事，后者则称之为行为叙事。普希金的一生，无论是现实生命还是创作生命，无论行为叙事还是文本叙事，都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普希金一生爱过众多女性。他本人在给女友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的信中承认，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娜塔丽娅·冈察罗娃是他所爱的第113位女性；而在其女友乌沙科娃的纪念册上留下的“唐璜名单”中，则清楚地交代出其中34人的名字。诗人传世最早的作品便是一首爱情诗《致娜塔丽娅》，而绝笔之作《昨天晚上》也是献给他所爱的女性的。在诗人的880余首抒情诗中，很多是与爱情相关的。诗人的一生与缪斯，与爱神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与爱情成了诗人生活的基础和毕生的追求。据女友玛丽娅·拉耶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说：“作为诗人，他（即普希金——引者注）认为自己应当爱上所遇见的每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③关于这一点，张铁夫先生说得十分中肯：“作为诗人，他对美女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青春和美的崇拜，是对缪斯的崇拜。”④在诗人看来，健康纯洁的爱情就是真、善、美，是人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诗人把爱情看得贵于一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的抒情诗还构筑了一个丰富、优美的女神体系。与诗人笔下的主神宙斯相对应的是诗人自封的自由女神，此外还有命运女神、美惠女神、复仇女神、青春女神、爱神等。古希腊神话中并没有司自由的女神，迫切追求自由的普希金在自己的笔下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女神。在《寄语戈尔恰科夫公爵》（1818年）一诗中，诗人将“自由、巴克斯和缪斯”连在了一起，称其为“我的朋友”，在《欢宴》（1818年）里则直截了当地说“：自由——我崇拜的女神。”在诗歌中，普希金丝毫不回避自己对女神的偏爱，甚至自创某些神并赋予其女性的性别，这里自然也潜隐着诗人的女性情结。除抒情诗外，在长诗、童话、戏剧和小说等文字叙事中，普希金也为读者们构筑了一个灵动的、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造就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诸如水仙女（《水仙女》）、波丽娜（《罗斯拉甫列夫》）、泽姆菲拉（《茨冈人》）、达吉雅娜（《叶甫盖尼·奥涅金》）、玛莎（《杜布罗夫斯基》）、玛利亚（《上尉的女儿》）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女性们的光彩甚至大大超越了男性。达吉雅娜不仅是诗人普希金的“理想”，而且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奇与荣格的“心理原型”（psychologicalarchetype）理论，创作文本中的中心形象往往是作家深层意识或观念的中心原型的变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作家说话或行动。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创作家即白日梦者。艺术家往往把“自我”压抑着的一些“原欲”，经过“升华作用”，运用艺术手段曲折地发泄出来。当然，作家的生活经历绝不完全等同于他的艺术世界，但是，二者之间仍存有某种微妙关系。作为一名伟大的诗人、创作家，普希金也与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个“白日梦者”。普希金笔下的文本性格与形象潜隐着普希金本人深深的女性情结。

普希金的女性情结何以这样长？究其成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从本体的主观因素考察，是普希金特殊的个性心理体验使然；其二，从客体的宏观因素考察，是俄罗斯传统的文化恋母情结使然。诗人普希金特殊的个性心理环境与传统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结合，为阿尼玛原型的发展和实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特殊的个性心理体验

有多种传记记载，小萨沙（普希金的昵称）生得呆头呆脑，不爱笑，也不爱跑动。父母亲根本不把小萨沙放在心上，小萨沙在“烦恼、爱生气、冷若冰霜”的父母那儿得不到理解、爱抚和宽容，能给他温暖的是外祖母与老奶妈阿丽娜·罗迪奥诺夫娜。外祖母与老奶妈经常给他讲童话故事。在童话故事里，小萨沙可以忘掉母亲的谩骂和训斥，忘掉过于威严的父亲，忘掉这个忽视他的环境。也正因为外婆与奶妈，小亚历山大在童年时代就认识到了女性的温柔。外婆与奶妈的形象成为了普希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在后来的创作中普希金也无数次地复活了这种记忆。

艺术家的心灵是早熟的心灵，艺术家们有着追求美的天性，普希金尤其如此。普希金之家可以说是个书香之家，父母都爱好文学，来往的客人中有著名作家卡拉姆津、诗人德米特里耶夫和巴丘什科夫等。潜移默化中，普希金受到了很好的文学熏陶。小萨沙在父亲丰富的藏书室里，更是无书不读，他很早就通晓人事。据《普希金传》记载，诗人10岁左右便“对女性颇感兴趣，经过她们身边时，他总想吮吸她们身上的香气，并且想入非非”⑤。在皇村中学时期，校长恩格尔哈尔德就曾多次指责普希金喜爱色情文学和具有无神论思想。他比同学们早熟，也更了解女性。用法国著名传记作家亨利·特罗亚的话说：“他的纯非洲式的色欲叫人吃惊。”⑥“他想结识所有的名人，想拥有所有可以占有的女人。”⑦普希金对于自己的泛爱行为也直言不讳：“我对自己所见到的漂亮女性，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爱慕之情。”⑧这种泛爱的行为与心理进一步发展便成就了文学史上有名的“唐璜名单”及诗人众多的恋爱故事。

在诗人的早期生活中，一方面由于奶妈与外婆的宠爱与宽容，诗人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对女性产生了友好的感情；另一方面，因没有得到正常的母爱，从而形成了诗人母爱缺失心理的积淀，这一心理促使诗人在后来遇到的女性身上寻找母亲的影子，进而成就了诗人阿尼玛原型的第二次投影对象即维亚泽姆斯卡娅、奥西波娃、卡拉姆津娜等女性。这几位女性年龄比普希金大得多，在与她们的交往中，友情、爱情与母子之情相互交织，诗人对她们的这种感情，深深地打印着儿时缺少母爱的烙印。生活中的众多情感对象与丰富情感体验成就了诗人创作的生活原型与心理原型。

二、文化恋母情结

普希金作为一个个体现象和存在是不可能脱离于当时的文化语境的，其个体的女性情结意识具有深厚的俄罗斯传统的文化渊源。

刘文飞先生在《俄罗斯文化史》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这么说，西方与东方、上层与下层的两对矛盾一直是俄罗斯民族所面临的两大矛盾，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沉重的十字架。⑨的确如此，俄罗斯作为一个半欧半亚、不欧不亚的国家，其整个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进行的，一是东西方的矛盾，主要是地理层面的文化碰撞；一是上下层的矛盾，主要是社会构成与社会制度上的文化差异。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地理位置决定它的文化有一定的兼容性。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构成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两大要素。她早期受拜占庭文化影响，后来虽接受了基督教，但离西方世界还是有距离的。东正教会中一直有一股势力，欲将基督教的中心东移至莫斯科，因而有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帝国”的说法。彼得改革，一下子把俄国推到了欧洲，此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峙一直是俄国思想界斗争的焦点之一。“整个19世纪，某种程度上直至今天，它一直是俄国思想界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关于俄国国家发展方向、俄罗斯命运思考中的最核心的问题。”⑩无论就文化传统还是就地理位置而言，俄罗斯都是欧洲的东方、亚洲的西方，俄罗斯文化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沉重的摆动于世界文化的两极之间。另一方面，从纵向的制度文化上看，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持续很久的国家，封建统治的长期持续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席卷欧洲的启蒙之风未能吹醒古老的专制的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又拥有一个与欧洲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的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发达的上层和相对愚昧的下层之间距离很大。普希金生活的时代，其专制主义制度更加残酷，上下层之间等级尤为森严。当时官方报纸《莫斯科新闻》主编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解释专制制度时，把沙皇与俄国、沙皇与最高权力和国家完全等同起来。卡拉姆津把专制制度当做“俄国的保护神”，把沙皇当做“唯一的立法者和权力的唯一源泉”⑪。这种一东一西、一上一下的文化十字架是沉重的悲怆的历史积淀，是苦难的忧郁的象征，就像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冰层上满载忧愁的三套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类面临苦难的时候，往往呼求母性温柔的庇护或拯救，母亲是人类回归的精神家园。俄罗斯文化的原始心理积淀中也因此带上了母亲的阴柔性气质。因此可以这么说，这种沉重的历史文化本身就隐喻着一种“文化恋母情结”，苦难的俄罗斯呼吁母性的拯救，这一文化精神深深地渗透在俄罗斯文学之中。

此外，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特别崇拜圣母玛利亚。在这个农业的北方大国的人们心目中，土地是神圣的（在多神教时代，俄罗斯人们就开始对土地怀有非常崇拜的情感），是他们最终的庇护者，而土地又是母性的、女性的，因此，圣母玛利亚在俄罗斯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被视为人类的代言人，甚至排在“三位一体”之前。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人民深深地感到圣母——女保护人——比耶稣更亲近。耶稣是上帝，很少以尘世的方式表露自己。只有母亲——土地得到了个性的具体表现”⑫。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宗教信仰带有很强的女性色彩。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的宗教“与其说是基督的宗教，倒不如说是圣母的宗教，大地母亲的宗教，照亮肉体生活的女神的宗教”⑬。“圣母崇拜”、“土地崇拜”、“女性崇拜”深入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始心理积淀，并被一代代地遗传下来。也正是这种对土地、圣母和女性的崇拜与依恋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恋母情结。它外化在作品中表现为：不少文学名作中的正面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圣母”特征（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就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誉为“俄国妇女的圣像”）。在某种意义上，她们身上所体现的纯洁、善良、母性温柔、自我牺牲精神代表了古老俄罗斯文化中的纯朴的道德风尚和精神纯洁感。她们是俄罗斯的精神拯救者，是“俄罗斯文化之母”的象征。《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芙娜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第一位“圣母”形象。雅罗斯拉芙娜是位苦难的俄罗斯的妻子和母亲。战斗中，大部分士兵战死或淹死，丈夫伊戈尔、儿子符拉基米尔均被生俘，生死未卜。面对这悲惨的命运，她大胆地向神威的风神、河神、太阳神申诉和祈求，她求盼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拯救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和她的罗斯。这种强大的文化恋母情结因此成为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俄罗斯的文化恋母情结进一步强化了普希金个体的女性情结，这种女性情结内化在普希金的行为之中便表现为他那诗性的富有人情味的行为故事和行为话语；外化在其文本叙事之中便构筑了诗人笔下那个灵动的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

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0-54页。

② 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4页。

③ 匿名：《普希金友人录》（下册），“真理”出版社（莫斯科）1984年版，第126页。

④ 张铁夫等：《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⑤⑥⑦⑧[法]亨利·特罗亚：《天才诗人——普希金》，张继双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第95页，第117页，第193页。

⑨ [俄]泽齐娜：《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⑩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

⑪ 转引自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⑫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社1995年版，第6页。

⑬ 尼·别尔嘉耶夫著，陆肇明等译：《俄罗斯灵魂》，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