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艺术窥探彝人的心理诉求——以奢香博物馆馆藏石柱础为例

⊙杨洪文［毕节学院美术学院， 贵州 毕节 551700］

作 者：杨洪文，毕节学院美术学院院长，副教授。

彝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古彝文典籍记载，彝族始祖西母遮来自“旄牛徼外”（今四川西北雅砻江上游地带）入居邛之卤（今四川西昌地区）。其三十一世孙笃米由蜀入滇，居今云南会泽、东川一带的洛宜山。在洛宜山，笃米娶妻三房，生子六个，分立武、乍、糯、恒、布、默六部，这就是彝族历史上史称的“六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子孙的繁衍，他们不断向外拓境分迁。“默”部后裔约当战国晚期沿乌蒙山脉东南向进入今贵州省黔西北地区。约东汉时期，其二十世孙勿阿纳在柯洛（今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建立统治中心。

水西作为一个地名而存在可以上溯至蜀汉时期。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默部后裔勿阿纳的五世孙妥阿哲，即汉文史书所称“济火”其人，助诸葛武侯南征孟获，受册封为罗甸君长，住于陇更（今贵州省毕节市城区）。西晋中叶，妥阿哲的孙子必额莫翁迁居白乍戈（今贵州省大方县城），建都在此，营建城堡，彝称“慕俄格”，汉称“罗甸”。从此以罗甸国（今贵州省大方县）为中心的默部宗族政权，延续至清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水西第八十五代君长安胜祖“改土归流”止，世长水西长达1474年。统治着今天贵州省黔西北、黔中的大方、毕节、赫章、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六枝、水城、清镇等县市区一带。①彝族的宗族政权中心，因地处鸭池河、六广河之西，元代称“亦奚不薛”（蒙语意为水西），所以这里又称为“水西家”或“罗甸水西”。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古彝文明与中原文化交流碰撞出了灿烂的水西文化。

奢香博物馆是以明代贵州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明中央诰封为“大明顺德夫人”的奢香名字命名的彝族历史博物馆。始建于1993年，是在今大方县城北的“慕俄格”城堡遗址上修建的仿古彝族风格的建筑。修建奢香博物馆时征集了明清时期散落于水西地区的数百墩石柱础入藏，有的用于修建奢香博物馆，有的分置于博物馆院内的道路两旁或草坪之中。奢香博物馆馆藏石柱础是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艺术的典型代表，是彝族文化的一个信息密集区，反映了彝族人民的民风、民情、民性，体现了彝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精神追求。

一、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的造型特征

明清时期水西地区房屋建筑大多以木结构为主，由于水西地区雨量充沛、气候潮湿，人们为使房屋建筑的落地立柱不受浸湿而腐烂，因而在立柱脚下垫一块石墩，使柱脚与地面隔离，起到防潮作用。民间习惯把立柱下边的那墩石头叫“石柱础”，又称“柱顶石”。石柱础作为传统房屋建筑中最基本的构件，其功能在用于传递房屋荷载及防雨、防潮的同时，人们逐渐将其演化为带有装饰美化等附属功能。

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从立面造型来看，主要有圆柱形、方柱形、瓶形、瓜形、绣球形、鼓形、镜形、葫芦形、唢呐型、莲花形、覆钵形、须弥座等多种，其中以当地人称为“走马灯式”最多，在奢香博物馆随处可见。这种石柱础一般高度在六十厘米左右，上部为鼓形，占石柱础总高度的五分之一左右，下部底座，为四楞形、六楞形、八楞形或十二楞形，底座部分经过彝族民间艺人独特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将其演变成支撑上部鼓的鼓座，整个造型非常写实，雕刻手法多样，装饰图案极为精致。动物造型的石柱础主要以虎、象、狮等瑞兽居多，虎、狮等形象威猛，象的形象祥和稳健。各类造型往往是以组合体的形式出现，常以镜鼓结合、瓶鼓结合、镜钵结合、数瓶数鼓相结合、数个须弥座相重叠以及镜、瓶、鼓、钵、须弥座交相组合等。即使是虎形、狮形、象形石柱础，支撑檐柱的背部演变成了莲台形或鼓形，虽然造型上产生了变异，但衔接自然，没有一种简单拼凑之感。

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造型从平面来看，主要有圆形、四边形、六边形、八边形、十二边形以及下方上圆等形。即使是同一形状，其组合方式又有多种变化。

从石柱础的体量上看，有的粗壮，有的清瘦，有的高达一两米，重达数吨，有的薄若铜镜，征集到的一墩石柱础就像一面铜镜，建筑文献上称此种凸圆形的矮石柱础为“古镜”。唐宋时期曾在我国北方较为盛行。由此可见，水西彝族人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与中原文化进行着文化交流，并把中原文化融合于本民族的建筑中。这种古镜形石柱础，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物证。

二、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的表现题材与艺术表现手法

1.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的表现题材

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表现题材涵盖了动物、植物、器物、几何形图案及其他自然物等方面。以虎、狮、象等瑞兽为造型的石柱础，通常用于支撑房屋建筑门厅两侧檐柱，一般对称使用，造成遥相呼应之势，一墩石柱础就是一尊完美的雕塑作品，是石柱础中的艺术精品。尚虎的图腾崇拜是彝族先民的精神文化象征，虎是彝人公认的图腾物，彝人自称为“虎族”，除了以虎为单独造型的石柱础外，以虎头为元素的“虎头纹”大量出现在各类石柱础的雕刻艺术中，并且一般出现在装饰部位的显著位置。狮子的形象来源于西方，约在汉代传入中国，后经演变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形象之一。②狮子在水西地区石柱础中除了作为单独造型的石柱础支撑房屋建筑门厅檐柱外，在其他类型的石柱础中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大象的形象也多作为单独造型的石柱础用于支撑房屋建筑门厅檐柱。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吉祥物，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同一性。在明清时期水西石柱础雕刻中龙纹姿势各异，有的仅呈现头，有的盘旋于整个石柱础，有的见首不见尾，有的头、身、尾隐现于云雾之中，首尾呼应，气势非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极为生动。蝴蝶形象在明清时期水西石柱础雕刻中也较为多见，有的形象较为写实，有的经过夸张变形直至图案化后又组合成新的纹样。蝴蝶纹有的以单独形式出现，有的则作为角隅纹样起到美化边框的作用。

除以上动物外，常见的还有蝙蝠、鹤、喜鹊、鹿、麒麟、凤、鱼、牛、羊、马、龟、蛙、蜘蛛等等。植物方面主要以松、梅、兰、竹、菊、石榴、佛手桔、桃、牡丹、月季、海棠、莲花、索玛花（杜鹃花）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纹样为主。器物方面主要以瓶、镜、如意、古钱、花篮、宝剑、磬、笛、鼓、盘、扇等纹样为主。几何纹在石柱础上屡见不鲜，主要有圆形、椭圆形、旋涡纹、火镰纹、回形纹等，还有彝八卦纹以及代表金、木、水、火、土的图案，在石柱础雕刻艺术中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自然物方面主要有云、雷电、水波、山川等。各类吉祥图案又往往组合使用，派生出无数吉祥图谱来，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彝人永无止境的文化需要和精神追求。以上这些石柱础雕刻艺术所反映的内容涉及到彝族人民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生产生活及美好愿望等，蕴藏着无尽的内力。我们可从中解读明清时期水西地区彝族文化的种种信息，从而增进对水西古彝文化的认识。

2.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的艺术表现手法

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其雕刻艺术语言具有内涵丰富、手法复杂多样、技艺精湛的特点，是娴熟精巧的手工艺技术与具有彝族审美特色相结合的产物。

彝族民间石匠艺人们根据不同的对象、内容、部位和环境，对各类表现题材在形象、动态、情态依靠其象喻思维和直观审美情趣，用娴熟利落的刀法，广泛运用了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多层次浮雕、半圆雕、圆雕、镂雕、透雕等多种工艺，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于同一作品之中，各类雕刻工艺都很成熟。浮雕是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中最常见的表现手法，在所有雕塑手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大量的石柱础石雕题材和内容都是通过浮雕来传达信息，大到以虎、狮、象等各类动物单独造型石柱础的表面修饰，小到石柱础表面的一个小部件的装饰，都是用靠浮雕来完成的。浮雕雕刻凿口利落，刀法率意，用线流畅，造型古朴典雅，雕刻精细动人，层次丰富，立体感强，使表现物象在古雅、淳厚中透出严峻的圣灵之气，表达出彝族石匠艺人的虔诚之心，鲜明地体现了彝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以各类动植物造型为主体的石柱础雕刻中，大都采用圆雕、半圆雕、镂雕、透雕等艺术表现手法为主，兼用浮雕、阴刻、打磨等多种技法。所表现的动植物比倒匀称，结构严谨，刀法洗练，雕工细腻精美，层次分明，惟妙惟肖，全方位造型都符合审美原则，达到静中求动、寓动于静的艺术效果，呈现的动植物传神入化、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充分体现了彝族民间艺人丰富的想象力、高超的技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

三、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隐喻的文化内涵

房屋建筑是社会的综合文化现象，而房屋建筑的装饰则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石柱础作为房屋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制与装饰不仅是形式上的美观，同时还蕴含着民族、地域、宗教、习俗等精神文化内涵。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就如同社会文化的一个载体，其形制和装饰与民俗文化及民间艺术紧密结合。彝族民间艺人得于心、会于意、取于势，把深刻的哲理、情感、思想及观念通过可视艺术形象自由地传达出来。包含了这个时期文化的多种意义，呈现出特有的地域特色，向人们传递着特定历史人文背景下的文化信息。深邃广博的文化内涵大量蕴藏在以浮雕、圆雕、透雕等手法雕就的植物、动物、人物、器物、几何形图案及其他自然物等各种图谱中。

1.图腾崇拜

从需要上来看，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是适用性很强的房屋构件，首先要为适用服务，但它同样又受彝族古代哲学的支配。哲学总是以其本体论作为基石的，哲学本体论是源于自身自然哲学对宇宙世界来源地探讨与说明。彝族古代哲学正是沿着哲学思维的内在逻辑发展起来的，它的自然哲学本体论，具有唯物论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具有客观、鲜明的民族特点。③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的行制与装饰因其外在的美而引导人们去探寻其形成美学价值观的哲学思想。彝族宗教仅就哲学思想而论，闪烁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光辉，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具有浓厚的自然宗教色彩。

彝族宗教崇奉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些传统信仰充分地渗透到彝人的生产、生活之中。对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现为万物有灵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有灵魂，那种超级动物和植物的灵魂都具有不可战胜的神力，这种神力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主宰着宇宙空间万物，并把它们的活动或自然现象都解释成具有灵魂活动的结果。彝族认为在大自然界中无处不存在神灵，它们既可造福于人，又可加害于人。为了祈福避灾，自然成了人们崇拜祭祈的对象。在这种神学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彝人认为人创造的每一件物品，都被附上灵性。

虎是彝族的原生图腾，水西彝人自认是虎的民族，在彝族民居及器物装饰纹样中常见的虎图案便是出于对虎图腾的崇拜。水西地区彝族人民的虎文化，充分显现在石柱础的雕刻艺术中。不过用于修饰石柱础的虎形象往往被彝族工匠高度图案化和抽象化了，即使是蝴蝶、火等原生图案，彝族工匠也会在不经意间将其重新组合成抽象的“虎头纹”。“虎头纹”又称“旋涡纹”，在水西地区石柱础雕刻中被广泛运用，这是水西地区石柱础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地区石柱础的一个显著特征。“旋涡纹”在彝文古籍中被称为“输必孜”，其意为纠缠回互的两条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不仅出现在绘画中，还出现在女性和儿童的服饰上，是古代彝族美术的基本形态。④《物始纪略》记载：“天地和人类未形成之前，什么也没有，到处是黑洞洞的景象，后来产生清浊二气，即两种叫哎哺的物质元素，又由哎哺形成了天地和万物。清气的哎哺形成了白色的米古鲁，浊气的哎哺形成了黑色的靡阿那。米古鲁又称天父，生天、生日、生鹰，代表阳；靡阿那又称地母，生地、生月、生虎，代表阴。白色的米古鲁与黑色的靡阿那纠缠回旋的符号称‘输必孜’，由它们不断分合，不断变化而产生万物。”这是彝族人对原始形态的概括，是彝族人对宇宙万物朴素的、原始的最初写照。这种观念无疑支配着水西地区石柱础的形制与装饰。由“输必孜”演变为带有八卦图案造型的“旋涡纹”，是彝族先民认识世界认识事物的记录、思维的方式和总结的规律用符号释放出来。⑤彝族历史的文化传承，使客观对象逐渐固化为观念替代物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旋涡纹”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旋涡纹”延伸出的“虎头纹”“虎云纹”蕴藏着丰富多彩的虎文化，这充分体现了水西彝族自视为“虎族”的图腾崇拜。

《彝族源流》是众多彝文古籍中的一部，是一部以谱牒为脉络而叙史的彝文古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及彝族古代社会面貌，是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史料。其第六卷《什勺氏根源》中也有关于“虎”的产生和职能的叙述：“哎哺的显现，天地运动，阴阳结合，生出长翅青鸟和阔耳赤虎，长翅青鸟在苍天扇动翅膀，来制定了完善秩序，由虎管秩序，为君定的秩序，秩序不错乱，君位不错乱。虎是大地轴心，管理遍地物类。”⑥突出彝族人民的“虎图腾”意识。

龙是一种兼容各种民族文化特征的复合型动物，在古彝文献中也有关于龙的描述：“宇宙四方四条盘地龙盘地，东方是横木飞彩龙，西方是太极龙蟒龙，北方是盘抱柱巨龙，南方是管理雨白龙。”在《彝族源流》第三卷论《第八重天及山的产生》中还有这样的叙述：“白鹤和杜鹃像片片繁星，又如团团雾霭，如盛开的鲜花般频繁交合，这对美好者交合后，产生了天官——龙。龙的势力大，覆盖天顶及地底，呈现出吉祥。”龙纹的装饰反映了彝人对龙的图腾崇拜，体现了彝人对家业稳固、辟邪镇凶的祈求。

鹤、鹃、鹰等作为彝人的图腾物，在不同的古彝文献中有不同的表述，除白鹤、杜鹃交合产生龙的表述外，鹤、鹃、鹰还是君、臣、师的徽号。鹤代表“君”即君长；鹃代表“臣”及臣相；鹰代表“师”即毕摩（祭司）。在古彝文献《叙哎哺世系》中还有白鹤为平原之主，由鹃管理荒野；鹤集中智慧，鹃汇集知识；由鹤掌权，由鹃行令的记载。鹰是智勇双全、勇敢的象征，因而彝族崇拜它。在西南地区彝族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古代英雄叫支格阿鲁，他是天上的一只雄鹰滴下三滴血在他母亲的衣服上怀孕所生。这个神话传说体现了大多数彝人对鹰的图腾崇拜。

牛、羊图案是彝人对牛、羊的图腾崇拜的反映。彝人认为牛勤劳，能为人们带来财富，彝族最高级别的礼仪是以宰杀牛待客或祭祀，在古彝文献中也有用牛羊祭献神锁，打开了神锁，宇宙见到光明的叙述。彝人还把水牛角作为避邪之物挂在门上避邪，把家居中各结构部件的头尾做成牛角状，以示住所内无处不驱邪且有灵物保佑。其次它还代表了雄性，被人们视为英雄的象征。而羊能为人们带来食物、衣物，也是财富的象征。牛羊纹样在石柱础中的出现表达了彝人祈求六畜兴旺的愿望。

彝族人对竹有特殊感情，彝族民间广泛流传着祖先从竹而生或因竹而生的神话传说，彝人以图腾形式对其进行崇拜。竹图腾又与彝族祖先崇拜结合到一起，如老人死后要专门选灵竹竹筒作为灵筒，放于家中或灵房供奉，以此赢得祖先的庇佑。

彝族还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彝人认为火带来了光明、安全，是生命的延续，还有火是一家之主的说法。由于火焰的颜色为红黄色,而红色黄色代表明亮、光明，可除秽气和不吉，火崇拜发展成为彝族人民的精神旗帜，因而水西地区石柱础雕刻中自然少不了火纹样。

除了以上较为突出的龙、虎、鹰、鹤、鹃、牛、羊、竹、火等图腾崇拜外，还有马、猴、蛇、蛙、蜘蛛、索玛花（杜鹃花）、山水、葫芦、青松等动植物图腾，这些都能在水西地区石柱础雕刻艺术中得到了体现。

2.寓意的象征

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雕塑艺术中的祥禽瑞兽、各类植物及自然物主要突出福、禄、寿、喜、富贵、威荣、人丁兴旺等寓意，在装饰美化环境审美要求的同时，获有祈求功利的愿望。

狮子、大象是传统汉文化中用以避邪的吉祥物。狮是百兽之王，形态威武，是陆地上最凶猛的动物，象征凌然不可侵犯，被人们奉为辟邪瑞兽。狮子在水西地区石柱础雕刻中经过彝族民间石匠艺人的再创作被演化成温顺亲和的形象，是子孙繁衍、家族昌盛的象征。象在佛教中是高贵、力大、能负荷、没有烦恼杂染的象征，是陆地上最有力的动物。以大象为造型的石柱础，固然有镇宅、辟邪、吉利之意。虎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能驱除一切邪恶。龙、凤象征富贵、威荣，鹤象征寿，喜鹊、花开象征喜，各类祥禽瑞兽寄意驱害辟邪、守门护宅、人丁兴旺等寓意。

莲花形与须弥座形石柱础显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佛教认为莲花清廉，出污泥而不染，延伸到石柱础有一品清廉、莲花挂头的寓意，也表示清静、无染、自在、解脱之意。须弥座又称“金刚座”。“须弥”是指古印度传说中的神山，为佛家圣地。须弥座形石柱础，寓意该建筑物的吉祥、高雅与神圣。

瓜形、鼓形，瓶形、葫芦形以及鱼纹、石榴纹被广泛运用于石柱础雕塑艺术中，这与瓜类、鱼、石榴多籽，是传统的生命和生育的代表符号，寓意多子。基于这一诉求，使得瓜形、鼓形、瓶形、葫芦形石柱础成为一种吉祥物被程式化，反映水西地区彝人祈求人丁兴旺、祥瑞吉利和对生命繁衍的歌颂。

走马灯式的石柱础，其上圆下方，代表天地，寓意顶天立地，天人合一。底座部分的四楞形寓意四季平安，六楞形寓意六六大顺，八楞形寓意发迹，十二六楞形寓意月月红等。

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的造型和装饰中采用的寓意造型和图案，追求“言必有意”“意必吉祥”，把美好的祝福、愿望、吉祥图案通过图形或造型在石柱础上表现出来。

3.谐音的比拟

在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中广泛运用“谐音”方法对其造型及装饰进行处理。瓶形和镜形石柱础，取其谐音分别寓意“平”和“静”，数瓶数镜结合寓意“平平静静”。蝙蝠的图案造型在彝族民间美术中深受喜爱，蝠以谐“福”，寓“福”，福在中国人心目中被视为大事。蝙蝠捧日取其谐音为“福日”。其次，葫芦、鹿以谐“福”“禄”，葫芦、鹿衔花在水西地区石柱础雕刻中出现较多，在彝族建筑的屋脊、斜撑木雕上也多有出现，“福”“禄”无疑是建筑物的主人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八楞形，采其谐音“八”寓意发达等等。总之，水西地区石柱础雕刻中以谐音或谐音组合方式表达彝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体现了石柱础雕刻是一种心灵的艺术。

同一图案和造型在不同民族的心目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无论是外部造型还是石柱础上的装饰图案，要么取其形美，要么取其音吉，都有各自的特殊寓意，其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尽管带有汉文化影响的影子，反映了外来文化在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的传播及对彝文化的渗透，但图案与表现手法却依然是彝家所固有的，具有地道的彝文化特征，深深包含着水西地区彝人朴素的思想和对吉祥如意、幸福生活的热情向往。

四、结语

水西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王国而存在并延续一千四百多年，其间不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然而一个古彝王国能世存一千多年，一定有其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孕育了其独具区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地缘文化。明清时期水西地区石柱础是彝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依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兼容并蓄其他外来文化所创造的一种实用艺术，它在作为一种被物化了的精神产品的同时，也成为了这种独具区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地缘文化的典型代表。其造型和雕刻具有实用性、精神性和象征性的统一，在满足美化环境的美学要求的同时，其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及寓意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它们既表现了彝族的信仰，又传递出远古自然宗教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信息；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时期水西地区彝族石柱础艺术特色，蕴含着彝人的心理素质和精神追求，反映彝族质朴的审美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很高研究和观赏价值。

① 大方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大方县志》，地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② 中国艺术全鉴：《中国雕塑经典》，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③ 梁勤星、吉克曲日：《微探凉山彝族古代哲学思想》，载《凉山彝族文化艺术研究》，韦安多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④ 《黔西北彝族美术》，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⑤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彝族美术——黔西北民间工艺美术》，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⑥ 王明贵、王显编译：《彝族源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文中所引《彝族源流》原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