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岳渎经》新解

周承铭

（长春社会主义学院长春中华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41）

李公佐的《古岳渎经》，是研究唐代小说不容忽略的重要作品。当代学者们认为，《古岳渎经》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再现了一段远古历史。反映的是大禹治水“艰苦斗争的经过”[1]，或曰“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2]。二是歌颂了一种可贵精神。“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人民治理洪水的艰巨斗争，赞美了他们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3]，“表现了一种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4]，“洋溢着一种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和气魄”[5]。三是表达了一个美好愿望。“无支祁被置于楚州淮涡，是因淮水多灾的缘故，表达了古人治理淮水的愿望。”[6]这些评价皆言之有理，但又皆是脱离了小说实际内容的浮泛之论。这篇小说的思想价值，需依照文本作还其本来面目的再思考再认识。

不能正视和很好地辩驳当代《古岳渎经》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论点，就无以推动《古岳渎经》研究的继续深入。

一

小说到底是无支祁的故事、大禹的故事，还是李公佐的故事？这关系到我们应该把研究的视点和重点置于何处，以及如何确定作者的真实写作意图。综合当代学者们的著述，迄今为止，可见三说。一曰无支祁的故事。认为小说叙述的是“水神无支祁事”[7]，是“神猿故事”[8]，是“淮涡水神无支祁故事”[9]，认为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了猴神无支祁的形象”[10]，有论者甚至明确提出应改小说之名为“无支祁传”[11]。二曰大禹的故事。认为小说叙述的是“民间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12]，是“禹伏淮水神无支祁故事”，重点在表现“大禹治水的艰难斗争和雄伟气魄”[13]。三曰无支祁和大禹的故事。一方面认为小说“对水神无支祁的刻画尤为出色”，鲁迅等人所谓孙悟空形象源出无支祁论有其道理；同时也认为“小说中还给我们塑造了另一个英雄形象——大禹”，“道出了古代英雄大禹治水为民除害的丰功伟绩”[14]。

以小说的实际内容为检验，此三说皆不足以成立。首先，所谓古经残卷关于“禹理水”一段情节，乃专为说明“龟山之下”猿形水怪的身世之谜而设，在作者之整个故事情节的构置中并未赋予大禹治水或古代劳动人民治理水患以独立存在的意义。从水怪登岸到大禹登场，两段情节之间，变化的只是时空环境和次要人物，而水怪的叙事中心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大禹及其故事在小说中的从属地位。这一点，小说前一部分“时楚多名士，与汤相顾愕栗，不知其由”之伏笔，以及后一部分“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的终篇结论皆可为证。其次，比之于无支祁，大禹既无法争得叙事中心地位，自然也就无法成为与无支祁比肩而立的故事中心，只要注意到“禹理水”不过是“知”淮涡水神“其由”的题中应有内容，所谓无支祁与大禹两个叙事中心的说法即不攻自破。再次，无支祁这一人物始终存在于口头传说和文字记载中，具有明显的虚幻性或模糊性，没有像一般历史小说人物那样成为被还原的历史时空中的现实人物；从“永泰中”至“贞元丁丑岁”，无支祁被李汤命人牵出的事情已逾30余年，首述者杨衡并非亲历，记述者李公佐尤属一传再传，而灵洞仙书所述历史也只是一段扑朔迷离的远古记录而已；现实中的人从现实出发去叙述一个怪异的民间传说，追溯一段远古神话，其最终落脚点只能还是现实。作者所关注的现实是什么？这有待于我们去研究。但以无支祁没有走入现实，自始至终存在于作者的间接叙述中，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和富有生命的人物，即完全可以断定无支祁虽然被作者作为某些情节的叙事中心，却同样也没有资格成为小说全篇的叙事中心。小说的叙事中心存在于现实中，体现在具有独立性和生命活力的人物身上，符合这一条件的，在小说中除作者本人再无第二者。作为小说作者的李公佐以第一人称“陇西李公佐”或“公佐”进入情节，从开篇到结局，从贞元十三年（丁丑岁）到元和九年，经历了“征异话奇”，“入灵洞，探仙书”，“与焦君共详读之”等一系列情节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使其在小说中不止具有统摄故事，结构篇章的作用，更有表达主题，反映思想的意义。要言之，如果一定要我们指实小说到底是关于谁的故事，那就应该是关于作者李公佐本人的故事。

二

小说的主要人物到底是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当代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无支祁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主要人物，与此同时也有论者认为大禹也是一个成功而重要的人物形象。纵观全文，笔者以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个。除了已经被充分关注的无支祁和大禹，叙事者本人，亦即始终在小说情节中的“李公佐”（亦云“公佐”），无疑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对小说整个故事情节的构置和思想内涵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作者以第一人称出现在小说中，不止发挥着一般叙事主体所具有的以第三只眼反映故事的作用，同时最为关键的是担当着一般叙事主体所不具有的对故事发生、发展和结局进行谋划和构建的责任。对于完全以作者之真实姓名进入小说的这个叙事者，我们不能简单地等同为唐以后古代小说中的那种“说书人”角色，而必须充分注意到他是深深介入并最终决定着小说情节走向和面貌的利害人和当事人。

首先，他是故事的引发者：“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正是这一次以作者为核心的“偶遇”和“征异话奇”活动，才引出关于淮涡水神无支祁前前后后的故事，引来马植、卢简能、裴蘧，太守元锡和道者周焦君等人物的出场，以及灵洞仙书古《岳渎经》的出现。其次，是故事的传播者：主动承担无支祁故事在文人中间的广泛流传责任。元和八年冬在浙西道观察使薛苹驿馆的一次与同宿旅友之“环炉会语”中，“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时隔17年仍然不忘宣讲当年从杨衡那里得来的那个神奇诡秘的故事，说明他传播无支祁故事何等持久，又何等用心。再次，是故事的推进者。杨衡于“贞元丁丑岁”所述“永泰中”发生的故事，原本是一个无解的故事，随着“兽亦徐徐引锁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以及“其兽竟不复见”，留给人们的除了当时的惊恐和其后的神秘，剩下的恐怕就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就故事本身而言其实已不再具备任何向下发展的可能。因为连其时其地许多富有学识的“知名士”尚且“不知其由”，寻常人等又如何能够弄清彼者究系何物。淮河水怪的身世至此似乎只可作为一个不解之迷而被历史永久封存了。但是，身为小说中之重要人物的李公佐，以其访东吴，登包山，入灵洞，探仙书，解古经等一系列演绎自我的后续情节，为本来不应有解的故事给出了比较合乎情理的答案，使已经结局的传说再度延展出足可尽情驰骋审美想象的时空。让无支祁故事峰回路转的当然不是小说独特的结构、章法以及文字表达，而关键是李公佐这个关键人物的关键作用。如果小说中没有李公佐及其积极有为的活动，无支祁何得二次出场，大禹又如何有机会登台？无视李公佐这一人物的重要，就是还没有读懂小说何以能够是一个完整的和有悬念、有起伏、有结局的故事。

三

小说的故事内容到底是由一部分，两部分，还是三部分构成？当代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篇小说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杨衡所讲的，李汤于永泰（765）年间命渔人拉起大铁锁，牵出一个像猿猴的怪兽。后一部分讲李公佐与元锡、周焦君登包山，入灵洞，探得仙书古《岳渎经》第八卷，弄明白了淮涡水神无支祁的来历，是禹治水时命庚辰把它锁在龟山脚下的。”[15]“作品前半段写无支祁的发现和外貌。……作品后半段除对无支祁外貌作进一步刻画外，还增加了对其熟谙水域和神变奋迅之状的描写……插入大禹治水的记载，使这个水神的形象更加鲜明强烈，充满浓郁的神话色彩。”[16]这是以无支祁为视点来解读小说的必然结论。这个结论暴露出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无视李公佐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使小说关于元和八年冬在通宵达旦的畅谈中“公佐复说前事”一段情节完全成了没有意义的赘笔。试想能够写出《南柯太守传》那样惊世绝伦之作的一代传奇大家岂能犯下如此低级的章法错误！相反，如果我们不以无支祁而以李公佐为视点来解读小说，就会发现小说的内容实际上乃是由三部分构成，并且也会很容易理解“公佐复说前事”的情节在小说中非但不是多余，而且还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存在，没有这一段情节就不能充分反映出作者对所搜集到的创作素材长期进行苦心孤诣地斟酌研究的状况。

小说内容的三个部分或曰情节单元，简单概括，可以表述为：（一）贞元十三年（797）听故事；（二）元和八年（814）讲故事；（三）元和九年（815）编故事。小说首述贞元丁丑岁作者“泛潇湘苍梧”，在某个夜晚“泊舟古岸，淹留佛寺”，于“江空月浮”之际参与一次客旅之中文人偶遇后的“征异话奇”。这是作者作为受动者而听他人讲故事。主讲者是征南从事弘农杨衡，讲的是一个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内容略为：30年前，楚州在时任地方官李汤的主持下从流经境内的淮河深处意外地拉出一只神秘怪兽，其兽白首长鬐，雪牙金爪，身高五丈，状若猿猴；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目开如电，顾人欲怒。狰狞可怖的面目不仅顿时令“观者奔走”，也让见多识广的地方官员与名流士子“相顾愕栗”。其兽引锁拽牛复入水中。此后有渔人又见其锁却再未见其兽。这一情节单元的叙事核心是“不知其由”。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此怪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更令人不解的是，此怪兽何以身缚铁索，此铁索又是何人何地何时因何所缚？小说有了悬念也就有了继续向前推进情节的前提和理由。

小说再述元和八年冬作者饯送长官，走旱路来到传说故事发生的行政区域，于夜宿廉使薛苹驿馆的当晚又参与一次同馆文人间的“环炉会语”。这是作者作为施动者而给他人讲故事。所讲的就是17年前他听到的那个传说。这一情节单元的叙事核心是“复说前事”。除了“如杨所言”，小说没有更多的交代和描述，写得极其简略。但就是这样一句“如杨所言”，却让我们从中不难体味到作者对其“复说前事”的不满意和不满足。一个富有创造才能的作家不会忍受长时期重复别人的故事。于是，解开悬念，推陈出新，赋予旧传说以新发展的情节，就成为其后的必然。

小说最后述元和九年春作者专程前往“古东吴”之地，在太守元锡和道人周焦君的帮助下，于太湖之中的包山灵洞里找到《古岳渎经》中的记载，终于为人们揭开了楚州水怪的身世之谜。这是作者作为小说家而为人们编故事。编了一个发现仙书和解读仙书的故事。在仙洞中找到了“文字古奇，编次蠹毁”的上古经书一卷，书的内容比较详尽地回答了楚州水怪的身世来历问题。原来此怪名无支祁，是大禹时代阻止治水的淮涡水神，后被庚辰以战降服，因之，“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书中所记形貌与杨衡之述完全吻合。这一情节单元的叙事核心在“古《岳渎经》”，访仙书，得仙书，解仙书，构成了这一单元的主要内容。然而，这部看似重要的著作实为古之所无，所谓第八卷及其内容皆是作者依据古代典籍拼凑和杜撰出来的，此一点已为明人胡应麟和今人鲁迅等所察，而周绍良《＜古岳渎经＞笺证》一文考据尤详[17]。至于“无支祁”的名字此前也从未见于经传，极有可能是来自小说中“不知其由”（“无知其”）一句的谐音略写，一如其后传奇小说中出现的“元无有”（《玄怪录·元无有》）、“成自虚”（《东阳夜怪录》）一类的人名。用意在于告知读者此名字乃完全出于作者的造作，在文史界限区分还不够清晰、自觉的中唐时代着意提醒当时的读者务必把元和九年春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当作虚构的而不要当作实有的事情来对待。小说最后以“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为全篇收笔，表明从“不知其由”，到欲知其由，再到终知其由，正是作者所遵循的一条写作轨迹，反映出悬念对这篇小说的突出重要。这大概也是作者所以要用“无支祁（无知其）”来命名其虚构人物的另一重要原因。

当代学者们立足于两个部分的划分，把小说主要内容简单归结为前后孤立存在的“一个传说”和“一部经书”，难免会认为小说没有故事情节，是“非情节性作品”，“很像一篇优美的叙事散文”。但我们如果立足三个部分的划分，把小说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作者的活动为叙事核心，有贯串始终的核心人物，有多次转换的时空背景，有悬念的推出及其最终破解的一个动态和完整的叙事脉络，就没有理由继续坚持小说没有故事情节的认识。不过，它的情节比起作者的其他小说，确乎是少了一些生动和迂曲细腻。

四

小说到底是神话，童话，还是作者自传性小说？当代学者中认定这篇小说为神话的代表，是著名神话学者袁珂[18]；而把这篇小说视为童话的代表，则是研究中国古代童话的学者陈蒲清[19]。在题材分类上，认为这篇小说属于神话或童话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最早收录此篇小说的《太平广记》（467卷）将其以《李汤》为题名归入“水族·水怪”门类，当代学者们受其影响也把阅读和研究的视点不恰当地放在淮涡水神无支祁身上，把故事内容不正确地划分为两个部分，故而导致所谓神话、童话以及其他诸说的接踵出现。另一方面是不承认作者在小说故事情节中的核心地位，尔后必然要做出的选择和判断。有当代学者认为，“《古岳渎经》并非情节性作品，作者也未真正成为小说人物。”[20]“叙事人基本上限于提供证词，补充叙事线索，而不曾直接介入故事进程……也就是说，不管是记录见闻，还是托诸寓言，其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述生平’。”[21]作者是不是真正的小说人物，这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小说叙事的侧重点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拟世界。我们看显然是在现实世界。无支祁只存活于口头传说、文字记载这样的非现实世界，始终没有与现实时空（贞元丁丑岁-元和九年的唐代社会）接轨，没有成为现实中人物。如果说叙事重点不在现实，那么在杨衡之外又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六七个与无支祁没有任何接触和连带关系的现实人物，岂不是本末倒置，又糟糕之极！二是作者是否真正进入情节，并影响和制约情节的发生发展。其结论也是肯定的，前文已有详论，此不重述。三是小说是否主要反映作者的行迹。作者于何时何地，接触何人，所做何事以及当时情景，皆可通过作者笔下之文字清晰获知，虽然没有全面反映作者作为官员的一生经历，但至少是比较翔实地反映了作者作为作家的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个方面的活动，具体言之，即作者是怎样从事传奇小说创作的情形。

小说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李公佐作为一个小说作家在近20年时间里是如何搜集创作素材，如何反复研究和理解创作素材，以及如何合理加工创作素材的整个小说创作过程。如果我们把李公佐视为一个官员，此篇可以不当作“自述生平”；而如果我们把李公佐视为一个作家，此篇就没有理由不作为他的传记。李公佐，两《唐书》无传。今人考察其一生踪迹，主要是依据其传世的4篇传奇小说，而尤以此篇为最。李公佐的作品皆有一定的自传因素，只是《南柯太守传》的主要人物是淳于棼，《谢小娥传》的主要人物是谢小娥，《庐江冯媪传》的主要人物是冯媪和董江亡妻梁氏。对这些小说中的人和事而言，作者始终是处于局外或第三者的位置上，惟这篇《古岳渎经》的主要人物是作者自己，是作者纯然为记录自己的创作活动而写。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这篇小说就是作者的传记，把篇中的字字句句都当作真事实事来看待，而必须承认它首先还是一篇小说，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若干文学虚构成分，但它毕竟比较全面直观地反映了作为作家的李公佐的创作活动，是唐传奇中迄今并不多见的一篇具有鲜明自传性质的小说。

五

反映唐代小说家从事小说创作的艰辛过程和认真态度，是这篇小说的主题。这个主题，比起其他唐代传奇小说确乎没有伟大、深刻可言，但它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唐代传奇小说在这方面独一无二的主题和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唐传奇这种文学现象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思想价值在于：

第一，它告诉人们，伟大的作品必须要经过长时期的孕育。“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道破二百多年前曹雪芹一部《红楼梦》成为伟大作品的真谛；一千多年前李公佐以历时近20年完成一篇不计标点仅有630多字短篇小说的经历，向人们昭示出唐传奇所以能够与诗歌、散文一同书写那个时代历史文化的辉煌并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重要取材资源的奥秘。古今中外，凡经得起当时特别是后世不断拣选的杰出作品，无不是作者倾数年，十数年，数十年，乃至毕生心血所成就。仅以小说中出现的年代推算，李公佐创作《庐江冯媪传》不少于2年，创作《谢小娥传》不少于6年，而创作这篇《古岳渎经》则整整用了18年。从贞元十三年到元和九年春，从潇湘苍梧到包山灵洞，从青壮年到中老年，从最初接触素材到最终完成小说写作，将近20年时间念念不忘如何合理丰富完善一个传说故事，这是何等的执着精神，又是何等的艰辛过程！然而，让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却是一个无怨无悔，孜孜以求，以丰富完善民间传说故事为使命，乐在其中的作家形象。李公佐表现在文学创作上的这种“翻覆再三，事皆摭拾”（《南柯太守传》）的严肃认真，以及对现实与历史的负责态度和崇高精神，值得万世景仰和效法。相形之下，那种在邀名和牟利思想驱使下的急功近利的短平快作风，是永远拿不出足以流传百代的不朽作品来的。长此以往，不但无补于当世，还必将贻害于我们伟大的民族文化。伟大的时代未必就有伟大的作品。只有产生了伟大的思想，树立起伟大的精神，有更多的人甘愿呕心沥血于伟大的民族文化，伟大的作品才会应运而生。

第二，它告诉人们，伟大的作品必须以社会生活为根基。李公佐的小说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唐传奇虽然是文人小说，但却并非是成于书斋和案头，而是在广阔的社会平台上完成的。从李公佐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不止寺观、传舍、公廨是当时进行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而且许多创作素材也都来自社会活动。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其生活的原型，或者说都从社会生活特别是百姓生活故事传说中汲取了营养，受到了启发。作家的创作灵感不是头脑内生的，而是社会赋予的。《庐江冯媪传》得于“回次汉南”的一次“宵话征异，各尽见闻”的素材采集活动，是主动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回报。《谢小娥传》得于“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以及“途经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是广交社会各界朋友的结果。而这篇《古岳渎经》则更突出地反映了采集素材对其小说创作的重大影响。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代小说家在一千多年前的采集素材活动就能如此自觉而持久，从其存世的4篇作品看，至少从贞元丁丑岁（797）至元和六年（812）的15年间，李公佐是一直在坚持这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之机会的官员或文人聚谈式的素材采集方式。就李公佐而言，没有这样长时期广泛的素材采集活动，没有这样主动自觉地把自己的小说写作植根于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有他作为一代传奇大家的成就。以李公佐为代表的唐代小说家所创造并坚持的素材采集方式，优势在于延展了作家的社会生活触角，弥补了作家生活阅历的单一和生活内容的单薄，建立起了亲近社会、熟悉社会和认识社会的广泛而便捷的渠道。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正是继承了这种素材采集的方式方法，从而创作出了文言小说名著《聊斋志异》。在社会生活空前丰富复杂化、作家写作专业化的今天，学习借鉴李公佐等古代小说家的素材采集方式方法仍不失为一个打造精品力作的重要保证。

第三，它告诉人们，伟大的作品都是群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古岳渎经》反映出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实，一是小说的素材由作者所属的文士阶层所提供，并非作者本人的直接劳动所得；二是小说是在他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地方官员给予了财力物力支持，宗教人士参与了故事的丰富完善。李公佐的创作经历，揭示出一切著名作家及其重要作品都要善于直接或间接凝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职业身份人们的智慧和力量。唐代文人大多出身科举，才气不谓不高，身在官场，见识不谓不广，但他们仍能俯身汲取像僧道这一类社会中下层人的才智，难怪他们能有那样高的成就。唐人小说的成功经验足以证明，文学艺术创作是个人和个性化的精神劳动，但过分强调个人和个性化特征，不接受甚至排斥他人的参与帮助以及意见建议，必将陷入歧途和绝境。

一部文学史，是作家作品的成就史，也应该是作家如何进行创作的过程史，相比之下，后者更容易揭示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学创作过程史是总结几千年文学发展的中国文学史的要紧处，也是最薄弱处。《古岳渎经》的弥足珍贵，就在于它是由作家本人以小说形式写下的反映其整个创作过程的难得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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