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概念提出到理论确立

刘明合

(泰山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系，山东 泰安 271021)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首要问题，是制定一切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在很长时期内，党对我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为此犯了很多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有过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不同阶段的重要思想火花，遗憾的是对这一思想没能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展开。更多的时候，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成为屡犯“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开始萌芽。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提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党的一些高层领导以及党的重要文献起草者，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理论界一些学者的探索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考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不管是苏联还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都曾出现严重偏差，并导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重大失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工作中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等人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判断国情，重新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

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的几年里，邓小平围绕我国现时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发表了许多深刻、精辟和独创性的见解，为后来形成《历史决议》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1］(P163－164)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与党的省级领导人座谈时强调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P194)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1］(P237)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那篇著名的讲话中强调:“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P257)1980年4月，邓小平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1］(P312);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1］(P312)这表明他已从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完善性、不成熟性等角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作了比较客观、准确的估计。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期。”“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2］(P527，539)。这是中央文献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提法，表达了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通过阶段性发展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战略思考。叶剑英的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作了基本估计，已经孕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思想。

二、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做出以前理论界关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

《历史决议》做出以前，我国理论界已经展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诸多问题的广泛讨论，包括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如同理论界对其他一些理论和历史问题的讨论一样，总的来说，同党中央总结历史、起草决议的进程处于良性互动之中。

在1979年2月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分组会上，苏绍智、冯兰瑞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后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上发表。文中批评了过去长时期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认为我国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作者认为，列宁多处使用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毛泽东也设想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需要比前一阶段更长的时间。作者主张，据此，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个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里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那个“过渡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时期，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才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同时认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小生产还占相当地位，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还泛滥着。这说明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3］

此后，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问题上，随着冯兰瑞等人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一文的发表而引发了一场影响较大的理论争论。有人认为，《阶段》一文实质上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有人认为该文提出了“我国的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一股否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潮。在这种情况下，这篇文章引起了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在胡乔木后来主持下编成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有这样一段话，集中说明了当时的这种争论:“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不顾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和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教条式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且必须消灭商品生产，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承认我国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建立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义，它们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极少数人甚至荒谬地宣称中国应该回过头去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的宣传，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

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制度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总的来看，尽管讨论中观点纷纭，有些表述(比如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仍然划入“过渡时期”)也许不很清楚、尚待商榷，但这个讨论总的应该认为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以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讨论，为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长期的思想、理论准备。

三、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

1980年，中央开始起草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0年的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在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亲自指导下，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起草了一个历史决议初稿，后经过党内四千人的讨论修改和中央高层领导五十二人的讨论，最终形成了在党内外影响深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历史决议最初的几个草稿中，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的一些思想和观念的雏型。

1980年10月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的那一稿中，在其第五部分，根据“建国三十一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弄清楚“我国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题目下，就有这样的论断:“在中国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应当而且只能有步骤地、分阶段地实现。”并且出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怎样从初级向高级发展”，以及“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级形态”这样的提法。

1981年3月提交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全体同志和中央一部分负责同志五十二人讨论的修改稿中，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今后建设的基本方针的部分，单列了一条“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其中指出:“从根本上说，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包括企图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变我国落后面貌这一类错误，就是因为离开了我国国情。”“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但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我国有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大比重，封建主义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还很深。这种国情决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只能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首先达到‘小康’水平，即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然后再向较高目标前进。”按照文献起草者龚育之的说法，决议稿起草到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已经呼之欲出了。

根据中央五十二人讨论的意见，历史决议稿又经过增删和修改。1981年5月准备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的修改稿中，就出现了包含“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提法在内的那段话。在强调“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说了“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不完善到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些话的意思一直保留到6月底最后正式通过的历史决议中。

据此，龚育之认为:“从这两年多的思想发展的长过程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在历史决议中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由来已渐的了。”［4］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个文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面冠以“尽管”二字，表明是处于陪衬的位置。这句话的主要之点是在“但是”后面，批判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在5月19日胡乔木在《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中可以得到验证:“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全党多年来的一贯主张。近年有同志提出异议，而党外有些人(好人坏人都有)也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恢复新民主主义制度等谬论，有些文章已公开发表在对外出口的刊物上，其影响不容忽视。”［5］(P158)历史决议用“尽管”的语气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予以肯定，虽然只是一种陪衬，但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它首次突破了自1962年以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分阶段的定论，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历史决议》的这个重要的判断并没有为人们真正理解。理论界这时还常常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相混淆。仅《人民日报》从1981年4月到1982年9月，就有近10篇文章，如《社会主义学说与实践》等，就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理论界如此，党的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也出现类似情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指出:“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党的十二大报告虽然坚持了历史决议中的提法，指明了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特征，但是，这个报告在讲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时，却又强调:“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十二大以后，为了驳斥对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基本事实持否定态度的不正确认识，理论界加强了宣传共产主义的力度。中共十二大后，《人民日报》(1982年9月24日)发表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宣部在《半月谈》(1982年第17期)上发表《关于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的宣传提纲》，《人民日报》在1982年12月11日发表的记者采访《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人民日报》1983年3月14日发表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等，认为我国目前是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受此影响，国内关于“初级阶段”的研究和讨论便沉寂下来，包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都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1986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的文章，再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问题。这篇文章指出:如果我们现实地清醒地思考问题，不难看出，我们现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很不相同。同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选》编辑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一切事业的成功之道——介绍〈陈云文选〉》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从低级到高级，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我国目前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还是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要考虑这个事实。［6］在此情况下，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才掀开了新的一页。

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重申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于光远认为，这个表述“是在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依据”［7］。此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一时间成为传播媒介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理论文章、学术著作、领导讲话等都在大量地使用这一概念。人们的认识逐渐清晰。彭真在1986年11月27日的一次讲话就很有代表性且又十分明了。他说:“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这个时期，理论界已经有人开始探讨比较深入的问题。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中国当时的改革等五个问题。并有理论工作者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等问题。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道路前进》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若干指导方针，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党对中国国情和建设道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报告强调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

十三大以后，邓小平有过几次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谈话，强调弄清楚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重要性。1987年11月16日，在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就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8］(P258)。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同埃塞俄比亚总统的谈话中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8］(P269)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8］(P379－380)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是一个上百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十五大报告用很大的篇幅阐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初级阶段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在这里，江泽民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中来定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漫长、异常艰难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再到发达的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相对于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言，只是一个起始阶段。所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2002年的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只有从这个最大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的战略措施。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并且指出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确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依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叶剑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冯兰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J］.经济研究，1979，(5).

［4］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A］.党史札记末编［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5］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陈炎兵，何五星.来龙去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内幕与发展纪实［A］.中国为何如此成功?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层重大决策纪实(1978－2008)［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7］于光远.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J］.炎黄春秋，2008，(8).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