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幽默叹现实 如椽巨笔写市井——论老舍在1949年之前的文学创作与贡献

⊙杨华轲［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人文艺术教育中心， 郑州 450008］

作 者：杨华轲，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人文艺术教育中心讲师。

老舍作为中国最为杰出的市民诗人，以其重要的创作、对世界民族的深刻思考以及高尚的人格气节日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戴与崇仰，也为研究者们愈加重视。本文论者拟按照创作时期对老舍在1949之前的创作发展进行简要的梳理，在梳理中也对他的一些重要思想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早年经历与老舍创作的重要关系

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一下老舍的早年经历与其创作的重要关系。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本意就是带有为大众可以舍弃自我的含义；老舍这个笔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时就开始使用。老舍是满族人，属正红旗。多年后，老舍写作了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就带有很浓厚的家族史的色彩，但被政治运动阻断，这部计划中的长篇杰作随老舍的生命一起消失。满族文化，主要是所谓的满清入关之后几百年以来培育出的独特的“京旗文化”，以及他的思想中的特殊的民族特性，与他的创作、思想之间的关系，是这些年来老舍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关纪新的老舍研究，在这一方面论述甚勤。①

老舍生于一个普通旗人家庭，他出生的小羊圈胡同成为他大量著作的素材源泉，比如《四世同堂》中的故事发生地就叫做小羊圈胡同。父亲早殇，母亲非常艰难地将其养育，早年的生活背景与际遇，使他在未来的创作中往往以一个小胡同中的北京贫民的眼光来透视北京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以一个先知先觉的启蒙色彩浓厚的知识者的身份来俯视的，这是他的作品不同于当时的新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也不大被理解、接受。

老舍在一个有名的慈善家的帮助下，得以上学。读罢小学之后，中学未上完，因家庭经济状况，考上了学费膳费全免的北京师范学校，十九岁毕业后曾经担任了一所小学校长、北京市一定范围内的劝学员、有一定地位的小教育官员，在中小学教育界小有名气。二十三岁的时候，老舍因不满教育界中的黑暗，辞去收入很高的职务，同时他结识了著名的牧师宝光林，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老舍曾经非常积极地参与进了教务活动，他的这一段信仰经历，在新时期也得到了研究者的一定的重视②。1923年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正因为宝光林的介绍和他积极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工作，他结识了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籍教授易文斯，1924年上半年，他举荐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担任教习中文的教师，7月被聘为讲师，签约五年。长期的求学与工作经历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应该说早年的各种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用了自己的一生也未将它们完全写入自己的文学世界。

二、1949年之前老舍的创作发展

1.英伦五年的创作发展

在这寂寞的五年当中，老舍大量系统地阅读了西方文学经典，有一段时间甚至成了“但丁迷”，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英国近代现实主义小说，与他趣味相近，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狄更斯与康拉德。广泛的阅读与思想的寂寞，使他提起笔来写小说，开始只是漫不经心地“写着玩”，写完后被在英国的许地山发现，鼓励他寄往国内，于是1926年《老张的哲学》得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得到文坛广泛重视。他接着就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1927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为他赢得了声名。第三部《二马》在1929年发表。

前两部一般认为在艺术上不够节制，一方面结构、叙述较为散漫，为喜剧而喜剧的色彩太重，叠床架屋，到了每笔都要制造出喜剧效果的地步，有时就失于圆滑，虽然他是在探讨严肃的问题，但很容易给人不严肃的印象。《二马》与前两部相比，艺术上有意节制，是一部严谨的小说。作者把三个中国人放在伦敦，把古老民族的人放在现代文明的西方生活中，有意通过这种文化、历史、古今的反差造成喜剧效果，不用自己站出来直接议论，以现代文明的参照来探讨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有了这样的对比与参照，国民性的弊端就极为明显地显现出来，老舍的这一设置是匠心独具的。老舍描写到老马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是宗法制的封建文化传统中熏陶出来的老派中国人，古板地恪守重官轻商、尊卑长幼的伦理秩序，讲究虚文浮礼、“面子”等等，与现代文明精神格格不入，而且还麻木不仁、固守不变；但另一点，又显现出老舍对旧的文明中一些特点的珍重、怀恋。但是，旧的文明中的一些特点在与新的价值、理念的碰撞中必然消亡，这让老舍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另两个青年形象是要作为理想人物的，但比较单薄，李子荣很为显眼，他是接受了西方文明，信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实干家，但道德观念上相对保守，这又是老舍的理想人物的一个特点。③

1929年老舍合同期满，在回国中途到了新加坡，短期教书，此间写了儿童题材小说《小坡的生日》，至今仍为当地人所喜爱。它一方面描写了当地纯真的儿童生活，另一方面表达了各民族、种族相互尊重、友好相处的理想。1930年初，老舍回国。

2.山东七年的创作发展

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一段时期它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以《大明湖》《猫城记》为代表，是第一个时期。

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数千中国人毙命，老舍怀着十分激愤的心情，就此事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大明湖》。这部书在“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时毁于战火。这部小说态度十分严肃，在国外因远离国内形成的创作的距离感、客观观照的立场，已不复存在，从容的创作心态也已消失，中国现代作家的峻急感、严峻的道德立场等，在回国的老舍身上也不例外。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老舍看到国内的种种现实，看不到一点希望，心里十分焦虑、痛苦。此后不久，1932年《现代》杂志上刊出了他的长篇小说《猫城记》。这部小说采用漫画式与夸张的方式对社会现状从所有重要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对中国现实的本质状况把握异常准确，对民族的劣根性进行全面解剖，表现出辛辣的讽刺、诅咒和峻急的社会批判的特点。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部奇书，长期以来争议不断。有学者认为是与《阿Q正传》一样进行深刻的国民性批判与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有人，主要是左翼，在1949年后不短的时间内，认为它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所误解，予以否定。现在普遍对这部作品评价较高，这也是老舍研究的一个难点与热点问题。

应该说，老舍对这部作品并不十分满意，一方面，寓言性、哲理性太强，议论过胜，影响了他最擅长的形象表达；另一方面，题材也不是最拿手的。老舍反省自己的创作，决定回到自己最为熟悉的题材——北京市民生活，恢复他最拿手的写作风格，即所谓“幽默”，他称自己的这个变化为“求救于北京”、“返归幽默”。1933年、1934年老舍完成了两部长篇：《离婚》《牛天赐传》，从不同角度，对北京的市民生活进行理性的批判与审视。这时他进入了第二个创作阶段。

他的早期作品，艺术上缺乏节制，幽默与调侃被随意地发挥到失控的地步，影响主旨的表达与整体的严肃性，遭到评论界的非议。作为调整，又由于时事原因，回国后老舍决定远离幽默，但矫枉过正，流于说教，导致艺术上一定程度的失败。此时他再回归幽默风格，使幽默为主题表达服务，成为艺术表达有机的一部分，应该说这种探索取得了成功。《离婚》就是老舍在“幽默”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性的作品。

之后老舍又进入了第三个创作阶段，这一阶段他的佳作极多。

1936年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问世，确立了老舍在中国文坛的重要位置，现在一般认为这是老舍创作的巅峰作品。可以说《骆驼样子》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北京下等社会，或曰最底层的社会生存群落的最为重要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老舍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同一时期表现最底层人物命运的中篇小说《月牙儿》也是老舍小说的精品，是一部具有浓重象征意味的诗体小说，描绘有着美好追求的底层妇女的无望的悲惨的命运，母女先后为生活所迫沦为最下等的暗娼，虽有诗意，但同样是命运非常悲惨，气氛极为悲凉。

这一时期老舍还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短篇之一《断魂枪》，全篇只有五千字，但文字精粹，意蕴极为深厚，充满了一种古老文化兴衰嬗变的历史悲凉感，是他对新旧文明交替时代的文化思考的集中体现。

3.抗战之后的创作发展

老舍创作的黄金时代在民族灾难的来临下骤然中断，1938年老舍担任“文协”总务组长，任职一直到抗战结束。老舍积极投身进抗战宣传的工作中，开始为宣传需要，大量写作通俗文艺作品、曲艺以及通俗京剧，掀起了一段通俗文艺运动。从1939年起老舍开始从事话剧创作，五年写了九部话剧，成为后方重要的话剧作家。虽然成就不是非常高，但得到了锻炼，为他在1949年后的两部重要话剧《龙须沟》《茶馆》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从1944年起，老舍回到了他所熟悉的题材——北京社会，创作了代表他创作与思想最高成就的长篇巨作《四世同堂》。这是一部长达一百万字的三部曲，在1944年、1945年完成前两部《惶惑》《偷生》，1946年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讲学，在1948年完成《饥荒》，共八十多万字。作品时间横跨整个抗战时段，由日本人进北平，到日本宣布投降，以小羊圈胡同为中心，描写十几户人家、一百余人的心理与遭遇。可以说，《四世同堂》是一部民族精神思考的大书，在这部作品中老舍的思考是极其深入的。老舍正是要借助这部作品，在特定的考验期中审看中国人的灵魂，因为在这一时期国民性才会更为全面深入、清晰地显现出来，并走向它的极端。同时老舍经过深刻的国民性思考，在作品中提出了更为现实的促使民族新生的思路，探讨民族精神新生的可能性。在小说中他陈述了这样的愿望：这次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理自己的垃圾。但不同于以往，他一方面虽然还坚持以前的那种救国理念，但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力量的挖掘，从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他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对传统文化不能一刀切，不能一味认同，也不能一概怀疑，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筛去其中的灰土，还一定会剩下几块“真金”。这种所谓的“真金”就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力量，虽然也是旧文化的东西，但是发生转化，可成为一种民族精神革新的基础。④

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后，老舍的思想开始倾向于进步。在美期间，他完成了一部描写曲艺艺人命运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标志着他向革命进步力量的转向，也是他思想的巨大飞越。1949年老舍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国，受到极高礼遇，几乎得到了老舍作为一个文人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与社会地位。“文革”开始后，他最终没能逃脱迫害，但他的死，赢得的是人格的尊严与世人的尊重。

三、老舍创作的历史贡献

老舍经过数十年艰苦的创作与思考，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论者分别简要论之。

首先，在表现题材上，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贡献卓著。老舍本人是北京小市民社会所孕育的作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第一个将社会转折、变换时期，具体说，就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互相碰撞的特殊阶段，中国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和心理引进现代文学领域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出色地塑造了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城市贫民以及理想市民的群像。应该说，老舍成为了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诗人。

其次，老舍小说的出现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学兴起后，现代文学在广大知识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市民阶层的读者却暂时被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及通俗文艺形式所吸引。由于老舍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市民生活，表现形式又适应了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他的作品一出现就很快地争得了广大的市民读者。但是适应并非迎合，实际上又提高了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大大扩大了现代文学的读者群，在社会文化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

第三，对长篇小说发展的贡献与历史地位。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发展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巨作一起，构成了本时期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过长期的试验、探索，已经走向成熟。

老舍对于长篇小说发展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体式方面，应该说形式上的实验他并不多，不如茅盾、师陀、无名氏等作家，他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老舍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乃至以北京语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都是独具一格的。总之，老舍及其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现代长篇小说）在更加“民族化”与更加“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成为其成功的范例。⑤

①② 参照关纪新著：《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③ 参照樊骏著：《认识老舍》（上）（下），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第6期。

④ 参照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05—209页。

⑤ 参照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42—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