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译本对比
——鲁译研究方法论刍议

陈红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

回归译本对比
——鲁译研究方法论刍议

陈红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

在对鲁迅翻译的研究中，存在着忽视译本考察、简单聚焦译入语文本以及误用译出语文本等问题，导致许多结论得不到具体实例的支撑，也难以引发更深入的鲁译研究。其原因除鲁译作品多、文体繁杂外，鲁译本身的复杂性及鲁译研究者的身份、学术背景等因素也不可忽视。

鲁迅翻译;研究方法论;译本对比;译出语

一、引言

鲁迅一生译作颇丰，据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介绍，鲁迅翻译了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字数达500万之多［1］6。与如此浩瀚的翻译工作量相比，鲁迅翻译(以下简称鲁译)研究的成果则略显渺小。关于鲁迅的翻译，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实秋、瞿秋白等人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直至本世纪初国内才有第一部鲁译研究专著问世。

迄今为止，鲁译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发表在各核心期刊上的散论为主，此外便是21世纪初相继问世、较为系统探讨鲁译的五本专著。《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从时代的文化政治以及鲁迅个人的精神追求方面研究了鲁迅翻译理念的历史变迁，是国内第一部鲁译研究专著，填补了历史空白。《翻译家鲁迅》从鲁迅的翻译活动、翻译作品、翻译思想、翻译路线、翻译实绩等方面论述了鲁译。《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则以文体为视角，从文字——文学——文化的思路考察了1903-1918年间的鲁译特点，分析了鲁迅的翻译方法、翻译理念和翻译文化策略。《鲁迅翻译文学研究》借助翻译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全面分析了鲁迅翻译文学的历史进程。《鲁迅翻译研究》侧重讨论了鲁迅的翻译活动与其翻译思想(兼及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五本专著各有所长，弥补了鲁译研究缺乏系统全面的专著探讨的缺憾，为今后的鲁译研究打下了基础，成为后人研究鲁译珍贵而重要的基石。但遗憾的是，迄今鲁译研究既未有鲁迅文学研究那样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未能成为译界的重要话题，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讨论。笔者以为，其个中原因很多，除了社会、政治、历史、文学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译学本身，即译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现有的鲁译研究著述多存在一个盲区，即忽视鲁译的译本对比，特别是对译出语的关注和考察，没有从译学本体论的角度探讨鲁迅翻译的特点。这势必导致许多结论犹如无根之草，经不起推敲，学术生命力不强。为弥补这一不足，笔者将主要以这些核心期刊上的散论及五本鲁译研究专著为切入点，结合鲁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重新探讨鲁译的研究方法论。

二、鲁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译本考察

在翻译理论百花争鸣的今天，翻译研究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学派、释意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翻译理论的发展为翻译研究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引发了翻译界一场又一场革命。但人们往往习惯于对现有理论的简单借用，忽略验证该理论所需要的事实依据。而这样的事实依据多来源于翻译研究的本体，即关于译本的研究。

2011年发表的《早期受控之鲁迅的翻译选择》一文借用翻译研究派理论研究鲁译。该文欲借用该理论具体分析早期鲁迅在意识形态、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等方面受控于晚清主流意识形态及翻译实践规范，作者指出:“鲁迅采取归化，与当时晚清社会以意译为主的时代风尚相同，采取编译、改译等翻译方法”［2］134。然而针对上述结论作者却未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实际上，早期鲁迅的翻译策略是鲁译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环，虽然也有“意译”一说①，但许多结论尚待考证。崔峰早在2007年就认为“鲁迅早期的翻译方式经历了直译——编译——直译的过程”［3］。经笔者考证，早期鲁迅的翻译策略实际上与晚清主流翻译策略不完全相同，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另撰文论述。此外，《早》一文还认为，“改译是鲁迅翻译时最多使用的翻译方法，特别是科学小说。《地底旅行》《月底旅行》②《北极探险记》《造人术》等都属于‘改作’作品”［2］135。其依据便是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所说的“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2］135。然而该结论也缺乏有力论证，因为译者的话并不等同于对该译作的认识，将二者混为一谈则是翻译研究中需要避免的一个误区③。

《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一书存在相同的问题。如该专著指出:“鲁迅曾说他创作时决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新词。他批评创造社的人时常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词。在翻译时，他也极少造新词，更别说新字。在这方面，他似乎过于拘谨，过于谨慎，使得他的翻译更为艰难。”［4］作者说鲁迅在翻译时“极少造新词”，具体来说，造了哪些新词、为什么素来不赞成创造新词的鲁迅在翻译中会造这些新词、不创造新词为什么会使鲁迅的翻译“更为艰难”，该专著都未作交待。因为该专著并未对照译出语和译入语，因此上述问题的答案便无从谈起。这就导致许多问题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挖掘鲁译特点。此类问题在该专著中并不少见。

上述鲁译研究既没有考查译入语译本，也没有参照译出语译本——即鲁译本进行对比，忽视了鲁译研究的本体，因而导致许多结论难以令人信服。用高玉的话来说，它们“既没有联系鲁迅翻译实践的实证研究，又不能由此辐射到鲁迅的文学创作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在翻译观上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所以，并不能真正阐发鲁迅翻译理论的特别之处，在翻译观上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对于鲁迅翻译理论所存在的局限也缺乏发现。”［5］

(二)单一考察译入语译本

有些研究者因各种理由回避译出语译本。如《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一书认为目前鲁译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是“误认为翻译研究就是原文与译文的字句层面的比照，鲁迅译过德文、日文，很少有人精通这两门语言，因此生畏难之心，知难而退”［6］218，同时又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语境中，一位译者对中国文字、文学、文化的现代化起的作用——意图以及效果，这该是评判译家历史地位的首要标准。而外语语学水平高低，甚至懂不懂外语以及译文字面忠实与否、忠实程度的高低，都未必重要”［6］220。而《翻译家鲁迅》也认为“倘若要从传统翻译研究范式来作翻译家鲁迅，恐怕只能限于考察、分析某一部或某几部译作，在原本、中译本、转译本之间反复对比与分析，试图寻找出在一次又一次翻译过程中原本所发生的改变，推测改变的原因，以及改变所造成的结果”［7］序3，而这样“很可能流于机械、单调的对比”［7］序3。

因此，这两本专著都单纯地从鲁译本出发来分析鲁译。如《翻译家鲁迅》在谈到《一个青年的梦》这一译本时，认为:“鲁迅的译文，以戏剧翻译的标准看，是不适宜上舞台的。导演绝不会喜欢这样的译本，演员更不会。译家鲁迅似乎从未考虑过这个重要的技术性问题。事实上，以戏剧的标准看，武者小路实笃的原本，也并不太适宜演出。后来，据说该剧在日本先后六次搬上舞台，令人颇感疑讶。想必上演的剧本经过导演或演员的较大修改，而不是最初发表的、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本子。而鲁迅由于对戏剧翻译缺乏研究(他事实上对整个戏剧本身的规律也缺乏研究)，他的译笔又特别不注意口语化，因此译本根本不适合演出。”［7］92鲁迅译笔“特别不注重口语化”想必是作者通读了鲁译本之后得出的感悟，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拿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鲁译本在哪些方面“不符合戏剧标准”“不适合演出”。而且，该书中充斥了大量“我相信”“以我私意推测”“似乎”“想必”等主观字眼，这就使作者的结论有“主观臆想”之嫌。实际上，不经过原本与鲁译本的严格对比，是无法说明译本《一个青年的梦》不符合戏剧标准、不适合搬上舞台的原因究竟是原作者武者小路实笃之故，还是译者鲁迅之误。由此可见，译本对比的“缺席”严重影响了该书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翻译文体不同于一般文体，必然涉及译出语文体和译入语文体两个层面。缺乏对任何一个层面的分析，都不能真正地实现翻译文体的研究，而该书的考察对象仅仅是鲁译本的文体。在谈到留日前期的鲁译本文体所受影响时，作者说:“透过严复，鲁迅的风格又承接了中国佛典翻译的‘文派’传统。这又使留日前期的鲁迅与中国佛典翻译传统和规范联系起来。”［6］62对照留日前期的鲁译本与严复译本及中国佛典的文体，也许会让人抱有同感，但鲁译本的文体风格是否仅仅是严复和中国佛典翻译影响的结果?留日前期的鲁迅在翻译作品时有没有受原文文体的影响?回避这些问题，单就鲁译本而谈其文体的渊源，恐怕影响该结论的客观合理性。

(三)顾此失彼的译本对比

有些研究者看到了译本对比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却未从鲁译的译出语译本出发解决问题。如《鲁迅翻译研究》和《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作者都意识到了目前研究中对鲁迅翻译的技术层面的成果太少，因此他们通过译本对比探讨了鲁译在翻译方法、遣词造句等方面的特点，特别是后者还专设一个章节(第四章)对鲁译进行文本分析。

不过，这两本专著的译本对比都未拿鲁译与真正的译出语译本进行对比，以此说明鲁译的种种问题。如《鲁迅翻译研究》引用了鲁迅《月界旅行》中的一段译文，把它与1979年版的现代汉语译本(译者仓人)进行对比，指出:“在具体字句的翻译上，鲁迅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同样是时有增减的。例如上文所引第一章的末尾一段，原文只说‘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译文中却多出一个‘邮信夫’，原信中强调‘大炮俱乐部主席’将‘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而译文中却改为‘译一古今未有之奇事’。”［8］在这里，作者显然下意识里把仓人的译作等同于凡尔纳的原作，直接跳过鲁迅翻译时参照的日译本，用仓人的译本谈论鲁迅对凡尔纳原作的忠实性问题。

类似的处理也出现在《鲁迅翻译文学研究》一书中。该书作者虽然懂英、日、德语，但在具体文本分析中却未展现这一优势。如为了说明《地底旅行》中鲁迅的翻译策略，该书列举了日译本、鲁译本和现代汉语译本［1］117-118，但笔者考察其日译本时发现作者引用的是朝比奈弘1997年的日译本，而不是鲁迅参照的三木爱华和高须墨浦的合译本。这可谓变相脱离译出语。

《鲁迅作品语言历时研究》是系统探讨鲁迅作品语言的力作，其中包括对鲁译本语言的研究。作者在具体分析问题时也采用了译本对比的方法，如为了具体说明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之后一直遵照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作者谈了一个例子，并同时列举了俄语原本、鲁译本和现代汉语译本进行对比。作者指出:“鲁迅的译本是根据德文译本转译过来的，但即便二者之间还隔着一层德文译本，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鲁迅的译本对原著的语序没有什么改动，如同是直接从俄文原著译出来的一样。当然，这也说明，鲁迅所依据的德文译本也是一部‘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的译作。”［9］俄语译本与鲁译本语序基本不变，是否能够说明鲁译本的译出语译本——德译本也是一部“‘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的译作”，不通过真正的译本对比研读，恐怕难以得出结论。作者抛开鲁译的译出语，直接拿原本与鲁译本进行对比，以此来说明鲁译的特点，结论便有待推敲了。

三、问题原因之探析

综观这些鲁译研究成果，它们大都或多或少由于回避译出语、忽视译本对比而导致某些结论无法“坐实”，影响结论的客观合理性。鲁译研究中这种方法论的缺失，在翻译理论与实践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代，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绝大多数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鲁译的译出语?笔者以为，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鲁迅的翻译工作量之大、年代跨越之长久，客观上给鲁迅翻译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鲁迅共留下500多万字的译文。他的第一部译作《哀尘》发表于1903年，直到1936年临终前，他还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可见，鲁迅的翻译生涯共持续了约33年，平均每年要翻译15万字以上的作品。对于创作与翻译并举的鲁迅而言，其工作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鲁译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论文、杂文、小说、诗歌、剧本，文体之繁杂多样，也给翻译研究本身带来不少麻烦。

二是由于时代背景及种种原因，鲁迅的翻译情况十分复杂。鲁迅的翻译生涯始于日本，他的早期译作大多发表在日本。如《哀尘》发表在东京留日学生主办的杂志《浙江潮》第5期上［10］;《月界旅行》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11］。另外，鲁迅多数作品系转译。鲁迅擅长日语、德语，因此鲁译的译出语基本是日语和德语。鲁迅早期翻译的《哀尘》《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主要是日译本的转译之作。而《域外小说集》《死魂灵》《毁灭》等作品主要是德文转译，同时也参考了日文译本。要找齐这些原作、转译本等，不仅涉及到地域问题，还需要鲁译研究者精通多种语言，关于这点笔者将在下面一个原因中详谈。另外，由于翻译策略的关系，鲁迅的部分早期作品存在着创作、译作的争论。如《摩罗诗力说》一文便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见，要对鲁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实属不易，因而也难以顺利理清鲁迅翻译策略的转换过程，找到鲁译的特点。

三是鲁译研究者的身份、学术背景、研究方向等问题也十分重要。据笔者观察，目前鲁译研究的主干力量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外语教师等。这些研究者精通西方文论、翻译理论，却鲜有精通鲁译译出语的学者。单就本文涉及的五本鲁译研究专著的作者而言，有三位从事英美语言文学、文学翻译研究，有两位是比较文学研究者。我们知道，鲁迅的翻译工作，主要是通过日译汉和德译汉进行的，特别是日译汉部分占了更大比率。五本专著中，除了《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作者提到自己曾学过日语和德语外［1］7，从现有的资料考察，其他研究者均不通日、德两语。在遇到具体问题时，这些研究者往往避开自己的劣势——译出语译本与鲁译本的对比，就理论谈理论。而在谈到鲁迅的具体翻译策略时，《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作者也未能很好地利用其多语种的优势，依然就中译本谈鲁译。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现有的鲁译研究中普遍存在忽视译本考察、简单聚焦译入语文本以及误用译出语文本等现象。这些问题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研究方法的不当，忽略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关于译本的研究，对译出语译本的关注远远不够。

鲁译研究如今越来越受关注，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资料和视角。我们虽不主张所有的鲁译问题都要通过译本对比来进行研究，但是如果是脱离了翻译本体论的翻译研究，则无法说明翻译的许多核心问题，这也正是目前鲁译研究中的薄弱一环。

注释:

①代表人物有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第47-59页;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袁荻涌:《鲁迅留日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国翻译》，1995年第6期，第47-53页等。

②《月底旅行》的书名系该文作者之误，应为《月界旅行》。

③此类成果不胜枚举，在高玉:《近80年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检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以及李春林、邓丽:《1981－2005年鲁迅翻译研究述略》，《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中均有论及。

［1］吴钧.鲁迅翻译文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

［2］李在辉.早期受控之鲁迅的翻译选择［J］.外语学刊，2011(3).

［3］崔峰.翻译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J］.中国翻译，2007(6):14.

［4］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229.

［5］高玉.近80年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检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7(3):181.

［6］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7］王友贵.翻译家鲁迅［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8］顾钧.鲁迅翻译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53.

［9］黄琼英.鲁迅作品语言历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21.

［10］鲁迅大辞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812.

［11］鲁迅.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M］.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2.

Return to Contrastive Analysis: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Lu Xun’s Translation

CHEN Ho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Ignoring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translation，one-sided view on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misuse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are the proble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Lu Xun’s translation.Therefore many conclusions are unreliable.The huge quantity，the complexity of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er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Lu Xun’s translation;research methodology;contrastive analysis; source language

H315.9

A

2095－2074(2012)01－0028－05

2011－12－15

陈红(1981－)，女，浙江绍兴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