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与“书荫幽谷的居民”
——《新格拉布街》中的作家生存危机

应璎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36)

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与“书荫幽谷的居民”
——《新格拉布街》中的作家生存危机

应璎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36)

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是小说《新格拉布街》的一个重要场景。已有研究发现，该阅览室是小说中象征作家异化的中心标志。不过，对于19世纪末的作家而言，一个与作家异化密切相关，却又更加迫切的问题是作家的生存问题。小说中存在着与阅览室密切相关的两个隐喻。它们与历史文本产生互文性，共同揭示了在高度商业化的文学场中作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新格拉布街》;隐喻;生存危机

始建于1854年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以下简称阅览室)一直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大批作家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马克思，还有王尔德、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吉普林、萧伯纳、马克·吐温、伍尔夫、乔治·奥威尔等人都曾在那里工作过。另一方面，它不断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戴维·洛奇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和Anabel Donald的《玻璃天花板》(The Glass Ceiling，1994)都以该阅览室作为主要场景。爱尔兰诗人Louis MacNeice则直接以此作为诗歌的题目《大英博物馆阅览室》(The British Museum Reading Room)。不过，最早将该阅览室作为小说重要场景的恐怕要数《新格拉布街》(New Grub Street，1891)［1］。这是英国维多利亚晚期重要小说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的成名作。小说以19世纪末的英国文坛为背景，描述了数名有着不同文学抱负的作家在文学生涯中的升迁沉浮，揭示在现代商业化进程中作家的困境。Jerome Buckley就注意到，该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在阅览室的大圆屋顶下写作［2］134。另一名吉辛研究专家Robert Selig则进一步发现阅览室是小说中的作家们进行活动的一个轴心场所，也是象征作家异化的中心标志［3］192。不过，对于19世纪末的作家而言，一个与作家异化密切相关，却又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能否在商业化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得以生存。所以，本文仍将从阅览室这一标志物入手，通过研究与之相关的隐喻，探讨该篇小说如何揭示作家所面临的生存问题。

一、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与“书荫的幽谷”①

Angus Wilson曾指出，在小说中那些热爱古典作品的作家看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是一座如古代雅典城一样的“文人理想国”(“Republic of Letters”)［3］125。该理想国存在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是一个欧洲文人彼此通过书信、出版物的形式以及在大学、博物馆等场所建立起来的社交圈。它与希腊古典知识分子的理想有关，同时也是文艺复兴之后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社群。在这个社群里，每个人都可以就政治、社会或是艺术自由地表达不同意见。因此，在Wilson看来，阅览室是一个作家理想中的文学圣殿。可是，Wilson同时又说，这些作家们会为了出售一篇八个几尼的文章而唇枪舌战，甚至背后诽谤［4］124。很显然，Wislon的说法前后有矛盾。文学圣殿里不应该有此等勾心斗角之事。于是，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阅览室是否真正代表了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国。实际上，小说第二章中就有一段与阅览室相关的对话。阅览室的真实面貌可以从中得以一窥。

“我见过您好几次了，尤尔小姐，”他亲切地说，“只是不知道您尊姓。是在大圆屋顶下见到的。”

她立刻听懂了他这句话，大笑起来。

“我常常上那儿去。”她回答。

“什么大圆屋顶呀?”哈罗小姐惊奇地问。

“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大圆屋顶，”贾斯珀解释，“我们有的人管那地方叫书荫的幽谷。常常到那儿去工作的人，见了总会面熟的。昨儿我无意中在路上遇到了尤尔小姐的令尊，也就是因为那原故才认出了他。”［5］20

上述对话中有一个关于阅览室的隐喻，即阅览室被比作“书荫的幽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books)。表面上看，这个隐喻的主旨“阅览室”与载体“书荫的幽谷”具有事物间的直接类似。小说中描写的阅览室形状布局与山谷相似:室内书桌“按辐射形排列”，摆满书的四壁则像是“围墙”［5］127。可见，主旨与载体所共有的特点构成了这个隐喻的依据。

不过，该隐喻中的张力结构却暗示阅览室远非是一个“理想国”。因为如果说隐喻的张力仅限于主旨与载体的外形相似，那么将阅览室直接比作“书籍的幽谷”则更为合适。就主旨和载体间的张力而言，“荫”一字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由于吉辛是一位精通古典文化的作者，我们不妨从互文性的角度去寻求隐喻的深层张力结构。对于熟悉圣经文化的读者来说，这个隐喻不难会让人想起《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2005年版)中的《诗篇23》里大卫有如下一段话: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很显然，“书荫的幽谷”一说与“死荫的幽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只有一字之差，且都与“荫”这一字有关。可以说，单从字面上看，前者的隐喻张力与后者就有着密切关系。Stephen Arata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其编辑的2007年版《新格拉布街》中，他曾就前者给出这样一个注释:该文出自典故《诗篇23》［6］。另一方面，吉辛对于这一典故的使用并非是偶尔为之。他在晚期的一本狄更斯作品评论集《不朽的狄更斯》中也运用了一个类似的隐喻。他指出，狄更斯与法律界的联系为其作品提供了大量绝好的素材，并将这种联系称作“法荫的幽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the law)［7］。由此可见，吉辛是熟悉圣经中的典故，并且有意识地运用到作品中。因此，“书荫的幽谷”这一隐喻的张力也就有了特别的互文性含义，即“书荫的幽谷”与圣经中“死荫的幽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样暗含了死亡的意义。它作为副题向主题“阅览室”进行投射，并通过筛选、过滤，最终产生互动映射的结果便是阅览室与死亡、绝望有联系。这说明阅览室绝不是一个与“文人理想国”一样充满自由和希望的场所。

上述隐喻的张力表明，“阅览室”与作家们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不过，这种张力不仅仅局限于小说与《圣经》之间的互文。在班扬的《天路历程》中还可以发现另一种张力，即“书荫的幽谷”与基督徒在“死荫谷”中的经历也形成互文性。而且，这第二层的互文进一步增强了隐喻的张力。在基督徒进入山谷之前，作者班扬借用圣经中先知耶利米的话，对这个山谷作出如下描述:“一片旷野，一片沙漠有深坑之地，一片干旱和死荫之地，一片无人(除了基督徒)经过、无人居住之地。”［8］67如果将“书荫的幽谷”的隐喻与这一段描述联系起来，隐喻的张力就得以更深入的延伸。载体通过映射，赋予主旨“阅览室”更加强烈的死亡意味。对于在阅览室里活动的作家们而言，他们身处的正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或者从精神层面来说，更是一个精神的荒原。事实上，小说所反映的19世纪末的文学界就是如此。在其文学作品数量剧增的繁荣表象之下，文学界已经如同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一样失去了精神支柱。这样，第二层的互文既增强了隐喻载体“书荫的幽谷”中“死亡”的含义，又将阅览室明确映射为失去人文精神的文学界。小说中的作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下。可以说，“书荫的幽谷”这一隐喻的巨大张力凸现了作家在文学界中所遭受的生存威胁。因此，隐喻的主题“阅览室”与信奉知识自由的“文人理想国”相去甚远。或者更确切地说，“阅览室”绝非作家们的“理想国”，而是如吉辛在其另一部作品《四季随笔》中提到的那样，是一个文学“深渊”［9］。

二、“‘书荫幽谷’的居民”与严肃作家的生存危机

上文关于阅览室的引文中，除了涉及作家活动的场所，还出现了小说中三名主要的作家形象:贾斯珀·米尔文、玛丽安·尤尔及其父阿尔弗雷德·尤尔。前者对于后两位作家作出如是评价:“他们俩显然都是‘书荫幽谷’的居民”［10］14。这又是一个与阅览室密切相关的隐喻，即“‘书荫幽谷’的居民”(dwellers in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books)。该隐喻的主旨是尤尔父女。两人都是文学评论作家，专门从事期刊评论文章的撰写。如果说第一个隐喻“书荫的幽谷”是通过与“前文本”的模仿来暗示作家的生存危机，那么第二个隐喻“书荫幽谷里的居民”则是作为一个如艾略特所指的“媒介”(medium)［11］155，进一步映射了作家所遭遇的生存威胁。后一个隐喻在尤尔父女正式登场之前就出现了，并且在小说中多次重复，似乎给他们的最终命运定下了基调。他们是否能在置身于其中的文学界中生存下来就令人质疑。

作为一种“媒介”，“书荫幽谷里的居民”这一隐喻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作者对以尤尔父女为代表的严肃作家生存问题的焦虑。该隐喻虽然是简单地结合了第一个隐喻“书荫的幽谷”与“居民”一词，但两者的结合却是一种“化合作用”(combination)［11］154，生成了两层含义。

其一，“居民”一词表明尤尔父女长期身处“书荫的幽谷”里，即阅览室所指涉的文学界。他们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天路历程》中基督徒在“死荫谷”的经历再次映射了两人的处境。在历经艰难走出山谷后，基督徒这样回想山谷里的情形:

我在山谷里的时候，地狱、罪恶、魔鬼，

以及黑暗里种种的危险，把我紧紧包围:

我的路上还布满了圈套、罗网、陷阱、深坑。［8］72

尤尔父女在文学界里也遭遇各种恶魔般的危险，其中最大的恶魔莫过于米尔文所鼓吹的价值观。米尔文自诩为“知识分子”，却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写作是“赚些钞票”，为了“尽力去享受生活”［5］12。而且，小说中提到多数文人也持有同样的价值观:他们“只从金钱观点上看问题”［5］104。这表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已经大范围地渗入文学界，紧紧包围着尤尔父女。尤尔曾经主编一份文学评论刊物《平议》，固守阿诺德等人的文学价值观，力图为读者呈现“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12］31。此时，尤尔就如同詹明信所形容的那幢“公寓楼”，企图用自己的乌托邦语言来改造和同化四面破旧猥琐的建筑群［13］。然而，尤尔的价值观终究是一个乌托邦。它对拜金主义的蔑视只是一种“承受的奢望”［4］124。《平议》最后也没能维持下去。因此，居住在“书荫的幽谷”里的尤尔父女举步维艰，他们的生存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其二，“居民”一词又暗示了尤尔父女几乎没有希望能够摆脱生存危机。“居民”(dweller)与动词“居住(dwell)”有关。从词源学上说，该动词来自古英语dwellan，意为“迷失”“阻碍”和“延误”。作为“幽谷里的居民”，父女俩有可能遇到种种障碍，迷失在与死亡密切相关的“幽谷”中，陷入危险境地。当然，在小说中，这种暗示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尤尔与米尔文两人写作理念的对比。不少评论家往往将米尔文与另一小说主人公爱德华·里尔登视为一组对比，如Oswald H.Davis就认为两人的处境代表了理想与商业之间的激烈斗争［14］。但是，里尔登从事的是小说写作，而米尔文与尤尔先生则同为期刊评论家。所以，无论从写作专长，还是从竞争背景来说，后两者之间的对比更能反映出作家在“书荫的幽谷”里的困境。Lewis Moore曾指出两人在性格方面存在的鲜明差别，认为尤尔先生情绪多变，而米尔文却欢快、现实又乐观［15］22。不过，与尤尔先生能否走出“幽谷”有着更加直接关系的应该是他们的写作理念。尤尔先生虽然迂腐，却一直秉承严肃认真的写作风格。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读者就能知道应该指望能看到什么。而在米尔文看来，这种一本正经的写作是“笨伯”［5］12之举。如要依靠卖文来谋生的话，就需要讲究“技巧”［5］12。他认为，“否认这一点，正是那些迂腐的文人所犯的一个大错”［5］12。19世纪末的作家中不乏强调写作技巧，如Henry James就是一例。米尔文口中的“技巧”则并非出自文学艺术的考虑。这是一种能够帮助他写出无聊却最畅销作品的技巧。小说中另一位严肃作家哈罗德·比芬的经历就充分说明，不使用这种“技巧”，反而要遭到斥责。比芬斟词酌句，呕心沥血，历经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他的大作。但是，他的作品一经出版就遭到了各种谩骂。许多评论文章众口铄金，指责其作品没有“将娱乐放在首位”［10］561。同理，尤尔的严肃写作也遭到出版商的拒绝。相反，米尔文的文章却不断地得到褒扬。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写作理念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结局。这种悬殊差别直接反映出当时作家的创作环境。小说中出现的各色新兴杂志更是对这种创作环境的一种有力的注释。正如Buckley所发现的，小说中出现的各种杂志影射了当时的流行刊物。《谈天说地》(Chit-Chat)戏仿了现代新闻业创始人George Newnes创办的廉价报纸《趣闻》(Tit-bits);《学习》(The Study)和《道旁》(The Wayside)对应的是当时大众耳熟能详的月刊;《西区》(The West End)和《万象》(All Sorts)则不但代表了当时的流行周刊，而且为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的期刊提供了刊名［2］134。这些杂志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娱乐放在首位”。米尔文也承认，以他的理念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会有永久的价值。可见，如詹明信所言，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写作“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中”［16］。尤尔也同样被卷入文学商品化生产的“幽谷”中，能否走出来成为一个未知数。

另一方面，尤尔的双目失明则更加增大了他走出“幽谷”的难度。他的失明与他的希望落空有很大关系。在前一本期刊《平议》失败后，尤尔一直希望能够再创办一本纯文学杂志，并希望借此与商品化的文学界抗衡，不受“幽谷”的死亡威胁。然而，在一个高度商品化的文学场中，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就意味着会在场中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尤尔辛苦写作了大半辈子，收入仅能维持日常生活。他女儿从叔父那继承了一份不小的遗产。他原本指望这份遗产可以帮助他实现梦想，谁知遗产竟大额缩水，他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实际上，即便尤尔能够全额得到这笔遗产，根据此前《平议》的失败经验来看，这份新的杂志还是前途叵测。这是因为纯文学杂志与当时日趋庞大的读者大众的阅读口味大相径庭。正如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写给Edmund Grosse的信件中所说:“公众喜欢的是有些松散的作品。只要它文字有点冗长、结构有些散漫、内容读起来不需太费脑力、轻松一些，亲爱的公众就会喜欢。”［17］这就意味着，尤尔先生既不能像《圣经》中的大卫那样受到耶稣的庇佑，也无法如基督徒那样得到“宣道师”的指引。他能够走出“幽谷”的机会变得十分渺小。而且，尤尔的失明与《天路历程》又一次形成互文。在“死荫谷”里有一条很深的沟道，“多少年代以来，瞎子给瞎子领路，结果都掉进这条沟里去，都悲惨地丧命了”［8］68。正是在遭受梦想破灭的沉重打击后，尤尔的视力开始模糊，并且每况愈下，最终完全失明。他似乎就成为了“死荫谷”里的一个瞎子。对他来说，不但走出“幽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且极有可能要死在山谷里。可以说，失明是对他一生作出的一个“恰当的评判”［15］58。在小说最后，随着尤尔双目失明，无法写文章获取收入，全家生活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虽然他被迫离开伦敦这个文学界的中心，但他的死亡结局却早以注定。此后一年，他悲惨地死在了乡下。确如Simon J.James指出的那样，尤尔的文学劳动以疾病和死亡为结局［18］。同时，尤尔小姐被迫离开伦敦，到内地某城镇的一所图书馆里工作。虽然她逃离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这一“书荫的幽谷”，但图书馆依然是一个“书荫的幽谷”。即使她暂时有幸逃脱了死亡的厄运，其结局却也令人担忧。当她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时，还是感到“进入了一片茫茫沙漠中”［5］126。“沙漠”的隐喻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尤尔小姐对文学界所作的“投射”。她虽然没有失明，但是也同样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也面临丧命于“死荫谷”沟道里的危险。

三、结语

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是19世纪英国的伟大建筑之一，储藏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12］31。在《新格拉布街》中，它是作家聚集的中心场所，并成为“书荫的幽谷”这一隐喻的主旨。该隐喻的重要性在于它呈现了19世纪后期严肃作家的生存危机。教育的普及使得投身写作行列的人数剧增，作家的生存竞争因此日益激烈。同时，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产业的兴起，当时的文学场已转变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场域，“为那些一心只知道赚钱的作家带来了空前的机会”［19］。文学场中，米尔文之流的作家成为主流，而像尤尔父女那样执著追求文学创作自由梦想的作家却是少数派。在这个激烈的生存斗争中，严肃作家作为个体的力量就显得弱小。此时，他们的自由只能是“失败的自由”［15］22。伴随着失败的，不是退身而出就是走向死亡。阅览室这一标志物的反讽意义也在于此。

注释:

①New Grub Street一书有两个中译本:叶冬心的《新格拉布街》和文心的《新寒士街》。本文根据英语原文，分别选取更贴切原文的译文作为本文的作品引文。

［1］British Museum Reading Room［EB/OL］.［2011－09－10］.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Museum_Reading_ Room.

［2］Buckley J.A world of literature:Gissing’s New Grub Street［C］//Jean-Pierre Michaux.George Gissing:Critical Essays.London:Vision and Barnes＆Noble，1981.

［3］Selig R.“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books”:Alienation in Gissing’s New Grub Street［J］.Nineteenth Century Fiction，1970(XXV).

［4］Wilson A.Lower depths of literature［C］//Jean-Pierre Michaux.George Gissing:Critical Essays.London:Vision and Barnes＆Noble，1981.

［5］乔治·吉辛.新格拉布街［M］.叶冬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6］Gissing G.New Grub Street［M］.New York:Broadview editions，2007:63.

［7］Gissing G.The Immortal Dickens［M］.London:Cecil Palmer，1925:55.

［8］约翰·班扬.天路历程［M］.西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9］Gissing G.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M］.New York:Cosimo，Inc.，2008:19.

［10］乔治·吉辛.新寒士街［M］.文心，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11］Eliot T S.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C］//Lawrence Rainey.Modernism:an Anthology.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12］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13］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1.

［14］Davis O.George Gissing:A Study in Literary Leanings［M］.Dorking:Kohler and Coombes，1974:87.

［15］Moore L.The Fiction of George Gissing［M］.London:McFarland＆Company，Inc.，2008.

［16］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29.

［17］Stevenson R.Letter of 2 January 1886［C］//Bradford A.Booth and Ernest Mehew.The Letters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 Vol.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1997:171.

［18］James S J.Unsettled Accounts:Money and Narrative in the Novels of George Gissing［M］.London:Anthem Press，2003:96.

［19］Phelps G.Fifty British Novels，1600-1900［M］.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9:510.

The British Museum Reading-room and“Dwellers in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Books”: The Crisis of Writers’Survival in New Grub Street

YING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6，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Reading-room is an important setting in New Grub Street and has been regarded as a central symbol for the alienation of the writer.Yet，to the writer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more urgent concern relevant to the alienation should be the issue of their survival.Two metaphors that hav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ading-room lead to reconsidering a different kind of intertextuality and illuminate the crisis of survival that serious writers are confronted with in a highly-commercialized literary field.

the British Museum Reading-room;New Grub Street;metaphor; crisis of survival

I561

A

2095－2074(2012)01－0045－06

2011－11－08

课题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Y201119725);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2011N141)

应璎(1975－)，女，浙江宁波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