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通古斯文化与迟子建小说研究

刘春玲

（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大庆 163712）

满－通古斯文化与迟子建小说研究

刘春玲

（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大庆 163712）

阐述了地域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满－通古斯文化对迟子建文学创作的影响，提出了在满－通古斯文化视阈下研究迟子建小说，不但可以系统地挖掘迟子建小说中满－通古斯文化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蕴，还能阐释和把握其精神图像和风格特色。指出满－通古斯文化与迟子建小说研究进一步探寻了东北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层文化和精神维度，有着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学术价值。

满－通古斯文化;迟子建小说;地域文化;地域文学

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如果去粗取精的话，无非取决于时间和空间两大因素，也就是作家生活及其作品反应的特定历史时代和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众所周知，作家的出生地及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必定会对其作品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因素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中谈到:“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因此，作家的成长环境对研究其作品便具有了重要意义。而地域文化是作家成长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文学研究与哺育作家成长的地域文化就产生了关联。

事实上，有关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的论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1800年，法国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1］中指出由于南北方的差异，而存在两类不同风格文学的现象。法国的另一位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2］中肯定了斯达尔夫人的论断，并科学地揭示了文学艺术与环境间的紧密关系。而中国对其论述相对西方而言则更为久远，从《礼记·王制》《诗经·国风》《文心雕龙》《颜氏家训·言辞篇》《世说新语·文学》及近代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等著作中均已提出地域文化和文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观点。

中国学界对地域文化与文学进行的学术性探讨和深入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克木率先提出了“文艺地域学研究”的设想。之后，在古代文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探讨地域文化和文学关系的著作。几年后，学界这一研究动向得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学者们意识到在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着眼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而常常忽略作家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突破了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瓶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可喜突破，并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既是地域文学的摇篮，又是地域文学的重要审美对象。

一

满－通古斯语族为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之一，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蒙古国的巴尔虎地区和日本的北海道地区，在中国境内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包括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满族、赫哲族和锡伯族。

古老、勇敢勤劳的满－通古斯语族早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就曾几度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创造并发展了具有浓厚民族特点的萨满教文化、口头文学与艺术、婚俗文化和丧葬文化等非物质文化以及桦树皮文化、居住文化、兽皮文化和饮食文化等物质文化。这些文化反映在他们的衣、食、住、行、用、礼仪习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体现了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色。

满－通古斯语族的部分文化体现了人类初创阶段的文化成果，对未来人类的文化发展仍有重要影响与积极意义。尤其是从远古走来的驯鹿鄂温克人，世代在山林里追随野生驯鹿，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大，至今仍较完好保存着人类早期社会诸多古老文明和特殊形态结构。较完整的保存着极其古老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内容，充分展示出北方山林民族古朴、纯真，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思维规则和文化内涵，是研究鄂温克族社会和文化的活资料［3］。因此满－通古斯文化成为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大师们倾力抢救和发掘的文化宝藏，并也成为文学艺术创作人员进行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

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满－通古斯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科。学者们从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对满－通古斯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文学、宗教、民俗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4］。近年来，除进行满－通古斯文化理论深层次研究外，有的学者还将其与相关学科结合研究，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有关成果如赵阿平著《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唐戈著《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满－通古斯文化》、赵阿平编《满－通古斯语言与文化研究》、郭孟秀编《满－通古斯语言与历史研究》和唐戈编《满－通古斯语言与文学宗教研究》等等，为满－通古斯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将其推向新的研究高度与广阔的空间。

二

文化是作家创作的底蕴，是作品的精神、灵魂和根脉。综观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作家的籍贯和故乡，对于他的写作题材，对于他营造的文学世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鲁迅先生曾说过:“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5］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是中国满－通古斯语族生活的核心区域，并且地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在过去漫长时代中满－通古斯文化已经成为大兴安岭地域文化的核心部分，并广泛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每一个细部，对大兴安岭地区居民的精神信仰、文化习俗、民间文学等方面曾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文化的地域性必然影响到文学。多年来，迟子建将自己创作的根牢牢扎在故乡，采借故乡的地域文化，经过审美熔炼，融进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倾向以及价值判断，对深层灌注着的包括伦理道德、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在内的满－通古斯文化进行了努力的挖掘，使其作品成为联系历史与现实、展示民族历史命运、剖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反思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媒介。因此，迟子建虽然是汉族作家，其小说在精神特质和艺术表达上都鲜明地体现出满－通古斯文化的印记，小说中满－通古斯语族特有的民风民俗、民族古老遗存和神话传说，显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环境因素起着烘托作用，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给予了新的生命活力和恰当的时空表现形式，并直接渗透到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主体气质中。对于迟子建来说，其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满－通古斯文化特质的自觉把握，如果没有满－通古斯文化的色彩，那么她的小说也就失去了独特的精神特质和艺术个性。正如迟子建在讲述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描述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小说时说:“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6］

纵观迟子建二十多年小说创作的文本脉络，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来她的写作风格在朴素的基础上逐露风骨，这不是作家写作技巧成熟的结果，而是建立在作家对人生、社会和世界深度认知基础之上的一种自我澄清过程。在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篇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和《鬼魅丹青》等多部小说中，迟子建呈现了大量的满－通古斯文化元素，使我们耳目一新，看到了她温情背后的探索、变化、发展和肩负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一面。迟子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巨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在故乡的满－通古斯文化浸润下，使其想像力和创造力勃然迸发的结果。就像迟子建自己所言:“好在我熟悉那片山林，也了解鄂温克与鄂伦春族的生活习性，写起来没有吃力的感觉。”［7］

可以说满－通古斯文化是迟子建小说的摇篮，又是迟子建小说的重要审美对象。就迟子建小说研究而言，如果忽略了满－通古斯文化这一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忽略了潜伏于迟子建人生深层结构里的历史文化因素，可能难以对迟子建小说的精神特质和艺术个性做出合理的评价，难以看到闪耀在迟子建小说深层结构的时代理性之光。因此，如果要深入研究迟子建小说，那么满－通古斯文化应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

目前学界对迟子建小说的研究主要从情调、意境、人性之光、民间立场、艺术特点、萨满文化及小说创作综合研究等方面入手，这些研究已经深入到迟子建创作的精神内核，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以往学术界虽然或多或少关注到了迟子建小说中的满－通古斯文化，但往往缺少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迟子建小说中的满－通古斯文化涵盖了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主要包含萨满教文化、禁忌文化、婚俗文化和丧葬文化等，物质文化主要包括桦树皮文化、居住文化和饮食文化等。她在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代表的一些小说中呈现了大量的满－通古斯文化元素，目前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非物质文化之一的萨满教文化上，而对其他的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目前学术界尚没有给予充分关注的新动态。因此，脱离满－通古斯文化的基石，片面的以其非物质文化之一的萨满教文化为对象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全面解读中满－通古斯文化背后深层的内涵及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

随着研究视阈的渐次张大，如果能够打破学科壁垒，充分借鉴学界已有的满－通古斯文化研究成果对浸润迟子建艺术肌体的满－通古斯文化进行整体性的梳理与研究，剖析满－通古斯文化对迟子建小说的灌溉与滋养，在时空结构里揭示其文学的动力传承和文化深度，进而追索迟子建小说创作的满－通古斯文化基因，并对小说中满－通古斯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底蕴进行分析，有望能够全面解读迟子建小说中满－通古斯文化背后深层的精神意蕴与审美特质。采用这一研究思路，我们将迟子建小说置于满－通古斯文化的视野中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尝试，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研究论文《论迟子建作品中满－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招魂母题》《迟子建小说中动物感恩母题的跨文化寻踪》《迟子建小说中满－通古斯语族萨满超自然行为的解读》和《迟子建小说中狐仙神话的跨文化探源》，但是相对于满－通古斯文化与迟子建小说研究来讲，这些研究只是管中窥豹。

由此可见，满－通古斯文化与迟子建小说研究目前仍是一片有待用力开拓的研究空间，一个有待培育的新的学术增长点。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可以从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迟子建小说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能够将迟子建小说研究引向深入，还可以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方式的拓展提供一些研究思路，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斯达尔夫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46－151.

［2］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223－225.

［3］卡丽娜.驯鹿鄂温克人文化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4:10.

［4］赵阿平.中国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及发展［J］.满语研究，2004，39（2）:6.

［5］鲁迅.“题未定”草（七）［M］∥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72.

［6］王薇薇，迟子建.为生命的感受去写作——迟子建访谈录［J］.作品，2007（8）:51.

［7］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06（2）:35.

Manchu—Tungus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Chi zi－jian＇s Novels

LIU Chun－l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Daqing Normal University，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China）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gional features and literature is expatiated，and the effect of Manchu—Tungus culture on Chi zi－jian’s literary creation is also analyzed.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tudy on Chi zi－jian’s novels from the view of Manchu—Tungus culture can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help explore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aesthetic implication hidden behind Manchu—Tungus culture，but also help explain and grasp the mental pictures and styles of his novels.It is pointed out that Manchu—Tungus culture and the study on Chi zi－jian＇s novels further explore the deep cultur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ality of the regional literature of northeastern China，which possesses the academic value that is based on and transcends regional features.

Manchu—Tungus culture;Chi zi－jian＇s novels;regional features;regional literature

I206.7

A

1009－315X（2012）02－0112－04

2011－12－10;最后

2012－12－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0Bzw080）;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554013）。

刘春玲（1973－），女，黑龙江大庆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王莉）