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研究综述

李梅花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 133002）

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研究综述

李梅花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 133002）

中国朝鲜族历经清代、民国、伪满、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正式加入中国国籍，以此为标志基本完成了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朝鲜族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指出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并不是被动的、强制的，而是通过比较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提出在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后的形势下，朝鲜族在与韩国接触交往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弱化模糊他们的国家认同，反而更强化了他们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识。

国家认同;中国朝鲜族;民族政策

中国朝鲜族是近代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跨境迁入民族，是世界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中国朝鲜族成为中国公民历经清代、民国时期、伪满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正式加入中国国籍［1］。以此为标志，中国朝鲜族基本完成了国家认同。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内外多方面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下有所变化并显出其复杂性，它不仅涉及朝鲜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需要将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国情、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等联系在一起。

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朝鲜族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学领域，指国家决策范围内人们的态度取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反映的是民族和国家的一种关系，指在其他国家存在的语境下对某一国家所持有的感情和认识，体现了民族的政治认同与归属，其主要标志是国籍认可。中国朝鲜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经历了漫长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对朝鲜族的一系列工作方针、原则在朝鲜族地区的实践，彻底改变了朝鲜族处于双重压迫和民族歧视的不合理状况，使朝鲜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投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2］

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并以此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早在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满洲之高丽人”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3］87。中国共产党“六大”对朝鲜族的原则、立场和主张，贯彻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一系列文件中。1930年6月，满洲省委在《关于在满洲高丽人问题的提案》中明确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保障在满洲高丽人之居住自由及经济生活之向上发展。”［4］1934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又指出，东北民众包括“朝鲜人”“都一律平等，都是人民革命政府下的公民”［5］161。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组织不仅主张和强调朝鲜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还主张朝鲜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律平等。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事务。”［3］1661935年3月，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颁布的《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指出，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宣布东北各少数民族（蒙古人、高丽人、旗人等）与汉人一样享受经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平等权利［5］145。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进程中，一方面积极领导东北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并将朝鲜农民的动员和权益保障纳入其工作范畴。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立即派员奔赴革命势力较强的东满地区，在汉族和朝鲜族群众中发展党员，开展革命运动。翌年10月，中共延边区委成立。1930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东北朝鲜族马列主义团体各派代表联席会，讨论东北朝鲜族与各族人民携手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东北朝鲜族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东北的大批朝鲜族先进分子经过斗争考验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发展壮大了党在东北朝鲜族居住区的革命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革命者的民族运动与中国革命形成更为密切的联系，逐步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深刻的朝鲜族问题，客观分析了中国朝鲜族的状况，认定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认为“除参加华北抗联的朝鲜义勇军，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的是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6］。1946年12月，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发表了《延边朝鲜民族问题》的演说，充分肯定了朝鲜族在开拓东北地区和抗日斗争方面的贡献，指出朝鲜族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毫不逊色。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在延边地区的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完全承认朝鲜族的公民资格，无条件地给他们分配土地，让他们参与地方政权的建设，使他们真正当家作主人。从1946年至1948年间，东北解放区的朝鲜族和各族人民一道参加了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族一样分得了土地，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真正主人，事实上确定了朝鲜族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充分照顾朝鲜人的民族情感，承认他们的双重国籍。当时，对朝鲜族人民而言，朝鲜与中国好比“一个是爹，一个是娘”，这边是祖国，那边也是祖国。针对这种现象，当时延边的共产党组织尊重朝鲜族人民的感情，承认他们有双重国籍。现在作为中国公民享有中国公民一切权利，参加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一旦朝鲜遭到外敌侵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随时可以以朝鲜公民的身份投入到朝鲜的反侵略战争中去。这样既解决了目前急迫的问题，又不会伤害他们的感情。这是对东北朝鲜族的最大限度的宽容政策和民族政策。

1948年12月，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根据上级有关指示明确宣布:确定居住在延边境内的朝鲜族人民为中国境内之少数民族，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民主政府按照民族平等原则，给予朝鲜族人民地权、人权、财权，并保持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凡是过去居住在延边地区，并在土改中向当地民主政府正式加入户籍者，为中国公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这样，中国朝鲜族作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真正加入了中华民族的行列，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政策，解决了东北朝鲜族人民的国籍和土地所有权问题，使朝鲜族人民发自内心地加入了中国国籍。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族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不仅调动了朝鲜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也加强了朝鲜族人民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

二、朝鲜族国家认同的理性选择及其历史过程

在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起了重要作用［7］，但是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并不是被动的、强制的，或者说是在新形势下作出的策略性选择，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比较而作出的自主的、理性的、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选择。“中国朝鲜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有一个历史渐变过程，即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双向认同的过程。”［8］“朝鲜族对中国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选择……他们对作为中国国民具有强烈的自豪感。”［9］中国朝鲜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不仅是因为中国认可并接受了他们，给予他们土地和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挥汗耕作、浴血奋战，这里是他们割舍不断的热土，他们的命运已经与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早期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对开拓和建设东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中期，清政府为了挽救边疆危机，先后于1875年和1881年废除了对东边道边外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封禁令，开始招募关内的汉族流民。1885年，清政府在延边地区的移民实边政策奏效甚微且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改招募汉族移民为招募朝鲜垦民，特划图们江以北长达七百里、宽四五十里的地区为朝鲜垦民“专垦区”，以放荒、抚垦、免缴押荒钱等优惠条件招募广大朝鲜垦民。清政府招垦实边政策和朝鲜族专垦区的设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鲜流民。朝鲜移民迁人东北以后，披荆斩棘，刨地开荒，把荒凉空旷的东北边疆开拓为五谷丰登的良田。早在1881年延边地区刚刚开禁时，朝鲜垦民就在图们江北岸开垦出八千余公顷土地［10］。

朝鲜族不仅开发了东北边疆，而且还在这片土地上普及了水田耕作技术，在水稻品种的引进和试种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1］。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延边、吉林、北满地区的所有水田，开源地区水田的90%，通化地区、兴京地区、奉天附近水田的85%，抚顺地区水田的80%，安东地区水田的70%，都是朝鲜族开发和耕作的［12］。朝鲜族在东北地区的开拓和建设中的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朝鲜族社会历史地位并制定对朝鲜族工作方针、原则的坚实基础和重要的依据。

中国朝鲜族在形成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和中国其他兄弟民族共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正是共同的战斗经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铸就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在抗日战争中，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整个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正式组建。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基干队伍的一、二、三军战士几乎半数是朝鲜族人，并且是在朝鲜民族聚居地发展壮大起来的。东北抗联领导者周保中曾指出:“1932年所建立的坚强的东满游击队和1933年所建立的强大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都是由革命的朝鲜同志和革命的朝鲜群众所创建的，后来他们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军。第五军里也有不少优秀的朝鲜同志”［13］。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日战争中，东北各地的朝鲜族人民与其他各兄弟民族一道，浴血奋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延边地区抗日时期烈士共有3 301名，其中朝鲜族烈士为3 204名，占抗日时期烈士总数的97.06%。这里没有包括不知名的烈士和由于没有找到家属而无法发放烈士证的烈士。在366名延边抗日时期女烈士中，朝鲜族女烈士为360名［14］。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朝鲜半岛光复。围绕着留在中国还是回到母国的问题，朝鲜族经历了价值选择上的剧烈阵痛。一些在中国参加反日斗争或居住的朝鲜人开始回国，但对大多数朝鲜族来说，他们在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疆域和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他们的命运已经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中国革命的命运面临两种选择时，朝鲜族人民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朝鲜族参军人数共有64 000人，约占当时朝鲜族总人口的6%。由朝鲜族组建的武装部队先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参加了解放吉林、四平、长春、锦州、沈阳等地的重要战役。辽沈战役胜利后，他们又跨过长城，参加了平津、中南战役，一直打到重庆、广西、海南岛。他们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和模范兵团。在解放战争中，在110万东北朝鲜人中，就有62 942名热血青年参加了人民军队，其中有3 550多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吉林省2 662名，松江省521名，辽宁省264名［15］。在党的领导下，朝鲜族人民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中国朝鲜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踊跃投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热潮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朝鲜族指战员共两万余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中国朝鲜族人民的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仅延边地区就有6 981名烈士，其中98%是朝鲜族［16］。

中国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渐把本民族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密切联系起来，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和加强了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血肉联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朝鲜族革命所具有的“双重使命”的性质，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双重性。同时，朝鲜半岛分裂以及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朝鲜族的双重国家认同带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无法确定自己的故国应该是北韩还是南韩。但毋庸质疑，中国朝鲜族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员跨过鸭绿江为北韩而战，无疑明晰并坚定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他们是属于中国而不是朝鲜半岛国家。可以说，“中国朝鲜族的中华爱国主义情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经历了由双重到单一、由模糊到明确的发展过程。”［17］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朝鲜族国家认同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逐步淡化，国家认同的纽带也自然发生改变。从中国朝鲜族对于中国的认同上看，朝鲜族国家观的形成基本是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记忆而建构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共产主义”这种带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价值观与信仰的教育，成功地越过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价值观的界限，建构起了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流价值观——共产主义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18］。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而有别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特征也越发突出起来。“韩国梦”引发的出国务工大潮，不仅是近来影响中国朝鲜族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使得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凸显起来，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关注。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在国际交流不断扩大和韩国的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语言相通的天然优势使得中国朝鲜族大规模访韩成为可能。朝鲜族开始以探亲、劳务输出、国际婚姻、非法偷渡等各种途径涌入韩国。截止2009年初，到韩国打工的朝鲜族人口数达到36万人，这相当于我国朝鲜族总人口的近1/5［19］。朝鲜族赴韩后，主要从事当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由于他们中大多数是非法居留者，所以不能得到应有的工作保障，不能依靠政府改善工作条件，不能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到韩国雇主拖欠工资、诈骗、暴行等不公平待遇，而且还时刻处于担心被强制驱逐出境的恐惧之中。在同韩国的朝鲜民族接触交往中，中国朝鲜族既看出他们之间的某些共同特点，也发现了他们之间因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造成的价值观、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20］。生活和文化上的差异让朝鲜族在韩国充满了异乡感。对于那些来到韩国的朝鲜族来说，在韩国的生活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必须承受的苦难过程，他们努力适应韩国的生活就是为了能最后顺利离开韩国，回到中国享受幸福生活［21］。“韩国梦”不仅没有拉近朝鲜族与韩国的感情，反而使他们认识到与韩国人的差异甚至冲突，加深了自身对中华民族的归属［22］。

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与韩国之间的差异和隔阂，他们在对韩国抱怨、失望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身份和归属问题。有关朝鲜族身份认同意识的讨论在中国朝鲜族社会中得以广泛展开。1995年3月到9月，《黑龙江新闻》（朝鲜文）以“我们（中国朝鲜族）的心属于哪里?”为题，进行了旨在究明中国朝鲜族生存姿态和发展方向的征文大赛，得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回应，反响极大。经过长达半年的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我们是中国国民。国境线另一端的半岛虽然是我们的故国，但终究不过是某种安慰罢了，他们并不能为我们创造政治和生活上的决定性的条件和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注定了是中国人。

在有关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和归属的大讨论中，朝鲜族的作家和学者们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引导作用。朝鲜族著名学者郑判龙教授把中国朝鲜族比喻为嫁到婆家（中国）的朝鲜的女儿，中国是她丈夫的家:“既然我们嫁过来和公婆生活在一起，我们就应该遵循丈夫家里的传统，服侍好公婆，和自己的娘家保持距离。既然我们跨过了图们江生活在中国，我们就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尽量不要做伤害生活在那里的人的事。”［23］朝鲜族学者金元石从民族来源、历史范畴、民族特征、地理特点、国家属性等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朝鲜族的含义，提出中国朝鲜族不仅是迁入民族、近现代民族、跨界民族、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也是世界朝鲜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国籍上来讲，朝鲜族是中国的公民，是中国人，而不是“朝鲜人”。“朝鲜人”在当今之世，是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把朝鲜人、韩国人、中国朝鲜族区别开来［24］。

朝鲜族女作家许莲顺创作的小说《无根花》（朝鲜文）以中国朝鲜族洪志夏一家为了“寻根”而踏上故国寻找祖父的故事为主线，真实刻画了他在韩国经历的悲痛、冷遇和压抑，深入剖析了中国朝鲜族在与现代韩国和韩国文化接触过程中感受到的矛盾与苦恼，表达了朝鲜族对韩国的失望以及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我是无根花，从一个地方飘到另一个地方，漂无所依……我在风起风落之间往来于两个世界，但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落脚之处。对另一个世界的怀念、遗忘、乡愁、仇恨让我痛苦不堪。我从此地飞到彼地，永无停歇。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又从两个世界中逃离。我是谁?”［25］

朝鲜族作家金在国在其《韩国一无所有》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韩国的失望，并表达了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生育之爱和养育之爱对我来说同样宝贵。韩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缘故没能养育自己的孩子，是中国毫无怨言地将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抚养成人。我不仅是韩国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也许有人认为，身为中国朝鲜族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在朝鲜半岛得不到待见，在中国也不被认可……但是，在中国至少还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而韩国却根本没有什么对朝鲜族的优惠政策或方案……只有到了韩国，大多数朝鲜族才意识到他们是中国人。”［26］

可以说，中国朝鲜族特别是到韩国打工的朝鲜族的国家认同的稳定和加强，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韩国主要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是财富的获得和积累，而他们在韩国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对韩国制度、文化的心理上的不适和冲突，不仅影响到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从而不断强化原有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近来中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给国民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27］。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族人口较大规模地到韩国工作虽然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长此以往，经济上的认同是否会影响到国家认同?是否会带来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随着国家认同的增强而强化，朝鲜族的族群认同反而因跨国民族文化交流导致了危机，难免会影响到国家凝聚力与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朝鲜族在目前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鲜明强烈的，但是随着全球化过程中朝鲜族频繁而又大规模国内外流动以及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其问题必然会更加具有敏感性、特殊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朝鲜族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纽带应该通过什么来维系?这些问题是中国朝鲜族今后面临和解决的一大课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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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the Korea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LI Mei－hu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Yanbian University，Yanji Jilin 133002，China）

Before the Korean Chinese formally became Chinese citizen，they had gone through Qing Dynasty，the Republican Period，the Manchukuo Period，War of Liberation Period，a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hich marks the basic completion of the Korea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vital role the ethnic policy of CCP has play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Korea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points out the fact that the choice of the Korean Chinese as Chinese citizen is not passive and coerced，but independent and rational，and argues that th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the Korean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n，does not weak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Korean Chinese，but enhances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s Chinese citizen.

national identity;Korean Chinese;ethnic policy

C95

A

1009－315X（2012）02－0097－06

2011－09－20;最后

2011－10－24

李梅花（1970－），女，朝鲜族，吉林图们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区域民族文化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