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中“爱情”主题的嬗变及女性意识的发展

⊙方雪梅［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江阴 214405］

作 者：方雪梅，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女性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诗歌，经由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再到90年代直至跨入新世纪不同的发展时段，在“爱情”主题的书写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呼吁平等的爱情到深刻的质疑与颠覆再到近乎古典的爱情复归，这样的回旋上升折射出了女性主体对男权话语专制的逐渐认识与反抗的过程，而理性回归尤其预示了女性诗歌逐步走向了开放大气，实现了唐晓渡先生“从黑夜走向白昼”的预期。①

一、新时期女性爱情诗歌出现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之间，中国基本上没有爱情诗，女性诗人的爱情诗更少，而且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诗歌，几乎只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道德的高尚的爱，是远离人的身体欲念的。爱情是劳动生活的一部分，真正的爱情是和劳动、荣誉联系在一起的。

最典型的莫如20世纪50年代女诗人黄雨的《我不知道怎样爱上他》：“我不知道怎样爱上他/当他为通红的炉火所照亮/在一千八百度高温的旁边/凝视着沸腾的青蓝的钢水/我的眼光就一刻也离不开他//……他爱钢胜过自己的生命/我爱他，像他爱钢一样忠诚。”“我”对“他”的爱和忠诚是因为“他爱钢胜过自己的生命”，他的热爱“劳动”成为“我”爱“他”的唯一基础和标准。女诗人并不是要为表达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真实体验和渴求，也不是要探讨新的人生处境中人们的情感变迁，“爱情”从两性关系中退场。因而，私人性的表达消失了，我们只感受到一种单纯、明快的情绪，却无法进入丰富复杂的人性世界。

此间，林子写于20世纪50年代直到新时期才见天日的《给他》爱情诗十二首，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诗。这本是一组写给恋人并不预备发表的诗，因而具有了真实动人的心灵自白和情感体验：“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常春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你。”惊世骇俗的情欲独白和私语，对于一个充满伦常教礼的社会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反抗力量。但是，诗歌中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是女性绝对“无我”的奉献，不乏女性传统的荏弱与被动，是一种性别无意识的表现。②

二、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爱情”主题变化分析

新时期以来，政治的清平、时代的开放，使获得新生的一代女诗人在爱情抒唱中进入了全新的境界，挣脱藩篱的女诗人扬眉吐气地吼出了压抑了太久的心声。

（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温柔敦厚的爱情抒唱与男女平等的自立意识

20世纪80年代初期，林柯、张烨等女诗人开始致力于歌颂甘美纯洁的爱情，而舒婷写于1977年的《致橡树》，则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审视男女情爱，为长期遭压抑的女性倾吐了崭新的爱情观：“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里，诗人不像攀援的凌霄花，不学痴情的鸟儿，甚至也不止像日光、春雨，因为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显然，舒婷已不像林子那样“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此时的女性不再是陪衬，不再是附属，而是以一个独立人的身份出现，这无疑体现了女性意识在新时期的觉醒与张扬。有论者称：“这是女性、女性诗人的人格意识在新时期走向独立的宣言书，是新时期女性意识上升到一个崭新台阶的标志。”③

当然，舒婷的爱情观带有理想成分。在稍后的女性诗人看来，她笔下端庄贤淑的女性形象，恰恰投合了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如著名的《会唱歌的鸢尾花》中：“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轻风吹动着我/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用你宽宽的手掌/暂时/覆盖我吧。”这种小女生般的感受、依附的温柔与多愁善感，恰恰落入了男性对写诗的“才女”的规范化想象中。可以说，舒婷的爱情诗中所呈现的女性意识还没有觉醒到现代意义上的高度。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爱情大厦的质疑颠覆与俯视男性的自省意识

1984年以后，摄纳了当代意识的女诗人，深受西方女权主义诗歌的影响，极端地与东方古国根深蒂固的男性文化对抗，使女性意识自觉化、白热化直到神化。于是，有了海男在《今天》中对男性极为从容的观赏，也有了唐亚平在“黑色系列”中对爱情大厦近乎绝望的解构。翟永明则以先锋的姿态，不再幻想与男性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对爱情也完全不是舒婷式的理想主义的歌吟，而是一种大胆的嘲弄和尖锐的反讽，显示了一个生活在男权文化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刻觉醒。

如她的《独白》（1986）：“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近于疯狂的爱情，女性由弱而强大，由被抛弃而主动承担，体现了一种成熟女性所独有的姿态。这种东方女性“内柔外刚”的精神特质使女性拥有了强大的自信：“我是软得像水的白色羽毛体/你把我捧在手上，我就容纳这个世界/穿着肉体凡胎，在阳光下/我是如此炫目，使你难以置信/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但是，翟永明又是清醒的，她并不盲目地自高自大，她冷静地认识到，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是难以医治的，像痼疾，像病毒，深刻地纠缠在女性的内心深处：“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女性的独立，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悬空的神话。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这种惨败似乎是一种必然。这里，诗人不断地潜入女性的“黑夜”，大胆地揭示女性隐秘的爱与恨，爱情不再是女人的宗教。她甚至以一种调侃、挖苦的语气嘲笑世俗的婚姻：“我们姐妹四人我们日新月异/婚姻依然是择偶的中心/卧室的灯光使新婚夫妇沮丧/孤注一掷我对自己说/家是出发的地方”。（《人生在世》）

（三）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日常生活中孕育的爱情与两性和谐的平权意识

区别于翟永明等人呈现的爱情“荒原”，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女诗人对爱情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积极的探索，以更包容省察的姿态反观来路，继而淡化了性别对抗色彩，理性地选择了“让爱情回归”，并开始关注脚下的现实，在日常生活中、在最琐碎的小事中挖掘爱情元素，创作出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又女人味十足的爱情诗歌。如李琦的《手镯》就是以女性的小小饰物，以贴近女性自身本真的生活细节，来表达自己对爱的情思：“所有的远行我都未阻拦/爱的就是那颗流浪的心/扬起手我还朗声再见/手镯它听到了/忧伤在血液里潺潺流动……”

最典型的是路也的《江心洲之歌》组诗。组诗写于2004—2005年间，以具体的日常生活为展开的起点，既对凡俗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热爱、敬畏，也凸显了深蕴其中的古典的浪漫情怀。“这是两只江苏的蝴蝶/它们有秦淮风韵，有才子才女之相/属于这江心洲上的小资/它们身穿苏绣的丝绸薄衫/用吴侬软语说着海誓山盟/甚至还唱了一段昆曲，吟了一首《蝶恋花》”（《两只蝴蝶》）。“历经无数个烟花三月的是那些阁那些寺那些亭/我说，我想把弹琴当功课，把栽花当种田/而你呢，就去做一个文章太守。”（《忆扬州》）诗歌将路也和她深爱的扬州男子的爱情描绘得绚烂又朴素，既有如小令般婉约的情怀，又与大地、自然融为一体。路也从不架空自己的感情体验，在《诗歌的细微与具体》一文中，作者写道：“我害怕那种诗，在那种诗里生命大而无当，连谈一场恋爱都那么虚幻，没有皮肤的快感……”路也的诗大多立足琐碎和细微的生活场景，充满人间烟火气：“来一盘煮干丝，两个狮子头，一壶碧螺春/如果没有琼花露，那就上两瓶茉莉花牌啤酒吧/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这是我和你的扬州。”（《忆扬州》）此外，路也还固执地持有仰望的姿态，这使得她的爱情诗一再呈现出对当下的眷恋又不断向“彼岸”张望和想象的特征：“离开这边广阔得让人烦恼的陆地/到彼岸去，日子将在一棵枇杷树下/重新开始”（《渡船》）。诗人没有在爱情中一味沉溺，失去自身对未来日子在枇杷树下重新开始的设计，体现出了对男性既不是弱弱的依附，也不是盲目的蔑视，而是与之和谐共处的平权意识。至此，舒婷所倡导的崭新的爱情观在路也的诗歌中逐渐变成了一种现实。因此，女诗人鲁西西评价说：“路也的诗歌很好地标志着‘女诗人’和‘爱情诗歌’的天然关系。看路也的诗歌我们一起享受着幸福。”④

当然，“爱情”作为女性诗歌中较为突出的主题，毕竟不是“匡时济世”的黄钟大吕，也不是忧愤深广的社会批判，它只是从一个侧面——从女性呼唤甜蜜的爱情到质疑颠覆爱情再到追寻充满烟火气又不失浪漫的古典爱情，反映了新时期到21世纪初30年来女性意识逐步发展的过程，即由最初的渴望男女平等、女性自立到女性独立自强到足以俯视男性、蔑视男性并经过反思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回归，在日常生活中重拾浪漫的古典情怀，追求与男性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而这种理想状态，既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爱情的温热情怀与理性思考，又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了诗人向彼岸世界的投身而入。或许，从舒婷到翟永明再到路也的爱情诗歌写作实践，不仅为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爱情”主题的书写留下了清晰的履印，也为新世纪女性诗歌的“爱情”主题表达提供了一个方向与可能，而诗歌中强调的“男女平等”、“爱情美好”等观念也为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生动的文学范本与积极的启示。

①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唐晓渡诗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② 《女性爱情诗歌：小草 木棉 面包与玫瑰——与著名诗人李小雨、旅美诗人罗露西做客人民网，“情感时空”》，2007-09-30。

③ 胡兆明：《新时期女性诗歌的嬗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94页。

④ 崔勇《诗歌驻校 诗人驻校——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路也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诗探索·理论卷》2007年第1期，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