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动漫「ドラえもん」中文译名所体现的翻译策略

2012-08-15 00:53戴丽娜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年1期
关键词:香港地区机器猫归化

戴丽娜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日本动漫「ドラえもん」中文译名所体现的翻译策略

戴丽娜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日本动漫「ドラえもん」的五种中文译名分别体现了归化和异化以及分译、音译、编译、音译意译结合的翻译策略。结合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对「ドラえもん」中文译名的由来及译名传播效能进行探讨,提出无论采取何种策略,都应该既忠实于它的信息价值和文化价值,又要注重它的美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日本动漫;「ドラえもん」;译名;翻译策略

《哆啦A梦》(日语:ドラえもん;英语:Doraemon)为日本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笔下最著名的动漫作品。哆啦A梦作为一个长青的形象,也伴随了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然而「ドラえもん」这一动漫的中文片名以及角色名,从引进之初到现在曾出现多种译名形式。本文将结合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对「ドラえもん」译名的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译名中所体现的翻译策略,以期对今后日本动漫名的中文翻译有所助益。

一、由归化和异化看「ドラえもん」的翻译策略

「ドラえもん」这一动漫的中文译名,从引进之初到现在出现了至少五种形式,即“叮当”“机器猫”“阿蒙”“铜锣卫门”“哆啦A梦”等。以下将分别对各译名的出现和背景加以介绍和分析,并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加以归类。

(一)归化策略下的「ドラえもん」译名

归化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1]43。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原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ドラえもん」的译名“叮当”“机器猫”“阿蒙”就是归化的翻译。

1.叮当

早在「ドラえもん」初创之时,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就很快出现了盗版漫画。1976年,「ドラえもん」由《儿童乐园》①引入香港地区,当时的译名为“叮当”。香港地区因而成为日本以外最早的「ドラえもん」出版地区。1992年,正规版本由玉郎漫画(后改名为文化传信)出版,此时仍采用“叮当”一名②。香港地区自1982年至1999年播放动画版「ドラえもん」时,作品名也译为“叮当”。

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可知“叮当”这一译名采取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类似的译名还有台湾地区的“小叮当”(阳铭书局早期)、“机器猫小叮当”(青文出版社早期)、“超能猫小叮当”(东立出版社早期)、“神奇小叮当”(大然文化早期)等②。这些译名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十分流行。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有时日译汉时直译原文就会使译入语读者感到费解,甚至误解。尤其是在「ドラえもん」引进初期,如果采用直译也就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则会使读者或观众难以对其产生亲近熟识之感,从而降低观看的欲望。而归化的翻译策略则是在充分理解其内容、风格及内涵等的基础上,立足于观众的接受与审美力,用最切近又最自然的中文将片名内容表达出来,求得功能上的等值。

香港地区商业气氛浓厚,其文化有中西合璧、灵活贯通的特点。所以此地区电影片名的翻译也就投观众之所好,多将其做同化的处理来迎合观众的口味,以实现商业价值为终极目的[2]150。因此香港地区的片名翻译多采用编译的方式,对原作进行必要的再加工和再创造,比如把“ドラえもん”翻译为“叮当”。台湾地区的片名翻译与香港地区有相似之处,同是处于高消费地区,同是受到商业浪潮的猛烈冲击,再加上本土化思想言论的影响,因而也往往采用同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台湾地区片名译名趋于更直白、更口语化[2]152,比如把“ドラえもん”翻译为“机器猫小叮当”“超能猫小叮当”“神奇小叮当”。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中提出了两个术语:文本和超文本特征。其中后者是指超出语言文字以外的文本特征,如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苏珊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再是单词,不是单个的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这里所讲的“文化”,不仅指源语文化,也指目标语文化,因此对于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时时刻刻都要有“文化意识”,既要分析源文本的文化含义,同时更应该考虑如何把这个文化含义转化成既尊重目标语文化规范,又不违背源文本文化含义的目标文本[3]214。动漫中ドラえもん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猫型机器人,而且是有求必应,近似一个守护神,而“叮当”在香港地区以及台湾地区也是一个祈求平安的象征。正是因为有着相似的文化含义,译者才脱离了原片名,采取了“小叮当”这种译名。

2.机器猫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内地(下文简称“内地”)出现的「ドラえもん」,早期译名与港台地区相同,以“小叮当”和“机器猫”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取得了日本小学馆的代理权,开始发行正版漫画②,当时的译名为“机器猫”。199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下文简称“央视”)以中文播出「ドラえもん」,把动画片名也定为“机器猫”。

由于ドラえもん本身是一个可爱的蓝色猫型机器人,而且ドラえもん一词在汉语中也无完全的对应词,因此译者完全脱离了原片名,采取了“机器猫”这一译名。从这一角度看,译者采取的也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之所以采取归化,是因为考虑到动漫的受众大都是少年儿童,而且在动漫引进之初,一个生动亲切的译名更容易激发观赏欲望。

“机器猫”这一译名出现在内地应该是受到了台湾地区译名“机器猫小叮当”的影响。台湾地区受到西方影响不及香港地区,同样也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因此较香港地区而言,台湾地区翻译的动漫名称与内地译名有着较多的一致性[4]。由于内地没有“叮当”可以祈求平安这一特殊文化含义,因此去掉“小叮当”采取了“机器猫”这一译名。

英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讨》中将文本类型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号召功能三种,并提出语义翻译用于表达型文本的翻译,交际翻译用于信息和号召型文本的翻译。在翻译号召型文本时,应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把目标语读者放在首要位置,译者可以充分利用目标语的优势,不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使原语屈从于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只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3]23-25。动漫是较为典型的号召性文本,因此在早期将ドラえもん翻译成“机器猫”,具有形象感、生动感,很容易唤起儿童的想象力,也容易让人对动画片的内容有一个直观认识。

将「ドラえもん」翻译为“机器猫”“小叮当”都采取了编译策略。从译名中无法找出原动漫名的影子,但却将主人公ドラえもん的可爱形象呈现于观众或读者面前。这一策略在日本动漫的中文翻译中较常被使用,如「セーラームーン」。「セーラー」指的是日本女生的水手服,而「ムーン」是月亮的意思,在翻译片名时若将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则会让观众莫名其妙。而采用编译形式的“美少女战士”却能使观众对动画片的题材及风格一目了然。「となりのトトロ」曾出现过直译“邻家的豆豆龙”,然而却不为大家所熟悉,但是其编译的片名“龙猫”,便能使人想起那个憨态可掬的动物,具有功能等值的效果。

3.阿蒙

1991年,央视以“机器猫”作为「ドラえもん」动画片的作品名,以“阿蒙”作为其主角名。主角名中的“蒙”字选取与「ドラえもん」中最后一个音节「もん」的日文发音相近的汉字。而“阿”这个表示称谓的词头,在汉语中多放在人名前,如“阿牛”“阿福”等。据此可以看出,“阿蒙”这一译名不是纯粹的音译,而是音译意译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片名翻译中音译和意译的巧妙结合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附加上本土文化的印记,这使得观众能够在简短的片名中获得更深入的能突显本片主题与风格的更多信息[5]。而且「ドラえもん」这一作品名与其主角名相同,译者才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用音译“蒙”,再加上能够被广大中国观众接受并感到亲切的称谓词头“阿”字构成“阿蒙”,既可以用来指称仆人或宠物,又可以与ドラえもん的形象吻合。虽然“阿蒙”的译名现在鲜为人知,但是,在动画片「ドラえもん」引进之初,其译者充分考虑了目的语的文化和受众因素,并因此为今后的翻译奠定了基础。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对原作的一次翻译是不可能穷尽其内在价值的,但至少在某个方面会接近那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后来每一代的译者进行的重新翻译会使得新的译作距离原作的内在精神更加接近。”[3]364因此,翻译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忠实于原文的标准必然要求片名或角色名能直译时尽可能直译,然而对于一些抽象或引发歧义的片名或角色名,译者也会选用音译意译结合的方式[2]151。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妖精ディック」进入中国时,译者并没有采取“妖精迪克”的译名,而是考虑到主人公迪克是个守屋小精灵,故而翻译为“小鬼迪克”;「小公女セーラ」并没有翻译成“小公主莎拉”,而是翻译成了“莎拉物语”。该片描述了原是富家千金的莎拉在生活一落千丈后仍然积极乐观、真诚待人的故事,而并不是其本人就是公主。基于这样的内容,片名“莎拉物语”更能体现莎拉的生活经历。

(二)异化策略下的「ドラえもん」译名

异化是指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在翻译上就是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1]59。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ドラえもん」的译名“铜锣卫门”“哆啦A梦”就是异化的翻译。

1.铜锣卫门

20世纪90年代,地方台将「ドラえもん」动画片的作品名仍译为“机器猫”,但其主角名却出现了“叮当”“小叮当”“机器猫”“铜锣卫门”四种。“铜锣卫门”这一译名采取的是分译以及异化的翻译策略。所谓“铜锣”乃是指ドラえもん爱吃的日式甜点铜锣烧(どら焼き)。而某某“卫门”,则取自与“えもん”对应的汉字。“卫门”是日本近代以前常见的人名。藤子·F·不二雄的许多作品主角都惯以某某“卫门”来命名,例如《21衛門》(21エモン)即是一例。

但是,关于「ドラ」还有另外一说,即「ドラ」并非来自铜锣烧,而较可能来自「どら猫」(野猫)一词,因为藤子·F·不二雄本人曾提到当初他构思ドラえもん的造型之时,其灵感乃是来自于他所看到的一只系着铃铛的野猫②。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提出,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最初的意义往往已经无可觅寻,而且译文本身都要受到译者自身的文化信仰、知识和态度的浸染,因而,翻译只能是一种译者的再创造[3]195。藤子·F·不二雄病逝以后,当初「ドラ」这一词的确切含义已无从知晓。既然如此,那么也无法断言“铜锣”是否恰当。

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可知“铜锣卫门”为异化的翻译策略。之所以采取异化,是由于在某些源语中有的,而译语中无法找到的空缺词,我们可以采取异化的方式,引进外来语,而不硬和中文的相似词汇扯上关系显得不伦不类[6]。当然,由于“铜锣卫门”这一词至今对于中国人来说既不达意传神也不琅琅上口,因此该译名并不盛行,甚至知道它的人也为数不多。

动漫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片名的翻译除了考虑其商业价值外,更注重的是实现其信息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兼顾审美价值。因此,内地在翻译片名时,多采用直译,其最大特点是既保留了原片名的原汁原味、原风原貌,又求得片名和动漫的统一美[2]150。

“ドラえもん”翻译为“铜锣卫门”就是采用了分译的策略。此外,「フルーツバスケット」,台湾地区译为“幻影天使”或“魔法水果篮”,香港地区译为“生肖奇缘”,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是使用它的分译“水果篮子”。臼井仪人的「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翻译为“蜡笔小新”。这些译名都采用了分译的策略。分译的翻译策略反映了异化的原则,这些译名既符合原名的外貌,又保持了原名的精髓,在形式、意义等方面都达到了近似原名的效果。

2.哆啦A梦

「ドラえもん」的作者藤子·F·不二雄1996年病逝,其遗愿希望他笔下的这个可爱的蓝色猫型机器人统一使用它本来响亮的名字——ドラえもん③。于是台湾地区的大然文化在1997年以其音译“哆啦A梦”为该作品的中文名称。其后,香港地区的青文、内地的吉林美术出版社也陆续跟进。电视播放单位也大部分于21世纪初更改了译名②,把「ドラえもん」的作品名和主角名统一定为“哆啦A梦”。自此,内地和港台地区统一了译名并开始流行起来。

采取音译,有着深层次的含义:Doraemon这个名字由Dora和emon两个部分组成,其中Dora意为“神赐的礼物”,而emon是日文“卫门”的读音,因此Doraemon(哆啦A梦)可以理解为“守护天使”的含义④。之所以采用音译也就是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因为对于动漫名中涉及到人名、地名,如果为观众所熟知,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通常采用音译[7]59。而且异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译语简单明了且具有异国情调,保留了一些“洋味”,有利于文化交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哆啦A梦”之前还有“多啦A梦”这种译名。“多啦A梦”如果用粤语来读,则“多”“梦”这2个字,“多”读作do,“梦”读作mung,与日语ド、もん的发音几乎相同。与之相比,普通话的“多”则读作duō,“梦”读作mèng,与日语ド、もん的读音有很大差别。由于粤语中没有相当于日语“え”的汉字,故而采用字母A来表示。后来,为了与“啦”相匹配,“多”又被改成了“哆”字。当然,无论是“多拉A梦”还是“哆啦A梦”,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可知其属于异化的翻译策略。

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e Reiss)在《翻译理论基础概述》一书中认为:文本按照交际功能可以分成四类:重内容的文本、重形式的文本、重感染的文本、重听觉的文本。重听觉的文本不是给读者读的,而是让接收者通过听的方法来接受信息,主要包括歌曲、电视等,译者翻译这类文本时,要保证目标语读者获得的听觉效果和源语文本是对等的[3]143。因此「ドラえもん」被翻译成“哆啦A梦”,除了作者的遗愿之外,它在音义方面都很好地尊重了源语和目的语。

除了「ドラえもん」采取音译策略翻译为“哆啦A梦”,此外还有「ウルトラマン」,香港地区翻译为“超人”,台湾地区翻译为“超人力霸王”,还曾一度翻译为“咸蛋超人”。现内地官方译名采取音译的策略,将其翻译为“奥特曼”。「ガンダム」在内地和香港地区译为“高达”,在台湾地区翻译为“钢弹”,皆是采取音译的策略。

根据归化和异化的原则可以将「ドラえもん」作品名和主角名的主要中文译名归纳如表1。

从表1中可知,「ドラえもん」在进入华语世界以后,除了“铜锣卫门”和“哆啦A梦”,其作品名和主角名多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当其作者藤子·F·不二雄病逝之后,按照其遗愿,才统一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由「ドラえもん」看日本动漫名的翻译原则

贺莺根据功能对等理论,提出指导电影片名翻译的四大价值标准:一是信息价值原则,即片名翻译要忠实传递与原片内容相关的信息,做到翻译标题形式与原片内容的统一,也就是所谓实现信息价值的等值。二是文化价值原则,即译者要充分理解、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情感,避免出现误译。三是审美价值原则,即片名翻译讲究摆脱原文词语束缚,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美学内容,以艺术家的匠心对待原片,进行新的艺术创造。四是商业价值原则,即译者要充分把握译语文化特征和审美情趣,创造出译语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标题,引起其心理认同,激发审美愉悦而产生观看欲望[7]57-59。

动漫作为和电影同等的商业文化体裁,在翻译时也要同样遵循着这四个翻译原则。这一点从「ドラえもん」的中文译名就可见一斑。首先“阿蒙”的翻译就主要遵守了信息价值原则。ドラえもん在动漫中是可以帮助主人公大雄解决一切难题的宠物,翻译为“阿蒙”既与源语内容统一,又忠实传递了与原片内容相关的信息。“叮当”这一翻译主要遵循了文化价值原则。香港人喜欢在颈部坠个铃铛祈求平安,而ドラえもん身上也挂着一个大铃铛。同时ドラえもん在动漫中近似于一个守护神的存在与“叮当”存在着相同的文化含义。“机器猫”的翻译主要遵从了审美价值原则。由于ドラえもん本身是一个可爱的蓝色猫型机器人,而且内地同时期的动漫多以动物名作为片名,因此译者完全脱离了原片名,采取了“机器猫”这一译名。“哆啦A梦”则主要符合了商业价值原则。这一译名由中文和英文组合而成,首先在字面上夺人眼球;其次片名读起来琅琅上口,容易激发审美愉悦从而产生观看欲望。

综上所述,动漫名的翻译首先需要遵从其信息价值原则。其次,如果片名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则必须体现在片名翻译中。翻译片名时应尽量追求审美价值,但作为一种商业题材,应必须尊重其商业价值原则。

因此,翻译动漫名时,不能说哪一种策略就优于其他策略,关键是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应充分理解该片的内涵和原片名的匠心独运,充分考虑译入语观众的精神需求,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使译名具有概括性强、信息量大等特点,且能良好地表现语言的美感,以保证动漫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

注释:

①《儿童乐园》于1953年创刊,因经济问题于1995年停刊。

②引自哆啦A梦维基百科,htttp://zh.wikipedia.org/wiki/哆啦A梦。

③遗愿内容译成中文为:希望亚洲地区统一改以日本音译,使每个不同地方的读者只要一听,就知道在讲同一个人物。

④引自哆啦A梦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02573.htm.

[1]Shuttleworth M,Cowie M.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2]韩媛媛.论电影片名在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翻译比较[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8,22(4).

[3]赵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导读[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4]林蓓蓓.浅谈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电影名称的翻译[J].读与写杂志,2010,7(3):197.

[5]王立言,童美茹.文化视角下的英文电影译名方法[J].电影文学,2008(3):131-132.

[6]朱玉敏.从异化与归化谈影视翻译[D].厦门:厦门大学,2006.

[7]贺莺.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J].外语教学,2001,22(1).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Chinese Translated Terms of Japanese Cartoon and Comic Doraemon

DAI Lina
(School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The Cartoon and Comic of Doraemon has five Chinese translations.And the translated names of Doraemon reflect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division,transliteration,compilation,combination of transliter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causes and spread of 5 translations with the help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and it also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no matter what strategies we take,information value,cultural value,aesthetic value and commercial value of Cartoon and comic should be emphasized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artoon and comic;Doraemon;translated title; translation strategy

H36

A

2095-2074(2012)01-0039-06

2011-12-30

戴丽娜(1990-),女,浙江萧山人,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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