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探析

唐俊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12)

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探析

唐俊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12)

拉美国家几十年来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集中体现，即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由指导思想上的“新自由主义”泛滥，发展模式上的“资源诅咒”“过度城市化”和“社会保障私有化”等涵盖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诸多问题交织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因此，拉美国家要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彻底反思和检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解决“资源诅咒”“过度城市化”“社会保障私有化”等诸多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新自由主义”;资源诅咒;过度城市化;社会保障私有化

一、导论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8月最新的划分标准①，拉美地区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在其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国家就高达28个，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是9个，上中等收入国家是19个。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一些拉美国家就已经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例如，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1145美元，智利在1971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097美元，乌拉圭在1973年人均GDP达到1405美元。但时至今日，除智利和乌拉圭于2011年成功“突围”之外，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没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特别是曾经富甲一方的阿根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的一项预测，在未来5年内，人均GDP与高收入标准仍存在较大距离［1］。几十年来拉美国家整体上都处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水平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以后，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长期徘徊在这一区间，无法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状态。

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2006年以来，世界银行多次在其报告中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来定义“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对“中等收入陷阱”关注的浪潮，引发那些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反思自身发展战略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毫无疑问，拉美地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灾区。各国学者对于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反思，几乎涵盖从“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到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再具体到拉美各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民主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如智利前财政部长福克斯莱(Alejandro Foxley)就认为，拉美一些国家在未来15—20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如过度消费导致居民欠债过多，与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相比竞争力削弱，民主的水平差距较大，以及存在“资源陷阱”等许多问题。拉美地区如果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提升民主制度的信誉是关键因素之一，这决定了拉美国家是转为发达经济体还是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2］。伊娃·鲍尔斯(Eva Paus)认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拉美地区目前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唯一可行的出路在于扩大国家的知识资产，即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促进生产力增长的能力。各个国家在采取具体措施上应该依据本国国情而有差异［3］。彭刚认为，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就在于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财富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进步目标的关注，结果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状况的出现［4］。王一鸣也认为，拉美地区之所以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在于拉美国家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5］。郑秉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以阿根廷为典型案例，在分析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时强调，“制度”和“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一国核心竞争力的不可或缺的要件。正是由于“制度”和“政策”的严重缺失，导致阿根廷经济增长潜力难以释放。

以上的分析从多个方面分析了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这充分说明，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从根源和本质上加以认识和分析。本文认为，拉美国家几十年来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表面看似乎是因为没有找到合理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人均GDP得不到明显提升，实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集中体现。换句话说，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由发展模式上的“资源诅咒”、城市化进程中的“过度城市化”“社会保障私有化”等涵盖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多重问题交织结合在一起形成的，而这一切与拉美各国指导思想上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尽管拉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经济结构调整、民主制度重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这些措施主要还是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发，无法从整体上突破多重“陷阱”之间的联系。而21世纪以来，拉美一些国家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反省和扬弃，已经呈现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良好势头。

因此，要探寻拉美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就必须从指导思想、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进行多重探究。

二、“新自由主义陷阱”探究

“新自由主义”思潮主要是指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强调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鼓吹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反对国有化和公有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所以酿成“陷阱”，并对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难辞其咎，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国家贯穿于整个“中等收入陷阱”期间，并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中。

20世纪7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旧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优势已经发挥到了尽头，急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发展道路上遭受了一些挫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家先后陷入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思潮乘虚而入，打着建立开放和外向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旗号，被部分拉美国家奉为“救命良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开始为智利和阿根廷的执政者奉为治国圭臬。在智利，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上台后，立即将一批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等欧美高等院校毕业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安排在政府部门，这些被称为“芝加哥弟子”的海归经济学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为智利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相关政策的改革献计献策，同时邀请“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哈伯格、哈耶克多次访问智利，并发表了大量的演讲。智利一度成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最为重要的试验场。继智利之后，1976年到1983年，当时的阿根廷军政府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陆续出台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特征的经济社会政策，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大行其道，盛行一时，成为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所接受的指导思想。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一些激进左派执政的国家实行了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但是一些温和左派和中左派执政党国家仍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古巴学者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就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导着近3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对拉美而言，这一论断尤为正确。在拉美，“新自由主义”一度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先锋力量。随后，在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教条主题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的地位更为显赫［6］。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危害体现在:

第一，它本身是一个无法摆脱的“陷阱”。尽管“新自由主义”打着“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光鲜外衣，但本质上还是“市场万能论”。实际上，市场并非万能，市场失灵必须辅以政策宏观调控予以克服，这些结论已经形成基本共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换汤不换药，始终是以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为导向，难以避免市场失灵的后果。当出现经济和社会局势恶化时，“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正是导致这种病症发生的“病根”，其结果只能是形成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

第二，“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导致经济混乱失序，在拉美国家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给出了重新回归“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药方”，直接导致了“资源诅咒陷阱”;在城市化政策中奉行自由放任，结果导致“过度城市化陷阱”，在社会福利制度上主张福利责任个人化，推行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社会保障私有化陷阱”，这些“陷阱”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对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毫无疑问，站在拉美国家的立场上，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总体上说是失败的”［7］，有学者在评论“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拉美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8］。

三、“资源诅咒”陷阱探究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是指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拥有较好的资源禀赋，却未能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富足的生活，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9］2。

拉美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裕的地区之一，但也是比较典型的遭受“资源诅咒”的地区。虽然这些自然资源禀赋给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但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并未实现其预期发展目标，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诸如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不公、失业和贫困、社会动荡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陷入了“富饶的贫困”［9］136。

拉美地区出现“资源诅咒”，不得不引人反思拉美的发展模式。从19世纪中期独立以后，拉美国家在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单一的经济基础上，选择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20世纪30至70年代，拉美国家开始对国家战略进行调整，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在这一阶段，一些拉美国家成功改造了国内产品结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0%，拉美国家实现了20年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态势，1950—1959年，拉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7%，1960—1969年该指标为2.2%，1970—1979年，拉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这是迄今为止拉美经济发展历程中人均GDP年均增长的最高值［9］9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拉美主要大国如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成功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随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石油危机等外部因素以及拉美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等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陷入债务危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导的自由化改革，即以吸引投资和扩大出口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拉美国家不得不接受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合理的分工，转回“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益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腾飞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略有起色，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发展趋势进一步强化了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2008年，33个拉美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出口额与初级产品价格的相关性大于0.8，其中有14个国家的出口额与初级产品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大于0.9。在2009年拉美地区净2060亿美元的净出口中，46%来自于农产品的出口，33%来自于能源出口(主要是石油)，21%来自于矿产品的出口［9］121。这说明，以“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得拉美陷入了“资源诅咒陷阱”。

“资源诅咒陷阱”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体现在:首先，“资源诅咒”必然导致低速经济增长且经常出现波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总量扩张受阻，于是，增长质量上不去，国家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就更加强烈，这种模式会日益固化，形成一个越陷越深、自我复制的“陷阱”;其次，“资源诅咒陷阱”形成之后，必然导致国民财富向少数群体倾斜，贪污腐化，收入严重分配不均，从而加深“社会保障私有化陷阱”。

四、“过度城市化陷阱”探究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之一，它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经济部门，转化为城市人口，导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殖民地时代初步成型的城市体系造就了拉美的城市人口比重较高。独立以后，拉美国家首先经历了一个以初级产品出口繁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早期城市化已初具规模。195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41.4%，在世界各地区中居于第四位，不仅大大高于同期的亚洲16.3%和非洲14.4%的城市化率，也高于当时世界28.8%的平均水平［10］44。20世纪50—70年代，拉美各国掀起如火如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伴随而来的是城市人口的暴增和城市化率的加快。据统计，1950—1975年间，拉美城市人口增长率高达4.2%，城市化的增长率为1.6%［10］9。尽管期间拉美出现工业化的衰落和经济长时间的波动，但是拉美城市化进程依然保持强劲趋势，199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达到了70.3%，超过了同期的欧洲城市化率(69.8%)。201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达到了79.6%，仅次于北美的80.7%，远远高于欧洲的72.8%、大洋洲的70.2%、亚洲的39.8%和非洲的37.9%［10］45。

拉美城市化在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如超大城市化、失业率高和贫富悬殊、城市治理落后、犯罪活动猖獗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被人作为“拉美化”或者“城市病”的注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中外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拉美的城市化具有“超前”的特点，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即城市人口的增加超出了城市的容纳力。其主要依据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的比值可以发现，在城市化加速期，发达国家的这一比值一般保持在1.0以下，而拉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在1980年达到1.64，1990年为1.84，2005年高达2.71［10］247。这种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协调性构成了“过度城市化”。

从时间上看，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形成的时间正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泛滥的时间，从本质上看，“过度城市化”的根源正是“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放任，对城市发展缺乏统一协调和规划。过于超前的城市化和过于庞大的城市的运转依赖于国民财富的巨大消耗，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过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具有很强的刚性，不可能倒退回去，只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慢慢“消化”，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滑坡，“过度城市化”将会出现对经济社会的“反噬”。一方面，国民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往往不得不应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社会保障等必需的开支;另一方面，超前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城市化无法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高失业率会造成高贫困率和高犯罪率，社会高度不稳定。

五、“社会保障私有化陷阱”探究

自拉美各国独立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拉美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他们的邻居美国极其相似，即主要依靠市场、民间慈善以及少量的社会救助来提供一些社会福利措施，政府较少进行干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纷纷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和设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经济的增长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拉美国家纷纷建立了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计划，全面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以及家庭补贴等主要项目，这也反应了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要求。

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和8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的金融危机的接连爆发，严重影响了拉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拉美国家元气大伤，被迫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改革的重点领域。20世纪80年代，智利率先开展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改革，将原有的政府主导的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成为私营部门主导的基金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制度，一时在拉美地区乃至世界确立了“智利模式”的典型，备受推崇。受此影响，除巴西以外，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拉美主要国家都纷纷仿效“智利模式”对各自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的浪潮席卷整个拉美地区。

拉美国家进行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改革的本意是将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从政府转移给市场，从而减少财政负担，并为经济增长积累发展资本。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是却在更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造成了破坏，形成了“社会保障私有化陷阱”。其破坏性表现在:首先，社会保障的本质是对市场失灵进行弥补，是政府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安全网”。将秉承公平优先的社会保障责任交给信奉效率优先的市场体制，无异于与虎谋皮，互相矛盾，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和根基势必会被市场所破坏和侵蚀。其次，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在经济动荡的时期，政府原本可以利用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进行调节。如果将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私有化变革，其结果只能是自毁长城，乱上添乱，不能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将经济波动推向更严重的深渊。再次，在经济萧条和动荡时期，国民急需要获得来自政府的保护和安全感，社会保障制度本应承担这一重任。贸然将社会保障制度推给市场，固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压力，但是换来的是国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将会引导国民使用手中的选票对现任政府说“不”，政府的其他改革将会受到严重的质疑和阻碍，引起政府频繁更替，政局动荡，从大局上输掉发展的“筹码”。最后，社会保障的私有化，使其调节国民收入差距、减少贫困等功能失效，只能造成贫富悬殊，穷人衣食无着，铤而走险，犯罪率上升，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

“社会保障私有化陷阱”还会表现出严重的反复性:第一，社会保障的主要职责推向市场后，在经济萧条期间越来越多的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只能求助于政府，政府承担的社会救助的压力会更大，财政支出也会相应增加，这样政府的财政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减轻，而是加重了，反而会拖累经济的调整和恢复。第二，社会保障私有化带来国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下降，他们势必会通过游行示威、投票改选政府等形式要求政府下台，走马换将，政局的动荡和更替，使得改革难以持续。第三，社会保障私有化带来养老金削减、医疗费用上升，失业率攀高，从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城市病”，加固“过度城市化”。第四，社会保障私有化以后，国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欲求会降低，进一步诱发人力资本投资过低，经济增长失去长久动力源泉。第五，从更长远来看，社会保障是国家工业化的有力保障。从拉美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保障私有化以后，国家工业化之路不得不停止，国家发展战略只能重回“初级产品出口战略”的老路子上来。因此，由“新自由主义陷阱”带来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加固了“资源诅咒陷阱”和“过度城市化陷阱”。这几个“陷阱”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最终只能导致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可自拔。

六、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近几年来，拉美国家经济整体上开始复苏向好。2008年，智利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10167美元。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2009年智利的GDP增长率为－1.5%，人均GDP下降到9644美元。乌拉圭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轻，这两年的数据分别是9351和9420美元。智利和乌拉圭已于2011年冲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南美大陆首批问鼎高收入组的经济体;巴西可能将于2013年、墨西哥和巴拿马可能于2016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萨尔瓦多将于2012年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11］1。这说明，拉美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也并非毫无可能。

如上文分析，拉美国家要想整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借鉴智利等率先突围的国家的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调整。

(一)突破“新自由主义陷阱”:放弃“新自由主义”，大力加强思想创新，开拓“第三条道路”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的试验，不仅给拉美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的破坏，而且还是构成一系列“陷阱”的根源。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从指导思想上纠正“新自由主义陷阱”。

从拉美各国的实践来看，拉美左派在政治上的崛起加上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正在拉美各国消退，土生土长的拉美结构主义重新夺回指导思想的制高阵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经委会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生产改造与公正相结合》的文件，1998年和2001年，时任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的哥伦比亚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奥坎波先后发表了《超越华盛顿共识——来自拉美经委会的观点》和《再论发展议程》两篇文章，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全面检讨和批评，系统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的新结构主义主张，主张在生产现代化的前提下，形成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正向关注”。拉美各国已经意识到要摆脱“新自由主义”陷阱，必须回归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正轨上来。

以“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最为兴盛的智利为例。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智利“还政于民”。民选政府逐渐扬弃“新自由主义”，正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通过中央银行制度改革、资本市场改革、规范财政纪律，实施中央政府结构性预算平衡政策等一系列改革，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90—2009年还政于民这20年，智利的GDP平均增长率为5.25%［11］19，比1973—1989年占据统治地位的皮诺切特执政期间(4.00%)要高出不少，因而成为拉美国家第一个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二)突破“资源诅咒陷阱”:积极修正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实施“从内部发展”战略，推动发展模式转型

拉美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摒弃催生了本土的结构主义的重生，即被称为新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起。其中代表人物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松克尔于1993年出版的《从内部发展:对拉美新结构主义思路的检讨》一书中提出了“从内部发展(Development from Within)”新的发展战略。

“从内部发展”战略意味着对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的积极修正，也不同于进口替代工业化，而是倡导首先要建立一批包括钢铁、电力机械、金属加工、基本化学、石油化学在内的支柱性产业以及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并积极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加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协调。在此基础上，加强大工业与中小企业、科学技术机构、各类人才培训机构、群众性通信手段以及制定战略、政策、标准的公共机构之间的积极参与和密切合作，形成一种“内生的技术动力的核心”，通过这种内部的创造性努力，创造出一种内生的产生和积累技术进步的机制，使得拉美国家发展自己的能力以实现带有活力的增长。作为保障，“从内部发展”战略还要求调整国家的职能定位，恢复和重视基本的宏观经济平衡，深化民主体制，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

“从内部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推进拉美国家间的合作和地区一体化。伴随着各种一体化协定的陆续签订，拉美地区一体化的步伐越发坚定和快捷。当然，拉美地区一体化不能够仅仅满足于现状和暂定目标。根据拉美经委会“开放的地区主义”精神的号召，拉美地区的一体化应该更加开放和透明，目标应放在增强拉美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与协作，推动各国之间的生产结构的关联，实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促进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创造性互动，吸收和传播国际先进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一体化组织建设，积极引导各类公共和私人部门更大程度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夯实一体化的体制基础。

这样，拉美国家的经济就有可能突破初级产品出口推动的发展模式，打破“资源诅咒陷阱”，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和外部的一体化手段来促进技术革新，学习和推广技术，扩大市场，加强竞争实力，充实发展内涵。

(三)突破“过度城市化陷阱”:重新进行城市化发展规划，加强城市治理，稳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的根源在于未对城市化发展进行合理规划或者规划不合理，听之任之，使得城市化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协调。特别是对于拉美国家存在的“超大城市化”和“一城独大”的局面，要通过产业布局分散和整合、建设卫星城市等手段，逐渐将超大城市的人口向周边城市转移和分化，缓解超大城市的资源、就业、治安等各个方面的压力。

要加强城市治理，稳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城市失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城市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解决失业率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经济，创造机会，特别是要开拓非正规就业渠道，更多地吸收就业;二是要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增强失业人员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能力;三是要继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制度向非正规就业人群的覆盖。一些拉美国家将个人账户引入到失业保险制度中而建立的“失业保险储蓄账户”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城市住房问题。在拉美存在着高住房自有率和高住房短缺量之间的严重矛盾，不但造成比较严重的“贫民窟”现象，还容易引起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影响社会治安和国家长治久安。解决城市住房问题，需要依靠资本市场融资、政府财政补贴和家庭储蓄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市场手段发展小额住房贷款，弥补拉美国家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的缺陷，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融资困难，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出台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的住房补贴计划，同时有针对性地推行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用地开发和管理优惠政策。

城市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一大遗毒就是拉美严重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推出切实可行的“收入转移支付计划”。在拉美，一项叫做“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CCTs)”在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等多个国家推行。此外，借助于国际组织援助计划，拉美国家可以尝试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群中实施灵活的、规模较小的社会投资基金项目。

(四)突破“社会保障私有化陷阱”:重拾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加强制度创新，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和内涵发展

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曾经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核心的政策之一，让许多拉美国家尝到过甜头，也栽了大跟头，因此，对社会保障改革私有化的反省和修正，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抛弃，也有助于摆脱其他“陷阱”。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在社会保障私有化的迷信逐渐消退，对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的意识开始抬头。例如，拉美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顾名思义，它是指一国政府向符合规定条件的老年公民提供的一种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而与养老金受益人退休前是否缴费或缴费多少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12］1。

1996年11月29日，玻利维亚通过养老金法(Ley de Pensiones)，其中第12章明确承诺将给所有65岁及以上的国民提供一份普惠式养老金。依据该法，1997年，一个新型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BONOSOL)正式建立。制度规定，凡是1995年12月31日之前满21岁的玻利维亚国民在年满65岁之后将有资格领取养老金受益［13］。

阿根廷，这个踊跃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践行者，仿效建立了一整套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2008年12月4日阿根廷总统签署了《阿根廷统一养老金法》(第26.425号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个人账户计划，建立统一的由国家管理的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这被称为阿根廷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国有化”，意味着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在阿根廷遭遇了彻底的失败。

就连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在拉美地区的旗手——智利，也不得不对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作出调整。2008年1月，经过多年的酝酿，智利政府出台了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方案即“团结养老金”(Solidarity Pension)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将之前智利国内的并行的同属于“零支柱”的享老金项目，即最低养老金补贴和辅助养老金这两大项目合并成“团结养老金”。这项从2008年7月正式开始实施的养老金计划预计每年将支出高达20亿美元，受益资格群体每人每月将领到125美元的养老金，到2009年1月增至158美元，以后还将逐步提高，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当前智利官方制定的每月95美元的城市贫困线标准，也就是说，智利政府希望通过此举大力加强对制度目标人群的社会保护［12］91。

与此同时，拉美其他国家旨在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促进内涵式发展的改革也在陆续展开之中。这将是拉美国家克服“社会保障私有化”的缺陷，从而最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证。

注释:

①世界银行2010年8月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9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96—121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又划分出“偏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前者的标准为996—3945美元，后者为3946—12195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2196美元及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有40个经济体，中等收入104(其中偏下中等收入国家有56个，偏上中等国家48个)，高收入69个。

［1］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角度［J］.中国人口科学，2011(1):1-15.

［2］Foely A.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s:An Optimistic Assessment of the Future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EB/OL］.(2011－04－29).https://www6.miami.edu/hemispheric-policy/Perspectives_on_the_Americas/Foxley-LA_Economies_Future.pdf.

［3］Paus E.Can Latin America Escape from the Middle Income Trap?［R］Proposal for a Mellon-LASA seminar，2009－08－28.

［4］彭刚.拉美借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J］.人民论坛，2011(11):40.

［5］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N］.学习时报，2011－03－28(4).

［6］Martinez O.La muerte compleja del neoliberalism［EB/OL］.(2011－12－15).http://www.ruthcasaeditorial.org/libroslibres/descargas/la_compleja_muerte.pdf.

［7］陈平，王军.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必然失败?［J］.拉丁美洲研究，2004(4):50.

［8］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7.

［9］赵丽红.“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

［10］郑秉文.拉丁美洲城市化:经验与教训［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

［11］郑秉文，齐传钧.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0-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2］Holzmann R，Robalino D，Takayama N.Closing the Coverage Gap:The Role of Social Pensions and Other Retirement Income Transfers［EB/OL］.(2011－12－20).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ENSIONS/Resources/Closing_ Coverage_Gap.pdf.

［13］Willmore L.Non-contributory Pensions:Bolivia and Antigua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EB/OL］.(2011－12－20).http://www.eclac.org/publicaciones/xml/0/26110/lcl2481i.pdf.

A Survey of“Middle Income Trap”in Latin America

TANG Ju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2，China)

The fact tha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lost in“middle income trap”for decades reflects a series of problems that have not been solved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That is，Latin America’s“middle income trap”actually owes to some“traps”in ideology，development model，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form，such as“neo-liberal trap”，“resource curse trap”，“over-urbanization trap”and“social security privatization trap”.Therefore，to get rid of“middle income trap”，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hould abandon neo-liberal ideology，and take effective pdicies and measures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middle income trap;neo-liberal ideology;resource curse;over-urbanization;social security privatization

F17.4

A

2095－2074(2012)01－0057－08

2012－01－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9AJL002)

唐俊(1980－)，男，湖北黄梅人，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讲师，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